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初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的“印太”战略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印太”地区的形势也发生诸多新变化。为进一步研讨和展望将来“印太”地区形势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深度研判美国以及“印太”地区相关各方的战略和政策，进一步对我国周边战略尤其周边海洋安全政策进行相关的政策讨论，10月29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海军指挥学院共同举办了"亚太/印度洋地区形势新发展与中国海洋安全"研讨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和海军指挥学院冯梁教授分别为研讨会致开幕词。

        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海军指挥学院、中国南海研究院、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同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以下综述根据会议研讨整理而成。

        海军指挥学院冯梁教授认为，海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外大陆架划界是世界各国关注的海洋权益重要问题。由于海洋地理条件限制，我国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安全合作以及海军“走出去”等问题上都面临不少问题。目前一些国家利用国际规则设立海洋保护区、制订保护政策和海洋管理制度，可能会对我们政策预警、海域感知、深海空间站以及海军活动带来较大的影响。我们要系统的研究和提出对海洋保护区和外大陆架问题的基本立场，建立国家海洋部门与业务谈判部门协调机制，密切关注国际社会最新进展，分析研判其他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发展和动议，并提出我们的相应对策，以制定海洋安保方案，全力支持和配合国家相关海域科学调查，加大海洋安全合作推进力度。
        同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认为，拜登政府上台后，基本继承了特朗普的所谓“印太”战略，并进行了一些调整发展，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美国搞“假多边”、“小圈子”，“排外”型的多边；拜登推进太平洋威慑计划；美国在南海继续开展自由航行行动和抵近侦察；美国将台湾问题作为“印太”战略的主要抓手；美国要求盟国派遣海军舰队共同参与军事行动；推进蓝点网络战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美日印澳开展疫苗合作；拜登调整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美国构建技术同盟，加大对华进一步的封锁；美国联合盟国与价值观外交向中国施压。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认为，美军在中国周边的军事活动呈现出常态化、复杂化、多元化特点。2009年后美国对华军事行动的频次、烈度、针对性大规模提高，到2015年后再次提升，今年最大变化在于大型的水面编队活动频次较去年翻一倍。为应付美军设想的可能在南海等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场景，美国正为此开展一系列战略、政策和作战概念方面的创新和准备。拜登政府军事行动的特点包括高度强调危机管控，加大威慑，外交孤立，舆论造势，强化前线存在，开展水面、空中、水下全方位侦察，通过外交、舆论、军事行动，在军事与政策方面向我国传递明确信号。

        海军指挥学院教授高子川认为，特朗普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安全等多方面内容，属于国家层面的综合性地区战略。该战略谋求保持美国在所谓“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调拓展西方价值观，注重与盟友合作，强化军事安全伙伴关系，推进地区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遗产”，高官接连访问该地区国家，谋求深化安全合作关系，编织遏制中国的安全网络；对四国安全对话机制进行深化和拓展；建立AUKUS合作机制。美国两届政府基本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和战略目标的一致性，手段既有延续也有调整。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胡杰副教授认为，英国当前没有“印太”战略，只有“印太”政策，政策不具备战略具有的全局性、综合性、长期性、宏观性特点，而比较具体，且具有时效性。今年是英国落实“印太”战略构想取得较大进展的一年。英国加强顶层设计、经济和安全机制、战略理念，巩固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同盟，提升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大力推行价值观外交，奉行主动塑造国际环境的理念，在意识形态站队中倾向于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认为，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一贯是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非常保守。按照澳大利亚的冷战思维，崛起的中国必将要取代美国，要谋求地区和世界的主导权。澳大利亚极力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充当遏制中国的积极分子角色，不仅参与四边对话，也在内部加强联盟，积极推动AUKUS联盟，澳大利亚政府高官也多次发出对华“好战”言论。在准备引进核潜艇后，澳大利亚实际上打开了核技术扩散的潘多拉盒子。未来澳大利亚可能在一些重要问题、红线问题、底线问题上继续制造各种争议和事端。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雪威认为，我们通常从中美战略框架下看待韩国，原因在于韩国依据美韩同盟开展行动，往往缺乏独立性。韩国认为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对于中国的遏制。韩国在经济是依靠中国，在安全上依靠美国，因此美国的这种战略可能会使韩国陷入两难的困境中，这也是韩国对“印太战略”的顾虑之一。拜登上台后，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最初的不加入到与美国的“印太战略”部分对接，包括韩国称要部分的参与“四国机制”。韩国在海洋安全领域的新动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个是推进海洋安全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协作。第二个是平衡远洋与近海力量的建设。第三个是推进智能化海军军事技术和研发装备。第四个是推进太空力量与海上力量体系化的融合。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认为，如何看待日美同盟是当今形势的一个重要问题。日美同盟的条约基础是日美安保条约。这个安全保障并非美日双方互相的安全保障，仅包括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不是攻守同盟。如果美国需要在日基地进行其他地区的军事活动，理论上需要日本的同意和协商。至于“印太战略”和四国机制，美国和日本的“印太”战略内涵存在区别，两者讲的“印太”不完全一回事，在四国机制中日本更关心的是美日关系以及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保护问题。在中日关系层面，两国关系受到美日关系影响。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到来之际，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改善两国关系。未来，中日还是需要解决历史问题，特别是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台湾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赵卫华认为，越南在公开言论上总体对美国的“印太”战略表现较为低调。特朗普提出了“印太”概念后，美越开展进行了一系列部长级、副部长级对话，今年进行了第13次政治战略安全对话，越南似乎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颇感兴趣。但由于越南在中美之间奉行等距离态度，越南不可能过多地偏离某一方。越南学者认为，中美的竞争如果和平的框架内，对越南没有不利影响，但如果中美竞争超出和平框架就会使越南感到担忧。越南目前对在东盟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甚至是领导作用非常积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薛晨认为，杜特尔特作为非马尼拉政治力量上台执政，扭转了菲律宾国内部分反华势力企图借民粹手段继续推进针对我国的涉海议程。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形成后，菲律宾开始政策摇摆，追求利益最大化。2022年菲律宾大选导致其内政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涉海政策第二次逆转的风险可能有所增加。新总统上任后，美菲可能进一步提升其涉海合作，包括深化与加强联合演练，针对我国《海警法》开展执法合作与海洋能力建设，在《强化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增强涉海基础设施建设与开放共享，开展海洋规则制定的合作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认为，新冠疫情暴露了印度的诸多弱点，至于在四国安全机制中的角色，印度的作用其实是明显下滑的，在发挥作用方面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AUKUS将印度排除在外，反映出美国并未对印度完全放心。印度出于其大国外交的独立性，也不愿意在四国机制和整个“印太战略”中完全受制于人。对于了解印度未来的外交政策走向，包括中印关系的走向，需要更多地研究和了解印度文化如何作用于其外交政策实施，要高度重视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的复杂性、长期性，做好各种应对准备。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黄海若认为，德、法两国是欧洲两个最强大的经济实体，德法联盟是欧洲一体化的核心。法国国防部于2019年的5月发布“印太”防御战略，德国政府于2020年9月发布“印太”政策指南。法国报告明确了法国在“印太”地区的主权权利和战略利益。法国在该地区求诸的外交目的是希望通过参与建构地区的规范和结构秩序，将全球大国身份投射向“印太”地区。德国的“印太”指南从利益、原则、倡议三个方面详细论述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的原因与途径。这份文件中着重谈到了与东盟全面发展关系的意向，表达了德国对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的认识。德国这份文件的内容是比较泛化的，而且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以及如何强化基于规则的秩序建设，多边主义和共同合作是它的一个重点。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闫岩认为，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派遣其美国海洋警卫队船只来南海航行并准备进行所谓的执法活动，这有可能在南海给我们带来的安全挑战。美国开展全球海上执法合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其国内法，也包括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其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各种海上执法合作协议包括随船观察员协议。美国的随船观察员协议通过双边协议在很多层面突破了国际法规则的限制。目前，美国正在积极与南海周边国家讨论所谓海上安全合作，包括向南海周边国家提供各种海上执法装备，培训执法人员，谋求与一些南海周边国家建立所谓海上联合执法的法律依据，包括可能的随船观察员协议等。对此，我们要细化研究各种发展动向，坚定维护我在南海海洋权益，准备好各种法律应对方案。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永认为，美国正在进行“灰色地带”竞争中的军事行动准备，拜登政府联合印度、澳大利亚和一些欧洲国家，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准备，这种准备主要的针对对象则是中国。美国的这种准备活动包括：利用中国的各种形势发展进行各种活动，针对中国实施具体的美军建设，强化前沿活动与部署。美国联合盟友进行军事行动准备的活动主要包括美日加强实质性防务合作，推动多国在南海附近侦察，与盟友强化军事存在，支持盟友进行的一些战争准备活动提升盟友对抗中国的能力。美国的这种准备工作可能对中国的海上安全提出更多的挑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胡凌炜认为，美国正逐步将台湾纳入到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拜登就任后，延续了特朗普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的政策，以区域集体安全的形式让日本和其他战略盟友们共同协防台湾，进一步突显台海地区是“印太”战略的一个关注焦点。美台关系进入到快速发展的轨道，包括建立多重安全和战略的沟通管道，美国派遣军方现役人员赴台湾协助训练台湾军队，美国军方现役人员进驻台湾已经成为常态化。但总体而言，台湾问题在中国与美国的天平上并不对称，美对台政策依然存在战略模糊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琪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的制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的修改使我国海洋法律更加完善，建立了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有效连接，为我国的海警与海事管理机构的行政执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两部法律在管辖海域范围、使用武器合法性、执法监督机制面临国际社会的质疑。我国应当区分对待外界的质疑，以恰当方式澄清；对于污名化的炒作和煽动，要予以回击；要警惕域外国家通过对我国立法的质疑介入争端；推动立法有效实施，满足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和主权的立法目的；对于违法行为要保留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和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张耀认为，中美之间的海洋竞争是当今海洋问题的一个焦点。今天世界包括中美之间的海洋竞争和历史上的海洋竞争是有较大区别的。冷战之前，尤其在帝国主义时代，海上竞争主要是各方的海上力量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的竞争。今天的海洋竞争除了军事领域外，在海洋秩序的建构，海洋治理，海洋保护，海洋经济等领域同时展开，而且参与竞争的除了传统大国以外，还有很多小国。现在海上竞争的目的，也不仅仅是所谓“海权”这个传统目标，更多的还有各种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的综合利益考虑。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海洋竞争的方式，对传统的海权优势在进行重大的修正，从而对海洋竞争产生了新的影响，出现了新的特点。相比于过去，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也会对中美之间的海洋竞争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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