本文通过解读波兰尼的“双向运动”这一概念，阐述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国家政策摇摆于经济扩张收益与社会保护成本的制衡之间；并借用此视角解读霸权下的国际体系，提出资本扩张与秩序维护形成了体系层面的“双向运动”，霸权国则扮演了“体系中的政府”这一角色；具体通过对美国霸权的分析，浅析其利用国际多边机制使成本外部化且将收益内部化，但其局限性注定不能克服“双向运动”带来的冲击。

政治势力到底是主宰还是屈从于经济势力，这是个永恒的话题。在经济自由主义带来的收益与社会保护主义须付出的成本之间，国家往往摇摆不定；国际体系层面也面临着这一艰难的抉择。波兰尼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本文试图借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1]这一视角，阐述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保护主义之间在国际层面的表现以及霸权是如何应对这一难题的。
一、关于波兰尼的“双向运动”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提出“双向运动”这一概念，用以描述19世纪初到二战之间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他认为，“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即把市场的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2] 即市场的扩张运动与社会的保护运动构成了所谓的“双向运动”，此概念旨在揭示市场与社会、自由放任与保护主义之间的互动与关系。
“双向运动”之一是市场通过自身的扩张使得社会关系从属于市场体系。市场的扩张需要将非商品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进行商品化虚构，使得社会成为经济的附属品。“人以劳动力的形式，自然以土地的形式，可用于出售；劳动的使用可以一种所谓‘工资’的价格被普遍购买和出售土地的使用可以根据所谓‘租金’的价格转让……但这种商品化虚构(commodity fiction) 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把土地和人口的命运交由市场安排就等于消灭了它们。”[3] “市场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 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一旦经济体系通过分立的、以特定动机为基础并被授予特殊地位的制度来运转, 社会就必须以使该体系得以根据自身的法则运转的方式来型塑自身。” [4]“双向运动”之二是社会被市场“控制”后，产生抵抗与反控制。虽然市场将社会关系纳入市场体系之中，但由于两者的组织原则截然不同，社会面对市场的凌驾，必然进行反弹与抵抗，坚持在生产、劳动和土地等要素方面对市场活动进行控制。波兰尼认为，这样的反向运动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主义的反抗”，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进来。在国内层面上，表现为对工时、工资及工作环境的要求，使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兴起等；在国际层面上，则是贸易保护政策、对金本位规则的背离，以及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反抗资本主义。在波兰尼看来，反向运动的发生在于自由放任经济的运动需要这种反向运动来构成稳定，但他也同样认识到反向的保护运动有时会造成危险的政治经济停滞，如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他认为，市场的扩张运动与社会的保护运动之间的崩溃性张力最终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世界性灾难。
波兰尼的理论视野宏大，但若进入微观层面，会发现“双向运动”可以有更多角度的解读。
（一）“双向运动”的实质是社会力量之间的抗衡
波兰尼的“双向运动”表现出来的是市场与社会在组织原则及理念方面的抗争。“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目标是自我调节市场的确立，它依仗贸易阶级的支持，主要运用不干涉主义和自由贸易作为手段。另一种是社会保护原则，目标是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依仗直接受到市场有害行动影响的群体——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支持；它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5] 深层次看，这是经济与社会之间不同理念的抗争。市场规律要发挥作用，在于把一切要素商品化、同质化，其价值指向在于追逐利润；但社会是异质的，不同的阶层追求与动机不同，且人类的价值追求在于社会地位、声望、免于饥饿与恐惧等，这些基本价值与唯利是图的市场之间存在断层。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是以破坏原有的社会组织和人们尊崇的价值为代价的。“社会进步的取得是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的”，如果转型过快，社会无法承受，就会造成混乱。
但应该注意到，所谓“社会”与“市场”的对立仅是一种非常宏观、抽象的讲法，从微观上看，“社会”与“市场”的冲突其实是社会之中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在市场中受益的社会力量与在市场中受损的社会力量的冲突。受损的社会力量成为社会反向运动的主力。实质上，市场与社会的分离是从社会自身的分裂开始的。这种分裂在波兰尼那里表现为资产阶级以牺牲其对手（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生存为代价而对自身利益的积极维护。不是市场侵害社会，是社会的一部分侵害另一部分。“双向运动”其实是社会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份。正如桑德拉•霍尔珀林(Sandra Halperin)指出的：波兰尼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在社会学意义上无差别的整体，从而忽略了社会冲突这一关键的政治动力。[6]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的话，如果说国家是统治工具，则变革可看作不同社会力量争取国家政权而展开的斗争，这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但波兰尼并不认同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中起决定性作用，他视国家为一个独立行为体，认为国家与市场及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更为复杂。
（二）“双向运动”是通过“国家/政府”实现的
虽然波兰尼把更多的篇幅放在对市场与社会的描述上，似乎有意淡化了国家，但《大转型》一书中政府（国家）的角色无处不在。波兰尼对国家的认识是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国家既能够而且应当控制市场，但又不毁灭市场。简言之，国家在市场与社会的互动中扮演了桥梁及施动者的角色。可以发现，一方面，市场的发展与扩大并非自发的行为，而是国家政策导致。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市场发展起来的最初阶段，是国家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在实际上促进了市场经济最终的形成。且“市场并不会自动扩张，将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都包括进来。实际上，市场的扩张是由那些能控制政治政策的人们所推动的。”[7] 另一方面，社会的保护运动需要国家通过相关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予以保证。在反向运动中，社会更多是被动应对型的，国家拥有更强的动机性和行动力。波兰尼在书中列举了几个典型，如斯品汉姆兰法、新济贫法等，阐述政府所颁布的法律对市场社会的影响。国家通过设立制度、制定政策及颁布法律使得“双向运动”得以具体实现。
（三）“双向运动”的结果是追求经济收益与社会成本的平衡
如上所述，变革产生于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扩张政策与实现社会目标的保护政策之间的摇摆，国家是更倾向于经济扩张还是更倾向于做社会的守望者，这取决于国家更依赖于哪一部分。
波兰尼强调，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促使变革得以发生。他认为“‘集体主义’的反向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不是由人们偏好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共同利益造成的，而是完全由受到扩张着的市场机制影响的、广阔得多的根本性社会利益造成的。”[8] 但“整个社会的利益”究竟指什么，他并未明确；不过他同时也指出，不管变革的根源是贸易还是战争，社会的不同部门会采取不同的适应方式（包括强制方式），并调节自身利益以适应他们试图领导的其他群体。因此，只有当人们能够指出影响变革的那个集团/群体时，才能解释变革是如何发生的。[9] “影响变革的集团/群体”是通过左右国家政策的关键性力量。因此，是否可以这样推断：在国内层面，“双向运动”反映的是社会的领导阶层在扩大自身利益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平衡问题。
领导阶层之所以不可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大，需要进行社会保护，是因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强者要在整个社会中追求自身的权力与利益，就必须顾及弱者的权利与利益。弱者可能联合起来进行抵制，这种抵制力量不可忽视。为了维护秩序，保持稳定，强者必须采取举措，以求在逐利与秩序之间维持平衡，这是其领导的合法性的来源。
综上，“双向运动”是市场与社会，实质是社会不同力量之间通过国家进行抗争的表现。国家通过政策与法律在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之间左右摇摆，由于“每一个行为或决策都含有一种交易。实现某种目标的努力不可避免要包含对其它一些期望达到的目标有影响的成本。”[10]在“双向运动”中，社会保护可看作经济扩张所必须付出的成本，经济收益与社会成本两者之间相互制衡，因为社会保护不仅涉及社会成员基本目标的实现问题，更可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社会秩序。因此，国家一方面利用经济扩张增强国力，另一方面则通过社会反向运动保护市场扩张中受损害的阶层，进而树立政府的道德权威。
 二、国际层面的“双向运动”与霸权体系
如波兰尼所观察，随着国际金融及市场经济从地方与国家层面向全球扩张，“双向运动”造成了对一国之外的他者的损害。波兰尼注意到，工业社会的自我保护本身损害了非工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他指出，导致退化和沦落的原因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被牺牲者文化环境的解体。结果是人们的自尊与地位的受损。[11] 但他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扩张引起的地方及国家层面的社会保护运动，且这样的反向运动所保护的更多是地方及国家层面的利益，至于全球层面的反向运动则着墨极少。
从上文分析中可知，国内层面上的“双向运动”是国家在经济扩张的收益与社会保护的成本之间的权衡；在国际层面上，由于不存在一个中央权威，且目前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存在与否尚无定论，因此需要明确的是，如果存在类似的“双向运动”的话，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扩张中，什么机构引领了全球层面的保护性运动？[12]
（一）国际层面的“双向运动”：资本扩张与全球失序
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史。阿瑞基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描述为一连串体系积累周期，从对四大周期（依次为：热那亚、荷兰、英国与美国）的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并非完全依托其市场经济，而是倚仗资本与国家权力的有力结合才得以存活与发展。他借用布罗代尔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是作为一种“反市场”的力量出现的，它通过制约和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然”运作，给予资本以新的生存空间。而资本发展的“新空间”则来自于对原有的社会组织基础的破坏与调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每次物质扩张都是以一种特定的组织结构为基础的，而这种组织结构的生命力又渐渐遭到扩张本身的破坏。”[13]他认为，现代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一直表现为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权力逻辑之间恒定不变的对立，以及由当时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地通过重组世界政治——经济空间来解决它们的矛盾。”[14]
自由市场全球化要求改变原有的政治—经济的空间分布，在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成为社会和政治紧张的主要根源，并带来了体系秩序的调整甚至造成秩序混乱。从国际层面看，这种混乱不仅表现为体系秩序上国家实力不均、世界贫富差距扩大，更体现在社会秩序上各种思潮对立与社会矛盾，凸显出来的就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边缘国家——中心国家的对立、南北矛盾加剧引发各种政治冲突及恐怖主义等各种失序现象；从国家层面看，全球化不仅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扩大造成社会阶层对立、民生问题引发的政府合法性赤字等种种问题，而且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交通使得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本国领土内进出的人员、物资及发生的事件，这些深层的社会变化严重削弱了民族国家政府维护公共秩序的权力。[15]
对国际体系而言，“当体系的混乱加剧时，对‘秩序’——旧的秩序，新的秩序，任何秩序都行——的需求在统治者，或臣民，或两者当中越来越普遍。无论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只要能满足这种全体系范围内的对秩序的需求，就意味着面临获得世界霸权的机遇。……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就是由周而复始的重大调整所形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扩张，这些重大调整则由相继出现的霸权国家领导和统管的。”[16] 从这个角度看，霸权国维护或者重建国际秩序的行为使其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社会保护运动中国家的角色——国际层面反向运动的领导者。
（二）霸权国在“双向运动”中的角色
关于霸权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最典型的理论是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它重点研究权力的分配与国际经济行为的特点之间的关系。”[17] 后来吉尔平对霸权国实力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霸权体系与国际秩序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一个强大并且具有霸权实力的行为体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公益的实现；无霸权存在的国际社会则会处于无规则的混乱状态。在霸权体系中，霸权国作为体系领导者制定相关的国际规制以维持体系秩序，并最大限度获取自身利益。同时，霸权国必须为体系成员提供各个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容忍可能发生的“搭便车”行为。维护秩序与创造公益是霸权国的责任与义务，如邓肯·斯奈德所指出的，霸权稳定论有两个重要假设：一是霸权国为稳定的自由贸易国际体系提供领导者角色；二是虽然主导国家获益，但小国也获益，国际公益使小国获得更多好处，这是“霸权稳定论的实质”。[18] 霸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本身压倒一切的实力基础、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及国际上其他成员对其地位及缔造的秩序的认同。其中，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是霸权国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也是致使霸权衰弱的原因之一，因为霸权国付出每种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不断增加而边际收益却有不断减少的趋势，造成霸权国政治统治成本的不断增加，最终导致霸权的衰弱。
在霸权体系中，霸主试图在全球层面的“双向运动”中扮演“国家/政府”这一角色，其面临双重挑战：一是在体系层面上的权益扩张带来的不平衡与失序，即全球治理与维护秩序的问题；二是在国内层面上对外开放造成的外部对国内社会的冲击，即国内秩序与权威的维护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国家之间不同程度的增长与发展，吉尔平认为，这造成该体系的现存统治方式与该体系内权力的重新分配之间的断裂，从而导致国际体系的失衡。虽然统治集团的声望、领土分配、对该体系的统治以及国际分工继续有利于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但是该体系的统治方式最终所依赖的统治基础已经受到侵蚀。[19] 另一方面，国家的实力增长和扩张影响了国内社会的结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与否决定了国家对外政策能走多远。如果国家的增长与扩张同社会有权有势的集团的利益互为补充的话，国家就会有扩张的强大动力；反之，则会产生强烈的反动力。[20] 由此可见，霸权国受到国际、国内两方面力量的钳制，要进一步扩张或维护其霸权地位，必须维持既有的、对其有利的国际、国内秩序与权力结构，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维持一定程度的平衡，这是霸权国维护其霸主地位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正如考克斯（Robert W. Cox）所言，霸权作为一种特定的统治方式，主导国所创立的秩序按照普遍的原则运行，这些原则确保主导国和统治阶级能够继续保持它们的无上地位，同时又给弱势团体以一定的满足或得到满足的希望。[21]
霸权稳定论遭到了其他理论学派的诸多质疑，在这里不一一阐述，仅指出与下文论述相关的两点：一是霸权稳定论的实质是一种强权说，其掩盖了大国剥削弱国和小国的实质。英国的霸权体系即建立在牺牲殖民地利益的基础上。二是霸权稳定论忽视了一个问题：霸权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秩序如何影响其所构建的国际霸权体系的？
三、“双向运动”下的美国霸权体系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国际体系的“双向运动”的矛盾焦点在于经济扩张的同时如何维护秩序，这个秩序包括国际层面及国内层面。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稳定论提出，霸权体系的逻辑是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营造稳定的国际经济发展秩序，并由此巩固其领导的合法性以抵制国际层面的“反向运动”，治理全球失序问题。我们提出的问题是：霸权如何克服收益与成本日益不平衡的问题以及国内层面的“反向运动”造成的困扰？
美国霸权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相当娴熟的策略与技巧，特别是利用国际多边机制处理国际及国内两个层面的权益分配问题，不仅缓冲了国际层面的“双向运动”，同时还可聚集全球层面的资源以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尽管如此，美国的霸权也未能彻底克服“双向运动”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存在着软肋与局限性。
（一）相对内向型的霸权
Silver与Arrighi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一文中，比较了英国霸权与美国霸权下的“双向运动”的不同，认为英国是从推行单方面的自由贸易和海外殖民扩张中获得巨大收益从而获得霸权，但其过分依赖国际贸易市场，从而将自身利益外部化，最后由于国际市场的过分发展导致英国只好以牺牲国内利益为代价来维持国际体系的运行，最终走向衰弱。美国体系则相对不那么开放，由于冷战的需要以及美国自身颇具规模的国内市场、跨国企业以及不可撼动的军事优势，使其经济呈现出相对自给自足的特点。因此，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市场始终持有怀疑态度。[22]相对于英国霸权体系的“经济自由放任”，美国霸权体系更注重对体系的管理与约束。国内层面上，美国也一直施行保护主义，直到70年代，霸权受到挑战时，美国才重新推行自由主义理念。美国霸权体系下，政治力量及国家发挥较强的约束性作用。将政治势力置于经济势力之上，这是美国霸权的成功策略之一。
（二）成本的外部化：以多边机制缓冲“反向运动”的冲击
美国霸权的成功策略之二在于通过国际多边机制管理体系，且使得管理成本外部化。美国称霸世界最重要的支撑点是所谓“机制霸权”[23]。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倡导下建立起来了一系列至今还在运转的国际机制和联盟，涵盖了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北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目前正在谈判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以及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而建立的一系列国际安全机制。基欧汉认为，正是通过建立多边机构使各国能够分担责任和负担，美国才能够最有效地行使领导力。虽然这些机构在各自的目标或者消除它们成员间的分歧上可能并不总是很成功，但是它们使合作变得更加容易并减少了美国的负担——这是美国这么多年来在创建和维护多边国际机构上投入了诸多努力的缘由。[24]
如果说英国霸权体系的单边自由主义理念是着眼于最大化“经济收益”，即国际自由市场体系带来的收益；那么，设立多边机构则使得美国能够最小化“社会成本”，即利用多边机制分化国际体系的治理成本，缓冲“双向运动”中社会反弹带来的阶段性损失。联合国通过形式上的民主化确保了美国霸权的合法性来源，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各国实现收支平衡的同时提供了使霸权国免受动荡的手段，世贸组织一方面鼓励降低关税，促进贸易自由，另一方面也允许非关税手段的贸易保护。这些特殊的制度和规则安排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实现国际层面的社会保护目标——一定程度上约束强者、保护弱者。最小化“社会成本”的逻辑能最大化地保证社会稳定，就霸权国本身的短期收益而言，可能远非最优；但从霸权体系的长远发展来看，由于英国已经通过自由贸易将体系的范围扩大到了地理上的极限，美国只能从增强体系的强度上施展自己的霸权，而借助各种国际组织的作用便是强化对体系的管理与控制的有效路径。
（三）收益的内部化：对国内社会的保护
关于国家与社会、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这几个层面的整合，新葛兰西学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代表人物考克斯提出，霸权的形成是由于霸权国国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往外扩张，延伸到国际领域，他们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而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认可，推动并维持霸权秩序的整个过程。[25] 这意味着，霸权体系是建立在霸权国国内统治秩序的基础之上的，在此意义上，国内层面对霸权国更为重要。经济的对外扩张带来国内社会的对外开放，如何确保国内各阶层利益不受国家对外扩张的损害，维持社会占支配的阶层，或者说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极为关键。
美国霸权注意到了这一点。一方面，美国借助各领域的国际机制对全球范围内资源进行操控，以保障美国自身的优越地位，并可聚集全球资源向来抵消掉其内部的反抗力量。[26]另一方面，在霸权秩序与国内秩序之间，美国更倾向于保护本国的利益，这是美国霸权与英国的不同之处。例如，通过实施浮动汇率体系，美元不需要像英镑一样被大量投入国际市场以维持国际体系运行。
（四）美国霸权的局限性
美国的霸权体系并非完美无缺，相反，近几年美国霸权的相对衰弱恰恰反映了美国霸权的局限所在。其一，美国缺乏自我约束，任意践踏自己创立的国际机制。2001年美国将联合国置之一边，发动了阿富汗战争，霍布斯鲍姆认为，这表明美国抛弃行之有效的多边国际机制，决定建立单方支撑的世界霸权，这是21世纪国际秩序变革的焦点。[27] 这也彻底揭开了美国霸权的面纱：美国对多边主义抱着一种工具性的态度，而不是致力于将它作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制度。[28] 其二，美国霸权对体系范围之外的国家带来冲击与损害。霸权体系是有边界的，霸权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所能触及的范围可视为霸权的体系范围。霸权体系的稳定仅局限在这个范围之内，体系之外则遭受来自霸权国的资源剥削与任意干涉。作为支配国，霸权有意愿亦有能力将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霸权对其国内的保护增加了边缘国家的不稳定性。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显然是美国霸权的牺牲品，也是其流沙区——进退两难。美国不仅对霸权体系之外的国家无力掌控，对体系内的国家，甚至包括盟国，其领导力也受质疑，信任度日衰。加之世界经济的发展形成各方激烈竞争的局面日益明显，而美国的应对能力却日渐式微，霸权地位已然丧失。
四、结语
目前，在美国实力呈相对衰退的趋势之下，全球范围的社会保护意愿和能力也被削弱，增加了全球秩序的不稳定性。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仍摇摆于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保护主义之间。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之深，意味着全球金融、经济秩序必须变革，政治秩序的也须转型。关于变革的方向，有学者认为，“全世界各国的普通大众都加入到让经济从属于民主政治，以国际合作为基础重塑全球经济的共同努力中去。这样一种旨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跨国性社会运动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了。”[29]但对于全球秩序，能否进行自下而上、以社会保护为主导的改革，同时又要避免使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危机？尚待观察。

文献来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