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先生今天下午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就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习近平治下的中美关系——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来实现中美共同使命》和上海的学者们进行了交流。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界，这样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成果还真是有其特殊性。首先，作者来自澳大利亚，虽然他的研究并不从其国家的角度出发，但多少有“第三只眼睛”看中美关系的味道。其次，作者曾是政府高官，在外交实践中与中美两国领导人多有互动，这使他在进行超越政策层面的战略思考时不至于大而失当。第三，作者良好的中文功底也使他能比其他西方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文化、社会和政策。当然，作者在今天的互动中谦虚地表示，他只是为目前大量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这份关于中美关系的报告提出了关于中国崛起的七个核心问题。简而言之，第一个是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第二个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会怎样运用其综合国力？第三个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如何看美国的政策？第四个是美国如何看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政策？第五个是未来十年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第六个是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对地区、全球秩序和美国的利益将产生什么影响？第七个是中美在未来能否达成战略共识？
笔者在今天的互动中向陆克文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即上述七个核心问题中，前两个完全是关于中国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专门关于美国的问题，比如：未来十年美国为全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会如何发展？它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能满足世界的需求吗？美国国内政治精英对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如何看？笔者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在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做深入研究时，只观察中国的发展变化，而忽视美国的发展变化，是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而全面的结果的。陆克文先生的回答是，他的研究当然涉及了对美国国内复杂因素的分析，而且也对其进行了批评，在这份报告的全文中很多地方有所体现。
笔者虽然只读完了报告摘要，尚未得以通读全文，但相信陆克文先生所言不虚，以他对中美关系的了解程度，是绝不会放弃对美国国内因素的分析的。但是，笔者认为，这份报告提出的七个核心问题反映的仍然是典型的西方视角（如果不是美国视角的话），倾向于把中国放在显微镜下看个仔细，而对中美关系的另一个主体——美国——的内部变化则关照不足。
最近因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事情，美国外交政策圈内圈外很多人都谈到了“秩序”问题。有人批评奥巴马政府“太笨”，认为中国创建亚投行不是挑战美国对现有秩序的领导权，美国应该足够包容，而非拉着盟友抵制亚投行；也有人批评奥巴马政府“改革现有多边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步伐太慢”，导致中国终于不满，创建亚投行另搞一套。其实，奥巴马政府早已意识到推动现有国际多边机制改革的重要性。一方面，改革现有国际多边机制，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有利于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让中国在现有体系和机制中获得更大利益可以防止它另搞一套，颠覆现有体系和机制。但是，奥巴马政府推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在美国国会遇到了很大阻力，以至于相关改革措施延宕至今，使包括中国在内的要求改革的力量非常不满，也逼得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绕开美国国会推动改革的政策建议。
熟悉中美关系的人都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其在全球层面上加强合作既有利于全球治理，也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这一案例即可看出，美国国内因素严重制约了两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或者说，美国并未真正做好准备迎接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丰富了中美关系的内容，扩大了它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作出怎样的回应（包括社会心理、党派共识或分歧、领导人推动双边关系的政治意愿等）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不亚于中国自身的崛起。因此，跳出西方的视角，美国的国内发展情况和趋势是研究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必须回答的另一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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