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中东多数国家虽骤然完成了政治现代化的制度架构，然而长期以来却是“真传统、假现代”，并且政治危机此起彼伏。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传统生产方式导致的部族社会结构依然深厚，部族政治及传统臣民型政治文化致使现代政治制度“有形无实”；二是“外渗型”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导致各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失序、失衡、失范。因此，基于现代化的理论，解析中东国家的政治动荡，是认识中东政局的一个历史逻辑视角。

早在 20世纪中后期，亨廷顿就提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产生不稳定性”[①]的著名论断，而爆发于2010年底的中东国家“多米诺骨牌”政治动荡，似乎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论断。中东政治动荡表面上看是由于政府腐败、[②]物价上涨及失业率高[③]等显性因素造成的，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外渗型”的现代化模式产生的各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失序与失衡，尤其是政治现代化的严重滞后，直接导致显性因素的凸显。可见，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滞后与传统政治体制的严重“非正义”性，成为政治动荡的潜在推手。本文通过对中东国家政治动荡显性因素的关注，试图从经济、社会、政治及政治观念四个领域的内在逻辑性及其现代化进程的失序、失衡两个维度，对政治动荡的原因加以解读。
一、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基本状况
中东是一个地理、文化及政治[④]的复合概念，大体上指“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的大片地区”，[⑤]即西亚—北非的地理范围。马汉首次在《波斯湾与国际关系》一文中使用“中东”一词，[⑥]而凯蒂进一步明确中东范围，即“中东通常指从摩洛哥延伸到阿富汗的广大地区”。[⑦]学界对“中东”大致的范围基本形成一致的认识，但对具体包括哪些国家存在一定的分歧，有18国、24国等观点。[⑧]为体现本次中东政治动荡的范围，本文采用较为宽泛的24国观点。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启动的，经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但问题十分突出。

1．政治现代化的框架得以建立，但效力不足。中东地区有8个君主制国家，16个共和制国家，[⑨]19个国家颁布了宪法，[⑩]17个国家实行多党制，[11]有22个议会制国家，[12]4个国家存在政治协商制度，24个国家均建立了司法体系。但实质上家族统治、强人独裁、君主世袭的传统威权政治鲜有变化。

2．经济现代化发育不足，并有倒退趋势。20世纪中期中东国家在军人政变成功后，仿效苏联模式促使经济朝着现代化方面前进。但随着石油经济的上升，经济现代化进程减速、倒退，形成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极为脆弱的经济结构。

3．现代公民社会发展迟缓，传统社会结构犹存。20世纪70年代中东国家的经济改革与私营企业发展，导致社会新阶层中产阶级的产生，并且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也快速发展。但很多看似新兴社会单位，其实有着王室、地主及酋长的痕迹。另外，社会很大程度上仍靠血缘、宗教关系加以维系。[13]可见，中东现代社会进程滞后。

4．传统与现代、世俗与宗教等思想各有市场。随着全球化、网络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信息革命的兴起，不同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超时空传播。中东国家虽文化底蕴深厚，也未能幸免现代文化及思潮的冲击。在思想观念方面，老年人群体保持较高的家族、部族观念和伊斯兰情节，而多数年轻人观念则更加世俗化、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对社会整体进程的历史性描述。而政治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的整个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各个层面和要素实现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变的各种特征的总和”。[14]对此，布莱克认为：“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由固执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向热心于现代化的政治领导转变的过程”。[15]可见，政治现代化是由传统政治特征（专制、世袭、终身、政教合一、主权在君、官僚制等）向政治现代性（民主、选举、任期、世俗、专业、分化、科层制等[16]）的转变过程，而政治现代性则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从政治现代化的形成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属于“原生型”，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东国家则是“外渗型”。原生型是指现代化经济发展导致社会新阶层产生，新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入或推翻传统政治体系，重新进行政治权力的配置。简言之，原生型政治现代化的成长路径为：现代经济->公民社会->现代政治团体（政党）->现代政治体系->现代政治观念。现代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及公平、正义等准则，演化成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进而形成现代政治观念。这一过程中，传统的顽固与现代的激进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激烈的斗争。

“外渗型”的政治现代化则是在经济发育不足的基础上，缺乏必要的社会新力量推动，是由上层传统政治力量推进的政治体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外渗型”的政治现代化往往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传统的上层权贵阶层实力深厚，政治现代化阻力强大；二是现代经济发育不良导致政治现代化内驱力不足；三是不同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失衡”，致使现代政治发展内在张力较大。因此，“外渗型”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比“原生型”的西方政治现代化更加不稳定。中东国家“外渗型”的政治现代化同样面临这些问题，并具有代表性。
二、中东国家动荡的内在逻辑
20世纪中后期中东国家逐步走上现代化道路，共和制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由于现代经济发育不足，造成经济与政治的显性双重危机：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经济结构致使社会分化缓慢，现代社会进程滞后；现代社会的缺失导致现代政治体制内驱力不足，难以实效运作；传统宗教政治观、部族政治观与植入现代西方政治观念，共同推动了这些国家政治行为的“非理性”。

（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中东国家基本上没有形成现代经济体系。传统农业落后，从事农业人口众多，但农产品基本难以自给；制造业不发达，绝大多数国家进口比例较大；以旅游业为支撑的服务业占据一定份额，但开发不足；石油经济虽占据主导地位，但不仅未能形成完整产业体系，而且在技术等方面对外国公司依赖程度较大。具体而言，中东国家的经济类型大体分为：1.以石油经济为支撑的海湾国家；2.以石油经济为主，兼顾工农业经济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埃及及叙利亚等国家；3.初具现代工业经济的土耳其、塞浦路斯等国家；4.传统农业经济的也门、摩洛哥等国家。[17]可见，中东国家经济呈现出结构不合理、产业失衡、抵御风险能力弱等特征，现代经济体系基本未能建立。

中东国家的经济基本状况是：1.从事农业生产及生活在农村的人口占绝大多数，而农业发展由于受自然条件的约束，效益的低下，导致该群体基本处于贫困状态，构成贫困人口的主体，农业基础薄弱。2.由于国际油价的飙升，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经济产业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支柱，但从业人员较少，收入相对较高。3.制造业在这些国家中发展严重不足，所占比例较小。4.依托于深厚的历史传统，部分国家的服务行业较为发达，尤其是旅游业在埃及、突尼斯等国家的GDP构成中，所占份额较大。这一经济状况，在社会层面的体现是失业率高、通胀指数飙升及贫困人口不断增加。

（二）公民社会发育不良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核心、服务业为主体、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将产生开放性强、流动性大并以经济关系为纽带的现代公民社会。这种社会“既不属于政府系统，也不属于市场系统”。[19]中东许多国家传统农业经济导致社会的封闭性特征明显，横向“块状”结构突出，社会弱小、国家强大，社会单位的政治参与意识薄弱、能力低下，并且以血缘、宗教加以维系。

    中东2.96亿人口中1.2亿生活在农村，其中0.84亿从事农业。[20]表一也表明，北非五国及叙利亚传统农业虽占GDP较小，但从业人口较多。这种传统小农自给自足的经济，决定了社会封闭、分裂的特征。而现代市场经济的缺失，致使统一、流动、互融、重叠的现代社会发育不足。而且，农民基本处于贫困状态，因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国家的政治生活，缺乏参政的意识与能力。农民实际上属于社会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因没有摆脱“生计”的束缚难以上升为现代社会的主体。因此，这些国家传统经济的裹足不前，是造成现代公民社会缺位的最根本原因。

另外，部族、宗教等因素也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羁绊。利比亚有几百个部落，卡扎菲曾对各部落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导致整个社会“条块化”。部落是构建利比亚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利比亚民众的“社会”归属。在这些国家中，家族首领和部族酋长仍有较大的权威，他们出于巩固自身政治资本的考虑，不断强化传统社会单位的稳定性。埃及因收入差距社会形成“金字塔”结构，[21]而未能形成具有稳定性的“橄榄球”型现代社会结构。在多数国家宪法中伊斯兰教都被确定为国教，伊斯兰教义、沙里亚法成为现行司法的重要依据，现代社会法制观念淡薄。诸多因素的合力，共同导致了中东国家现代公民社会缺位，但最为深层的原因是现代经济的发育不足。

（三）政治体系难以实效运作

革命可以推翻一个政权，但却无法建立超越经济社会基础的政体，即便强力架构也会导致政体的“失效”，难以发挥效力。20世纪中后期中东多数国家迅速建立了现代政治的框架，但却迟迟难以奏效。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公民社会的缺位导致内驱力不足；二是传统政治势力的强大致使阻力强大；三是传统政治观念导致现代政治运行的双向“失效”。三者合力致使现代政治流于形式。

1.公民社会的缺位导致现代政治体制运作的基层动力不足

施雪华认为公民社会的首要指标是：“公民与政治体系关系的规则化。公民与政治体系之间应有‘契约’关系来维持。”[22]可见，现代政治体系既需要公民社会的基础及其与政治体系之间互动模式的制度化，又需要明确权力的归属。中东“绝大多数国家在本质上依然维持着传统社会的明显特征”，[23]对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利比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形态，但其民族情绪是以部落传统为基础的。尤其是卡扎菲主导的政治体制，更是部落政治的变种。公民社会的缺位无法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24]中东臣民社会“服从”的性质导致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能力欠缺，致使政治体系自下而上的驱动力不足。

2.传统政治势力的强大直接阻碍了现代政治体制的运行

现代政治以政党政治为核心，以政党制度为内容。[25]传统政治以家族、氏族及部族政治为内核，以血缘、宗法关系加以维持。中东国家虽实行多党制，但政党多脱胎于军事、部族及宗教的团体，实质上是传统政治势力“改头换面”继续执掌国家政权的形式。并且中东国家的领导人、部族酋长及家族首领仍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力。这就导致这些国家（尤其是共和制国家）为了防止国内革命、迎合民众政治需要而推行的政治现代化，因传统政治势力的不遵守、不履行，致使现代政治体系在上层受到极大的阻力。

3.传统政治观念导致现代政治运行的双向“失效”

现代政治体系实效的运作，不仅需要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观念现代化，也需要外部环境的现代化。而中东国家的传统威权政治观念，导致体系内政治主体缺乏遵守现代政治的理念，体系外民众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造成政治体系内外、上下的双向“失效”。尤其是共和制宪政国家，现代政治制度得以建立，但现政权（政治动荡之前）并没有真正遵循现代政治规则，而是依据自身需要对现代政治制度随意加以调整、改变。领导人终身制、子承父业等大行其道，现代政治制度成为他们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手段与工具。而另一方面，阿拉伯民众形成“认主唯一”的思想，并且对家族、部族有着强烈的忠诚与归属感。这些观念与现代政治崇尚法律、制度等特征格格不入。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厚，直接影响了执政者的执政行为，束缚了民众的政治行为，是现代政治发育迟缓的深层因素，也是最大的无形障碍。
三、现代化进程的失序、失衡导致政局动荡不安
“外渗型”的现代化与“原生型”相比，各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失序与失衡，使得政治不稳定性更加突出。中东国家因地缘因素成为欧洲最早殖民对象的同时，也成为最早“被”现代化的地区，致使各领域现代化发育违背了“原生”次序，出现了经济、社会、政治及观念等领域的现代化同时起步的特征，导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改革及政治观念革新之间的失衡，进而带来现代化过程中的剧烈动荡。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失衡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社会结构分化与重组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中东国家面对脱胎于殖民地经济造成的现代化经济结构单一、脆弱性明显等困难，最初模仿苏联模式，政府积极干预、培育国有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相比之下，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却裹足不前。原因有二：1.经济量的积累不足以促使社会结构变革。中东国家经济发展并没有实现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质’的飞跃，而只有这种‘量’的积累达到‘质’的变化才能为社会结构变革提供基础。2.社会变革的内在发展规律使然。社会结构的变革并非随着现代化经济的实现就能在短期内达到，只有经济行为体自发地形成不同的社会单位，并凸现出来时才能得以实现。中东国家经济发展在‘量’的积累上成绩显著，但尚未达到‘质’的变化，这就导致经济推手力量不足，加之传统社会部族、教派影响的根深蒂固，两者共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最终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失衡。

（二）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发展之间的失衡

中东因其石油资源丰富，与全球市场联系极为紧密，虽然现代经济体系未能建立，但通过全力打造现代工业、改革经济体制、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及调整产业结构等措施，取得一定的成就。相比之下，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变化，“假民主、真专制”在各国大行其道，强人政治、部族政治及宗教政治处处阻碍着现代政体效力的发挥。现行政治表现出兼有现代特征与传统特征的复杂局面，既想走现代化道路又担心权力的流失，导致“民主—专制”的“进一步、退两步”的循环交互模式。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失衡”，不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由于上层建筑的“借权谋私”，导致下层对抗性的政治文化愈演愈烈，民愤急剧膨胀。最后在政治参与缺乏常态化、制度化的机制下，民愤通过非正常渠道、非正常方式得以宣泄，导致现有政治制度的失灵。

（三）植入的现代政治观念与现实政治观念之间的失调

无论是中东国家出于防止革命的考虑而参考西方现代政治构建的自身现代政治体系框架，还是美国借助全球化、网络化等手段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无可辩驳的是这些因素都促使中东国家的民众对现代政治观念、价值、文化及思想的了解，尤其年轻人对之较为熟悉、崇尚。“民主价值观被普遍接受，也就是说，有了思想基础。”[26]对一个传统社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是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的更快。[27]加上各国民众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平均在22.7%，摩洛哥为45.3%，阿尔及利亚为54.2%。[28]这就使得各国民众知晓现代政治“应该”如何运作，但面对的“现实”却截然相反。例如，突尼斯不断为本·阿里量身定做宪法，使任期制在“可连任”条文下变成了终身制。[29]本·阿里通过政治权力掌控了1/3的财富，并且贪污腐败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致使在经济恶化的刺激下，迫使民众要求对传统政治的改革。而传统政治的实质导致政治参与渠道、制度的缺失，民众的政治要求演变成失控的政治动荡。
结 语
中东国家的政治动荡既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其固有的内在属性所致，即现代经济发展不足未能推动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致使现代政治体系自下而上的运行动力不足，社会成员及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手段与能力未能制度化、常态化。另一方面，政府名义上宣扬现代政治民主，实质上奉行传统专制，将民众置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境地。当这种状况遭遇显性的经济问题不断积聚，被社会偶然事件“引爆”时，政治动荡就成为其现代化进程中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所以，无论是中东国家目前政治动荡的平息，还是政权的建设及发挥长效机制的政体的重构，都将是漫长而曲折、甚至不断反复的历程。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