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7日，上研院与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合办“水-能源-粮食纽带及其对气候安全问题的影响”视频研讨会。会议旨在分享和探讨用安全联系方法为资源竞争、合作和冲突提供新的解释，从技术、安全、外交、政策层面阐述关于水-能源-粮食的研究，并为资源和环境解决方案提供新的国际政治思想。

安全问题对国家间关系产生影响，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气候安全正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如果有适当的风险监测和预防系统，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减少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损害和损失。中国、北欧等国家之间可以分享各自在极端天气风险监测和防范体系方面的经验和实践。中国、北欧等国也可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相互帮助，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在发展中国家，水、能源和粮食形成了一种具有极高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安全关系。安全纽带路径为资源竞争、合作和冲突提供了新的解释。它还促进了水-粮食-能源研究从技术层面转向外交层面，最终为资源和环境解决方案提供新的国际政治理念。从安全纽带关系的角度来看，解决生态问题的国际合作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与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合办“能源-粮食-水安全纽带及其对气候变化安全的影响”会议，旨在分享和探讨从安全联系方法为资源竞争、合作和冲突提供新的解释，从技术、安全、外交、政策层面阐述关于水-能源-粮食的研究，并为资源和环境解决方案提供新的国际政治思想。

陈东晓院长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在水、能源和粮食纽带关系的背景下，发展动力的变化、气候变化导致了危机，包括水与能源带来的挑战。与发展与安全都密切相关的水、能源、粮食问题已然重构了全世界的安全价值观。而这些议题问题的跨界性质则决定了各国不能孤立地应对这些挑战。这种跨界性质一方面指的是资源本身跨越物理边界，另一方面指的是议题之间不是毫无关联地孤立着。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综合所面对的问题和已掌握的知识，并在这次会议中探讨水、能源、粮食和经济发展与国际多边合作之间的联系，分享中欧各自风险监控和极端天气防范方面的经验。在推进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平台进而促进三国之间的合作，并就区域治理与合作提出政策建议。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丹·史密斯致辞表示，环境问题已经与健康、政治、经济问题密不可分，虽然当前对发展道路存在分歧问题，但确定的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已成为共识。COP26即将举办，我们需要分析各国所采取的措施及承诺，确保实现零碳排放。根据目前的趋势，我们的减排速度很难弥补与减排目标之间的差距，从而不得不面临更为严峻的气候灾害。我们需要研究人员、从业者和决策者之间的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挑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认为：能源、粮食和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基本要素，三者的任何扰动，将不仅影响一国的国家安全，也影响全球经济的安全稳定。同时，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趋严重，能源、粮食和水安全之间产生明显的传导性，一个因素的恶化会对其他领域产生传导效应，一种安全问题可能通过关联的传导机制，构成国家、区域甚至全球的安全问题。在此背景下，相对分离的政策模式已无法有效适应三者互动带来的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能源、粮食和水资源领域的协同治理。“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能源、粮食和水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影响、彼此制约并极具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安全纽带。各国之间的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能源安全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于宏源谈到，气候变化通过传导性联系，影响到全球的水资源、粮食和能源等问题，并会对世界各地区的粮食供应和水资源安全构成挑战。在现象层面，能源、水和粮食纽带表现为环境问题，但这种纽带关系最终能引发安全问题，因为其根本性的推动力量或发生机理是非技术性的。应推动水-粮食-能源研究由技术层面转向外交政策层面，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新的政策工具。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气候变化和风险方案高级研究员弗洛里安·克拉姆佩博士认为，气候变化风险问题研究是目前SIPRI最重要的项目，从现状来讲，安全形势已然改变，且还在不断变化。气候变化和冲突增加了对脆弱人口的压力，这种风险重叠也加重了脆弱社会的治理成本。越来越多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实际上增加了冲突的风险，它增加了暴力的风险，以至于对安全领域造成了显著的影响。致使抗议和小规模的社区暴力演变为大规模的内战和不同的紧张局势。当今人类的安全风险日益相互交织，明天的安全隐患将变得更加纷繁复杂。作为研究人员，学者，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制度、空间等多维视角下更广泛的分析。

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格·玛丽·冷-兰基尔德博士认为，21世纪的安全挑战包括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移民等。冲突和自然资源管理的问题会交替出现，发展和安全计划需要衔接合理。对于气候安全，不仅要有自上而下的政治优先事项，也要从当地行为者的优先事项相匹配。对于政治和社会经济冲突、环境脆弱，找到当地的和平解决方案是极其重要的。我们需要着眼气候安全议程的制定，尤其是能落脚长期冲突问题的安排，更好管理自然资源。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认为，新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矛盾和特征相比较于20世纪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条件不同了，这都要求我们在切实学懂弄通的基础上，要根据新的思想和实践做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找准工作重点，有新气象和新作为，为解决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故事。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各国一致的利益取向，存在巨大合作空间和广阔前景，可成为我国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领域和成功范例。在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中不断增添新动能，中国可以成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践行者。中国在国际上积极促进《巴黎协定》全面均衡落实和实施的同时，要利用当前减排压力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和全球能源变革与低碳发展的有利形势，立足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加快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打造先进能源和低碳技术的核心竞争力，为应对未来全球减排进程更为紧迫的形势奠定基础。中国通过在创新引领、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实践和探索，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逐步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同时倡导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短期策略，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谋划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内政外交长远战略，勇于创新，积极作为，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引领生态文明建设、低碳发展引领融合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战略研究室研究员赵行姝认为，地缘政治、大国竞争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技术优势成为大国实力的重要维度，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技术成为大国竞争中的重要战略工具。不仅技术，甚至国际合作本身，都成为大国博弈中的一个重要维度。结果，通过技术合作应对能源、粮食和水三者之间问题可能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障碍。中国应结合国情做出科学的政策路径选择。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日益趋紧的限制和约束，世界各国都必须走出一条气候友好型的低碳发展之路。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应积极实行绿色发展战略，以实现应对能源安全与维持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发展生态经济，以技术革新夯实绿色转型的物质基础与经济支撑；构建生态制度，以制度保障绿色转型的道路与方向；健全绿色市场，以市场机制固化绿色转型的内在动力与坚实屏障；弘扬生态文化，以观念转变打牢绿色社会的文化根基与精神保障。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副高级研究员袁劲东博士在致闭幕辞中表示，当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同时也意识到了气候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其次，能源、粮食、水问题的交织联系，即非传统安全挑战越来越需要重视。对于气候安全带来的多重危机，国际组织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如此清晰地解决所有些问题。而气候变化带来的负外部性又在时刻给每一个国家增加新问题。加上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造成了生产、制造的短缺。因此，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仍然是重大挑战。我们需要合作，不仅是技术合作，同样要政治合作。

文献来源：上海国研院公众号，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