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法国总统奥朗德所言，“法国所受威胁远没有结束”。在可预见的时间里，《沙尔利周刊》式的事件仍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法国政府和民众。笔者认为是法国本身的特性造成了沙尔利悲剧。
法国自诩以法治的观点来保障世俗社会的实现，而法治精神的原则和要义是自由。换言之，法治的精髓就是自由精神，这就是法国（或西方）所谓的独立自由之精神。但法治保障自由到什么程度？是否可以没有底线地发表言论？甚至可以侮辱某个宗教的先知？可以明确的是，法国的言论自由还是有边界的。在法国，涉及种族歧视的言论都可以被扣上“种族诽谤罪”的帽子。但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没有亵渎神明罪一说。这意味着法国公民对于任何宗教都可以极尽夸张嘲讽之能事，来体现“舌头上的自由”，而讽刺漫画就是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渠道。根据共和国法律，亵渎宗教罪并不存在。虽然侮辱信徒从道义上说是应当被禁止的行为，但嘲讽宗教及其教义，把穆斯林的先知、基督徒的上帝或犹太人的上帝画成漫画确实是被允许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法国，言论自由包括侮辱先知的自由。
十九世纪，宗教不再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主宰。1905年法国法律明确规定政教分离，1945年“世俗社会”写入宪法。宪法规定，公众场合不允许散布宗教语言。除了可以申请集会活动以外，宗教行为只能在非公共领域进行。可以说，法国自诩是一个世俗、民主的共和国。可见，法国把“世俗化”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几乎同“自由、平等、博爱”并驾齐驱，将其作为共和国的核心价值之一予以对待。正是这种世俗化，使得亵渎宗教具备了合法性。
诚然，法国公民具有亵渎宗教的权利，但作为共和国的一分子，他们也应履行不激化矛盾的义务。然而与事实相反，法国媒体最大化地使用了权利，忽略了他者的情感接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的法国在面对文化多样性时，依然保有着对自身文化的天然优越感，而这直接表现为对其他文化的蔑视和不敬。对另一种文化缺乏尊重势必导致文化冲突。沙尔利事件中，法兰西式的优越感激化了同穆斯林的矛盾。伊斯兰教本身存在“过敏体质”，其封闭性、自我完善性和宗教非世俗性要求外界不得亵渎安拉、穆罕默德、古兰经和麦加，而《沙尔利周刊》将穆罕默德成像的行为更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触到了伊斯兰教的痛处。对于因宗教引发的文化冲突，法国政治家是向漫画家敲过警钟的。前总统希拉克曾经公开反对过此类讽刺行为，现任外长法比尤斯曾经告诫过“不要火上浇油”。但由于没有法律约束，且在一个自由国度，文化冲突随着优越感的放大而无限放大。事实上，沙尔利事件后，法国的文化优越感仍在持续“发酵”。另一家与《沙尔利周刊》齐名的法国非主流讽刺杂志《寒流》近日又将矛头指向所谓“黄祸”。
最后，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成为沙尔利事件凶手，反映出法国的移民融入政策显然是不成功的。从移民的角度看，移民甚至第二代移民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融入法国社会。移民大多聚居在郊区，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偏低，犯罪率较高。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虽然生在法国，但保留了穆斯林的生活习惯和伊斯兰教信仰。从法国政府角度看，为了强化身份认同，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公众场合显露明显的宗教标志。该禁令初衷并非针对某一个宗教，而是要求尊重法兰西的共同价值，但客观上强化了穆斯林的抵触情绪，造成社会的严重撕裂。从社会稳定角度看，由于法国公民不论其宗教、种族、祖籍有何不同，都被一视同仁地视为同一民族的成员，因此国内的社会管理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给了法国籍的恐怖分子可乘之机。
法国电影《岳父岳母真难当》讲述了一个法国传统家庭中四个女儿分别嫁给阿拉伯人、犹太人、中国人、非裔黑人的故事。虽然老丈人同几位女婿的隔阂最终在共唱《马赛曲》中烟消云散，我们还是能看到电影所反映的现实意义：真正做到“法国人不问出处”，真正让“新法国人”具备法兰西精神，共享共和国价值之路任重而道远。 

文献来源：《新民晚报》环球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