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界银行集团独立评估局（WBG-IEG）发布了《世行与中高收入国家合作：IEG评估例证》研究报告。

       报告认为，中高收入国家群体虽已克服了“第一代挑战”，但仍面临复杂的“第二代挑战”，与世行的合作仍具有重要意义。“世行与中高收入国家合作：IEG评估例证”研讨会的与会学者对此高度肯定，并指出世行现行毕业政策存在不合理之处，对世行自身的发展亦没有好处。中国是最大的中高收入国家，继续与世行合作，不仅对双方，更对全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内容根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

世行与UMICs合作具重要意义

        IEG报告是在全球发展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发布的，包括全球不平等上升，1%最富裕人口获得更多财富；气候变化；第四代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将改变增长方式，像韩国一样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升为高收入国家的案例或许不再；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正挤压多边主义，包括世行在内的多边开发银行如何发展处于十字路口。

        按照当前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在$3,956-$12,235之间的UMICs共有56个。虽然它们的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国家有明显提升，但其仍是70%的全球贫困人口所在地、以及60%的难民以及58%的二氧化碳排放来源地，面临不平等、环境治理、宏观经济弹性建设等复杂的“第二代发展挑战”。

        IEG评估显示，世行与UMICs的合作具有两大意义：一是帮助其应对危机及“第二代”挑战，另一是便利其南南合作为其他更低收入国家提供示范效应。世行对UMICs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挥了很大作用。正如“世界治理指数（WGI）”和“全球竞争力指数”所显示的，UMICs相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收入有明显提升，但制度建设、创新能力方面的进步相对迟滞，与OECD国家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推进治理与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但证据显示世行干预亦可以带来积极的改变。有与会者强调，世行重视治理改革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为了真正克服UMICs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瓶颈。世行与UMICs提升知识合作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UMICs在解决第一代挑战方面更具有“现身说法”的鲜活经验，且路径各不相同，包括“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更佳实践”。此外，UMICs的知识分享、南南合作更为注重平等伙伴关系，更少单方强加条件。

世行现行毕业政策存在不足

        与会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谈及现行世行毕业政策存在的问题：一是毕业线为一成不变的绝对数字，没有随着世界平均收入的总体提升而调整，其适用性下降；二是毕业政策的条件内涵模糊，难以规范化适用；三是毕业政策的适用本质上与世行加强与UMICs合作应对“第二代挑战”、促进南南知识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等的观点相悖，与当今发展潮流和需求不符。

        当公共产品提供不足时，实际上穷国遭受的损失最大，所以提供公共产品对于穷国来说尤其有好处。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世行面临资本约束，对UMICs落实毕业政策的压力加大。

中国与世行合作意义重大

        与会者高度肯定中国与世行过去以及未来进一步合作的重要意义。

        一是世行为中国减贫和融入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双方在宏观经济政策、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对话十分有效，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金墉行长上台以来进一步扩大了世行与中国合作。中共十九大明确，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主要矛盾演变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可以在这方面加强与世行合作。

        二是加强与中国国际倡议的合作将使世行客户国受益，包括对非投资论坛等。世行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使其客户国家受益。同时，相关合作亦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学习最佳国际实践和惯例。没有哪个国家是完美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在干中学。

        三是双方在公共产品方面的合作是“朝阳产业”，潜力巨大，对世行和世界都有好处。与中国这样的大国合作对于环境改善等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具有更为实质性的意义。中国自身的资金总量比世行大很多，世行在中国的项目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但中国作为世行的成员资格非常重要，可使中国更加重视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如在以往几年合作重点均在清洁能源和环境整治等。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