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的“橙色革命”到2014年国内动乱的迅速升级，充分体现出乌克兰危机的历史延续性和必然性。应该看到，这两次危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一次整体危机的不同阶段，本文旨在考察2014年以来乌克兰危机的一些特殊现象，希望从地缘战略理论层面进行总结。乌克兰危机是长期积累的国内政治认同危机、地区发展差异以及大国地缘战略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从本质上看背后是美国这个海上强国和俄罗斯这个陆上强国地缘战略实力的全面较量，因此应该透过危机深入考察美俄地缘战略博弈的新变化。西方地缘战略理论发展至边缘地带理论以来几近陷于停滞，原因之一是美俄两国先天地理条件所限。美国海权虽然强大，但对于遥远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依然鞭长莫及，在当前国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更显得力不从心。虽然俄罗斯国力也大不如苏联时期，但在周边陆权领域依然表现出强大的防守能力。这种海陆二元对立的传统地缘战略态势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同时又表现出新的特点。
西方地缘战略理论发展停滞不前的另一原因是冷战时期美苏二元对立的经济体系将海陆两强地缘战略固化下来，但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市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正逐渐打破这种二元对立，将海陆强国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地缘经济力量由此崛起。传统地缘战略中“你输即我赢”的零和博弈正转变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非零和博弈，贸易、投资、金融、产业布局、能源通道、自贸区安排等多种经济要素已成为大国地缘战略的重要内容。从这一理论视角观察，可以发现乌克兰危机已经由初期的地缘政治博弈转变为美俄两国全面的地缘经济博弈，这不仅预示着乌克兰危机和美俄关系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也为中国运筹周边地缘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乌克兰危机暴露美国海洋霸权限度

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主导的当代世界，海权一直是许多战略家推崇的对象，他们认为英美两国之所以能建立全球霸权是由于拥有强大的海权。但是海权是有限的，并非拥有强大的海军就能称霸世界。马汉在《海权论》开篇就谈到“海军对那个时代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影响”，但也承认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疆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性和政府性质。[①] 在此基础上，海洋强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战略目标，并巧妙地使用战略资源以实现此目标。以鼎盛时期的英国为例，其作为海洋霸权国的主要目标包括：第一，保护英吉利海峡防止外敌入侵；第二，保护英国海外贸易和鼓励殖民地发展；第三，阻止任何欧洲强国取得欧陆霸权。[②] 美国在继承英国海洋霸权的基础上，将选择性干预作为当代一种重要战略思想。在罗伯特·阿特看来，这种战略要求美国把战略资源特别是军事资源投到最重要的地区，包括欧洲、东亚和中东，并只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比如为了生死攸关的利益，或者阻止某国内部大屠杀。当民主国家提出要求时则应进行低成本、快捷的干预，并将自己置于有较少利害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之外。[③]
根据此战略可以发现美国在本次乌克兰危机中与俄罗斯战略博弈时的一些优势：第一，占据国际法和道义优势。克里米亚入俄的最关键问题是俄罗斯对一个主权国家领土的强行改变，有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嫌疑。尽管有科索沃独立在先，但这未必意味着俄罗斯拥有可以改变其他主权国家领土的权利。如果这一行为得到普遍认可，那么干涉内政和领土变更就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规范”，这是对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挑战，美国正是借此争取到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
第二，亲西方势力掌握乌克兰政权。西方国家长期对乌克兰亲西方势力给予资助，使其能够发动政变推翻亚努科维奇政府。目前以波罗申科为总统的乌克兰政府表达了明显的亲西方意愿，希望加入北约。波罗申科于2014年11月24日在与来访的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会晤后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乌克兰当局制定了为期至少6年的计划，以便乌克兰通过不懈努力能够符合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标准。他指出，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提出的改革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入北约的要求是一致的。[④]
第三，北约的军事威慑。虽然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但北约在东欧前沿的存在仍然是威慑俄罗斯的强大力量，可以防止俄罗斯采取进一步军事扩张行动。
尽管有上述优势，但对美国而言，要加大对乌克兰危机的干预力度仍有困难。一般而言，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实施还必须基于三个条件：第一，坚实的国内经济基础；第二，庞大且稳定的联盟支持；第三，打击对象都是中小国家，并且不与主要大国进行正面交锋。这三个条件构成了美国基于海洋霸权进行军事干涉的前提，只有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或至少两个条件，美国才有可能进行军事干预。原因在于，坚实的国内经济基础为美国提供了足够的战争经费，庞大且稳定的联盟支持可以分摊战争成本、减少美军伤亡，同时获得国际合法性。因此，扩大盟友数量不只是出于经济考虑，即使在美国霸权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如二战后初期的朝鲜战争和乔治·布什总统时期的海湾战争。最后，选择小国而避免与大国正面交锋显然符合美国“低成本、快捷”干预的原则。因此，作为海洋霸权国家，美国的军事干预相当程度上依赖强大的海军和空军的远程投放能力，以对目标进行密集高强度的空中打击为主要手段。但是，这些因素在本次乌克兰危机中都不存在。
首先，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当前的美国经济已无法支撑一场如此远距离的大规模军事行动。2014年3月5日，正值美俄就乌克兰危机博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2015年度国防预算。虽然总数仍然高达4,956亿美元，但与2014年相比有所下降，特别是在阿富汗战争进入尾声的背景下，海外战争经费还将下调。总体来看，该预算的主题还是精简人员，提升美军灵活反应能力，在地缘政治上则仍将“亚太再平衡”战略置于突出位置。[⑤] 但美国国防部高官也表示，由于国防预算压力，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根本“不可能发生”。[⑥] 2014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负增长2.9%的表现也从侧面证明了经济不振对于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之初采取军事行动的掣肘。尽管第三季度经济增长5%，失业率下降，但美国服务业和房地产市场依然低迷，2014年底消费增长更多是节日消费拉动，美国经济是否正式步入复苏轨道并不清晰。[⑦] 在此背景下，处于奥巴马政府安全战略次要地位的乌克兰就更缺少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
其次，同样由于金融危机，美国的欧洲盟友深陷经济困境。其中最为重要的德国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俄罗斯超过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和原油销往德国。所以，德国不想在经济危机时损害与俄罗斯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也不会对俄采取强硬政策。[⑧]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负责俄罗斯问题的美国前国家情报官员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在选择武力应对乌克兰问题上确实处于两难境地，而且欧洲盟友普遍希望寻求政治解决。[⑨] 2015年1月1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就乌克兰问题再次通电话，两国领导人再次强调愿继续推动乌克兰东部问题和平解决。[⑩] 之后俄、德、乌、法四国外长会议的召开充分体现出欧洲国家不愿意受限于美国，希望独立与俄罗斯协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意图。这使得美国很难获得一个庞大而稳定的联盟。而这一点对于英美这样的海权国家来说又至关重要，“因为历史上英国历次重大战争的胜利不仅归功于英国的制海权，同样归功于英国的大陆盟国为此作出的不懈努力。”[11] 这一点对于今天的美国同样适用。
最后，之前美国进行空中打击的国家大都不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尽管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但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现实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看，其与俄罗斯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实际上其本身更倾向俄罗斯。换言之，美国如果空袭克里米亚就等同空袭俄罗斯，而且不得不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单独与俄罗斯这样一个强大的陆上强国正面交手，这显然不符合美国作为海洋霸权国的利益。
总之，海权的内涵远不止于在海洋上的权力，而且必须考虑权力的限度。乔治·凯南就曾警示美国决策者：“当谈论责任时，必须考虑我们国家能力的限度和承担责任的成本。必须认识到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即使参与进去也没有多少帮助，因此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12] 由于海洋国家依赖海洋，因此才更需要以强大的国内经济基础作为坚实后方，以团结的盟友相互依靠，最后选择攻击成本最小的对手进行速战速决式的军事行动，这些都构成了凯南所说的美国国家能力的限度，并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暴露无遗。相反，作为陆上强国的俄罗斯，虽然在盎格鲁—撒克逊海洋文明主导的世界中略显颓势，但当面对乌克兰危机这种周边地缘战略博弈时，其传统的陆权优势则被彰显。

二、乌克兰危机彰显俄罗斯传统陆权优势

麦金德曾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指出：“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现在俄国……占领了原有德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13]
麦金德作为海洋性国家的学者，却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欧亚大陆深处，认为拥有强大陆权的国家才能赢得世界，这充分体现了20世纪初期英国基于海上优势的世界霸权开始衰落之时产生的危机感和对新兴陆权国家优势的畏惧。基于麦金德的论述，今天俄罗斯相对于美国的地缘战略优势集中表现在，前者依托横跨欧亚大陆的领土面积，集中资源牢牢控制周边地区战略要冲，以坚定的政治意愿和强大的军事能力对任何可能侵犯其边境的敌人保持足够的、可靠的战略威慑，并在必要时予以坚决回击。这一战略的前提基础在于俄罗斯拥有独一无二的广袤国土，这既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战略纵深，也大大增加了其海外扩张的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英、美、日等海洋国家具有天然海洋屏障，乌拉尔山以西的俄罗斯核心地区紧邻战事多发的欧洲东部边界。因此，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漫长边界和近邻地区不受侵犯。相对于普通面积的大国而言，俄罗斯仅此一项任务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和精力。
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在崛起过程中没有像西方列强一样争夺海外殖民地，而是扎扎实实地向周边地区扩张，并不断夯实自己的周边安全地带。自“贱卖”阿拉斯加之后，“俄国人（不管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的版图）基本都在目前的版图边界内外徘徊，其目标都是为了获得不冻港出海口。但不管其如何冲撞，几百年来，俄国的领土范围迄今没有在向西方向走出波罗的海，向南方向走出黑海和阿富汗，向东方向也未伸入西太平洋的东海”。[14] 这说明，“俄罗斯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相吻合。在这个规律下，俄罗斯国家版图与其扩张能力正好成负相关的关系，即俄罗斯的扩张因其巨大的国家版图而不堪一击，而大版图又使俄罗斯人的自卫即守土能力坚如磐石。”[15]
俄罗斯强大的守土能力历史上曾在面对拿破仑和希特勒的进攻时体现得淋漓尽致，现在又重现于和美国较量的乌克兰危机中。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以周边地区为安全战略第一目标，并始终将独联体国家视为其安全的首要保证。普京总统更表示，在苏联版图上“深化一体化进程”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并对独联体国家实行“芬兰化”政策，即允许其国内政治制度各异，但在外交上必须倒向俄罗斯，否则就像对格鲁吉亚一样果断出兵。[16] 为此，俄罗斯试图通过关税同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经济和安全一体化措施将独联体建设成为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联邦，一方面独联体其他成员高度依赖俄罗斯，另一方面俄罗斯又不必进行领土扩张，在形式上类似于欧盟（EU）的东欧经济共同体（EEC）。[17]
而在独联体国家中，乌克兰既是俄罗斯文明的发祥地，在现实中又是俄罗斯重要的安全缓冲区，克里米亚不仅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重要象征——黑海舰队——驻地，而且在1918年就曾划归俄罗斯，到1954年为纪念乌克兰哥萨克与俄罗斯结盟300周年才被划归乌克兰。但克里米亚人口中俄罗斯人仍占绝对优势，虽然乌克兰语是其官方语言，但绝大多数人认为俄语是其母语，在民族情感上完全倒向俄罗斯，连刚刚出狱就赴乌克兰一线号召反俄的俄罗斯石油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都直言，克里米亚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圣地。因此，与乌克兰的关系也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18] 克里米亚俨然成为俄罗斯的核心国家利益。因此，普京在克里米亚全民公投前两周就已经通过最小范围的“战时内阁”会议做出决定要将其纳入联邦，[19] 这充分说明其志在必得的决心和信心。
同时应该看到，美国以民族自决为由强行推动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对于俄罗斯人占绝大多数的克里米亚而言起到明显的“示范”作用，也成为这次普京回应西方的有力武器。普京在批准克里米亚入俄的讲话中指出：“克里米亚政府还有科索沃这一先例，这一先例是我们的西方伙伴自己制造的，亲手制造的，它和克里米亚现在的情况完全一样。他们承认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是合法的，并向所有人证明，科索沃独立不需要得到任何中央政府的允许。”[20] 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在乌克兰危机上美国坚持“后民族国家”的自由主义理念，而普京则坚持现实主义理念，因此俄罗斯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防御性行为，危机的错误在西方。[21]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才会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初期比美国更加从容应对，包括秘密接纳亚努科维奇，及时在西部边境进行军事演习，并通过媒体向世界展示普京总统视察部队时的自信形象，然后由联邦委员会通过总统出兵提案，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采取行动。最后的结果是，俄罗斯并未采取大的军事行动就掌握了对克里米亚的绝对控制权，将自己的力量恰当维持在最能发挥作用的边界上，直至最后通过公投收回克里米亚。在夯实西南边境安全基础上，俄罗斯并未过度使用武力走出黑海，而是表示没有意图出兵或兼并克里米亚，希望与西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特别是保持与乌克兰的经济联系。至此，普京总统在与西方的博弈中保持了明显的主动性，以至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在国会严厉批评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对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因严重情报失误导致反应不及。[22]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曾指出，“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尽管大国民族主义的减退和意识形态的淡化已减少了全球政治中的情感成分，核武器又大大地限制了武力的使用，基于领土考虑的竞争仍在世界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只是现在的方式往往比过去文明了一些。在这种竞争中，地理位置仍是决定民族国家对外政策优先目标的出发点。国家领土面积的大小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标准。”[23] 可见，即使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主导的21世纪初期，领土政治依然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尤其在涉及国家安全时，依托自身地缘优势争取主动对于大国来说仍然显得格外重要。俄罗斯在这次与美国的地缘战略博弈初期之所以能够胜出，正是由于其充分发挥了陆上强国擅长运用周边地缘政治的优势。在准确评估美国国力下降和乌克兰仅属于其边缘利益的基础上，对克里米亚这样的核心利益以高调军事威慑方式表现出坚决捍卫的决心，但又不过度使用权力，同时在危机中始终与西方国家保持对话，既展示了建设性的一面，又将俄罗斯的意图准确传递给对手。在军事冲突得以控制的前提下，世界市场带来的复合相互依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联动效应使美俄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博弈转向了地缘经济领域，这不仅拓展了传统地缘战略的内涵，也预示着美俄战略博弈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三、乌克兰危机与美俄地缘经济博弈

地缘经济学认为，“在新的地缘经济时代，国际争端的起因及其对抗手段一般都限于经济范畴；即使经济摩擦转化为政治冲突时，解决冲突的手段也往往借助于经济武器。……以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冲突，这就限制了冲突升级的范围，即限定在双方经济风险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甚至要考虑到全球和区域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24] 因此，考虑到美俄在黑海直接军事对抗的成本将超出两国甚至国际社会的承受范围，从长期来看，由于不能确定对俄罗斯直接经济制裁的有效性，[25] 美俄将围绕乌克兰展开深入的地缘经济博弈，主要表现在通过加大援助、投资、贸易和金融便利、派出专家指导改革等方式帮助乌克兰恢复经济，以增强对其未来发展的控制力。
实际上普京十分看重经济在外交中的作用，他在1999年被任命为总理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决当时俄罗斯的金融问题。2006年，普京总统曾向俄罗斯安全部门指出，军事安全的水平直接取决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并在向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发表年度演说时反复强调社会经济的恢复对于更积极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并得到俄罗斯社会精英的赞同。[26] 2013年2月，普京针对美国推行第二阶段导弹防御部署在俄国防部会议上表示，俄罗斯的战略优先次序是欧亚一体化发展、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在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框架内深化伙伴关系。[27] 这说明在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战略已成为俄罗斯与美国博弈的重要手段。具体到乌克兰，俄罗斯更具有天然优势。由于地理上紧邻，在苏联时期又长期进行不对等分工，目前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非常严重，这从双方的贸易关系可见一斑（表1）。



表1显示，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出口和进口比重都远远超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比重，二者形成了一种严重不对称的经济依赖关系。虽然俄罗斯从乌克兰进口大量农产品，但乌克兰也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因此，乌克兰在双边经济关系上对俄罗斯缺乏实质性的影响，若以能源为主要标志，俄罗斯则享有极为显著的经济优势。[28] 早在2001年，普京就十分重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经济控制力，据称当时有60%的乌克兰企业与俄罗斯公司合作。2001年11月，俄罗斯与乌克兰签署自由经济区协议。到2002年，乌克兰50%的产业已经为俄罗斯资本所有。[29] 基于这一绝对优势，俄罗斯可以在乌克兰未来经济重建中掌握主动权，尤其是可以进一步利用能源杠杆通过乌克兰通道撬动整个欧洲地缘政治经济。尽管乌克兰和欧盟也可以通过增加过境费和开辟新能源通道进行反制，但短期内俄罗斯仍将是欧盟最主要的能源供给国。
在本次危机中，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Dvorkovich）曾表示，俄罗斯希望与乌克兰企业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30] 俄罗斯政府还表示向克里米亚投资400亿卢布用以支持其工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主要包括与国防工业、机械制造和船舶维护（包括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舰船）相关的企业。[31] 乌克兰东部地区武装独立后，俄罗斯与其进一步加强了联系，从2014年8月开始向该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15年1月8日，第十一批共1,400万吨援助物资送达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其中包括食品、药品、急需品以及为孩子们准备的俄罗斯东正教圣诞节礼物。[32] 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国家自主性和权力集中的强调将有利于俄罗斯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因为“纵观俄历史，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时期都非常重视向先进国家学习，但均没有条件获得先进国家的帮助。但恰恰在这两个被视为‘最专制’的时期，却是俄国家发展最迅速的时期。”[33] 这将为乌克兰经济提供更多机遇，俄乌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将进一步提高。
对于美国而言，由于在地缘关系中处于劣势，只能以增加援助和派出专家作为其加强对乌克兰经济控制的主要手段。在危机发生后不久，美国官方就曾表示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贷款担保以缓解因削减能源补贴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同时还将派出专家帮助乌克兰国家银行稳定金融系统和市场，同时帮助改革能源部门。[34] 2014年12月，美国又加大对克里米亚的制裁，禁止向克里米亚地区投资并从这一地区进出口货物、服务和技术。[35] 这说明美国非常看重在乌克兰危机中经济制裁的针对性，希望削弱俄罗斯在其传统势力范围的影响。
另外，地缘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密切联系，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机制也成为其与俄罗斯展开地缘经济博弈的重要手段。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发生后立即表示已做好援助乌克兰的准备，世界银行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0亿美元援助。奥巴马总统更明确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站在援助乌克兰的前沿，通过大规模金融和技术援助帮助乌克兰进行坚定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以尽快恢复经济。[36] 其次，不排除美国利用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规则优势直接支持乌克兰对刚加入的俄罗斯提起贸易诉讼。最后，以争夺世界货币控制权为核心的“币缘政治”已成为左右当代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杠杆，[37] 而美元霸权并未因金融危机而丧失，仍是世界储备货币，这为美国通过人为调控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打击俄罗斯提供了条件。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上台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以及美元升值预期都为油价下跌提供了空间，这对俄罗斯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带来的冲击不可小觑。
总之，美国作为典型的海洋霸权国家，其本质并非只是拥有强大的海军，西班牙、俄罗斯、德国、法国都曾拥有强大海军，为什么只有英国和美国建立了真正意义上持久的全球霸权，因为“对于世界经济的主导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是决定海权能否长久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38] 美俄围绕乌克兰展开的地缘经济博弈，归根到底还是两个国家的制度创新能力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本国对世界经济掌控能力的较量，这也是在后冷战时期美俄意识形态对抗的本质。

四、乌克兰危机的全球地缘战略影响

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俄关系略有好转，但由于西方国家在本次乌克兰危机中越过了俄罗斯的底线，导致西方与俄罗斯关系再次跌入谷底，由此对全球地缘战略态势造成的影响值得关注。
第一，美国地缘战略调整牵动全球地缘格局。
“重返亚太”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主要对外战略，但乌克兰危机彻底改变了奥巴马上任之初的全球地缘态势。对美国而言，欧洲突然面临着比亚太地区更紧迫的传统安全威胁，这使得“世界都在盯着美国是否会‘重返欧洲’”。[39] 目前来看，2014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同时掌控参众两院的局面使奥巴马总统在剩下的两年任期内很难在东欧与俄罗斯全面较量。但从长期来看，如果奥巴马卸任后共和党重新执政，不排除美国会将战略重心再次向欧洲倾斜。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自冷战结束以来，凡是共和党执政时期的东欧地区都是美国的重大利益，否则美国就不会在冷战结束之初花费大量资金防止东欧国家退回到共产党国家，乔治·沃克·布什总统时期也不会积极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共和党人罗伯特·盖茨所说，“西方国家对抗普京掌控俄罗斯周边国家野心的唯一途径就是打一场战略性持久战。这意味着通过采取行动使俄罗斯人明白，普京的世界观、目标及其为达到目标所采用的手段，久而久之将大大削弱并孤立俄罗斯。”[40] 如果这一设想成为现实，美俄将进行一场包括政治、外交、军事、金融、能源、科技、文化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博弈，双方战略意志将经受严峻考验，国际能源、安全、金融等体系也会受到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克里米亚入俄后就表示，北约应该回到欧洲与俄罗斯对抗的前沿，承担其冷战时就已确立的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责任。[41] 奥巴马总统也在当时首次远赴欧盟和北约总部布鲁塞尔参加美欧领导人峰会，并在演讲中高调重申美欧的共同价值观，表示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牢不可破”。[42] 这表明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可能会主要依靠盟友与俄罗斯对抗，但这又将引起双方利益摩擦，带来新一轮大国关系的调整。
第二，俄罗斯与西方相互制裁的全球经济影响。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在军事手段受限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将经济制裁作为应对俄罗斯的主要手段，并已经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与此同时，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暴跌。2015年1月10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48.36美元。与此相应，卢布持续走低，2014年对美元贬值超过45%。[43] 尽管油价下跌部分原因是全球需求不振所致，但确已严重冲击俄罗斯的经济，不排除美国动用汇率工具进一步影响油价走势的可能。石油价格走低的国际影响是降低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成本，但俄罗斯为增加石油出口总量也会在亚洲寻找更多贸易伙伴。更重要的是，为了摆脱美元对石油的影响，俄罗斯将加强与新兴国家合作推动“去美元化”进程，这将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深远影响。总之，经济制裁始终是把双刃剑，对俄罗斯和西方来说都不是长久之计，其延伸效应不仅可能改变大国经济关系走向，也可能会引发西方世界内部的分歧。
第三，乌克兰危机考验美欧关系。
北约重返欧洲必将面临谁来主导欧洲安全的权力之争。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与欧盟东扩就是两个同时存在但又相互竞争的地缘战略。一方面，东扩不断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符合西方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东扩也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分裂。欧盟认为东欧是欧洲的安全前沿，应由欧盟自己主导，但美国认为欧盟集体行动能力有限，且不愿丧失对欧盟的领导权，因此要求坚决履行对欧盟的安全保护责任，使北约走在东扩前沿。本次乌克兰危机为美国和欧盟重新树立了共同对手，双方不仅在制裁俄罗斯方面协调配合，还就进一步加强全面合作发表共同声明，其中特别强调要推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议》谈判，尤其是加强美欧能源合作，希望与美国分享页岩气技术以降低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44]
但是，欧盟与俄罗斯在贸易、银行和能源等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制裁将使欧盟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减少400亿欧元和500亿欧元的收入，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和0.4%。欧盟国家中，波兰、法国、荷兰和德国将因俄反制裁措施承受不小的损失。正因为如此，在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制裁后不久，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就与普京总统通电话，双方同意就相互施加的制裁措施在经济和能源领域保持沟通。[45] 2015年1月5日，德国副总理西格玛尔·加布里尔也表示俄罗斯的衰落对世界不利，应该停止对其制裁。[46] 考虑到欧俄贸易额远大于美俄贸易额，因此欧盟才是制裁俄罗斯的主角，其中德国更是能和俄罗斯决定欧洲未来格局的关键国家。[47] 因此，乌克兰危机实际是美、俄、欧三方博弈，而欧盟态度消极将降低西方世界整体制裁俄罗斯的有效性。
第四，俄罗斯东西平衡战略会提升欧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板块的地缘战略分量，凸显亚洲地缘经济价值。
由于幅员辽阔，东西平衡一直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如果美欧因乌克兰危机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后者将与东方和南方经济伙伴走得更近。本次危机中，在西方制裁俄罗斯之初，俄罗斯《权力》周刊就认为，加快发展与亚洲的关系已被视为俄罗斯防范严厉的摧毁性制裁的主要举措。香港欧亚资本投资公司合伙管理人谢尔盖·曼也认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是俄罗斯能源、金属、化工等产品发展最迅猛的消费市场。为应对西方制裁，俄罗斯或将以人民币或者卢布结算从中国进口果蔬。如此一方面可以满足俄罗斯果蔬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加速“去美元化”进程。[48] 2014年10月，中国与俄罗斯签订了1,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这进一步推进了两国的金融合作。
同时，中国目前是俄罗斯非独联体国家中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为平衡中国的巨大贸易影响力，俄罗斯也积极发展与日本和韩国的贸易关系。另外，印度是俄罗斯的主要武器贸易伙伴之一，中、俄、印已建立包括三国外长定期会晤在内的合作机制，并且在外交方面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主张国际格局多极化，因此同时与中印发展关系将是俄罗斯东西平衡战略的重要内容。叙利亚和伊朗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棘手问题，为分散美国精力，俄罗斯可能通过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等手段加强对上述两国的影响，为美国在中东制造更多麻烦。
总之，俄罗斯的东西平衡战略将加强其与欧亚大陆东部与南部主要国家的关系，由本次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新一轮美俄博弈也将沿着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向东延伸。其中，美国将面临新的两难是如何在拉拢日本、韩国等制裁俄罗斯和这些国家希望与俄罗斯发展贸易关系之间实现平衡。
第五，美、俄、欧博弈将为新兴国家发展带来机遇，加速国际格局转型。
俄罗斯作为金砖国家的一员，其领土扩张和西方国家的软弱回应本身就是国际格局加速转型的重要表现。另外，西方国家终止俄罗斯八国集团身份会使其更加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客观上为新兴国家合作带来新动力，但在二十国集团内部会加深新兴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分歧，从而降低该机制的行动能力。金砖国家银行的建立为五国合作提供了新平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以金砖国家银行为基础，金砖国家不仅可以在应对危机方面加强合作，而且还可以在能源、基础设施、科技研发等众多实体经济领域展开广泛合作。俄罗斯人受邀担任金砖银行首任理事会主席，将为俄罗斯创造更多机会加强与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抗衡美国利用货币霸权打击俄罗斯经济，为两国地缘经济博弈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结 束 语

2014年初以来的乌克兰危机与2004年的乌克兰危机具有明显的递进关系，因此必须以一种长远的历史眼光将两次危机视作一次整体地缘战略博弈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同时，美国与俄罗斯在本次危机中展现的地缘战略博弈新态势也给中国带来启示，即在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应当综合运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手段维护周边安全。2013年和2014年中国先后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都将周边外交和周边安全列为重要议题。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一系列周边外交和经济倡议，并将其纳入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下。为更好地落实这些倡议，中国应该将政治与经济资源更紧密结合起来。
首先，应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国内深化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基础上，增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通过政府搭建框架，作好规划，以产业为基础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密不可分的产业链，以自贸区和多种区域经济安排为创新突破口，建立内外联动的市场体系，夯实互联互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其次，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制度完善为保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增强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防止周边国家出现颜色革命或境内外分裂势力相联合威胁国家安全。
最后，充分利用周边国家聚集的华人华侨资源，发挥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优势，为中国建立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总之，本次乌克兰危机体现出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的新态势，是影响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新变量，需要跟踪观察、冷静思考。
 

[收稿日期：2014-10-22]
[修回日期：2015-01-13]
[责任编辑：樊文光]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