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这50年是中国积极践行多边主义的50年，是中国全面参与和支持联合国事业的50年，也是中国持续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的50年。面对新冠疫情长期化、中美博弈加剧、台湾问题国际因素日趋复杂等风险叠加震荡，总结重返联合国摆脱国际上孤立并改善外部环境的宝贵经验，从国际层面强化“反独”与“促统”工作，认知当前形势变化和做好政策应对显得尤为关键。

        有鉴于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上海海峡两岸研究会、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于2021年10月22日共同举办“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东亚研究所、上海台湾研究所等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现将专家观点精粹整理，与诸位分享。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会长严安林在开幕致辞中首先指出，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正式恢复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值得大书特书。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到1971年，经过了22年持续不懈的努力，终于达成了目标。正是从1971年开始，“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社会不断地深入人心，“一个中国框架”得到发展与巩固，“反独促统”的国际环境不断得到优化。因此，中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巨大。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贵洪表示，在百年大变局和世纪大疫情交织的背景下，回顾和思考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展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中国重返联合国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里程碑，是联合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开启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篇章。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与联合国合作是中国外交的亮点，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要面对的重大课题。50年过去了，国际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与联合国都是建设性和稳定性的力量。未来，中国将不断深化与联合国的合作，做联合国事业和多边主义坚定的支持者、维护者、建设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研究员毛瑞鹏强调，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恢复合法席位是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重大胜利，是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标志性事件。第2758号决议中所指的中国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因此已经解决了所谓的“台湾代表权”问题。第二，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带动了新中国的建交工作，拓展了外交活动舞台，为新中国逐步融入战后国际体系打开了窗口。第三，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深刻改变了大国关系格局，推进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第四，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亚非拉国家团结自强的重要体现，新中国的加入壮大了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力量，也奠定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长期友好关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邵育群认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内容非常清楚，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所以，美国有些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关于“第2758号决议并未讲到未来台湾参与联合国”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说法是故意混淆概念，在国际法上找不到任何依据；但对普通民众有很大的迷惑性，是美国政府在为帮助台湾参加一些国际组织的活动做舆论铺垫。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所薛磊博士指出，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一劳永逸地解决了1949年之后在联合国存在的所谓“中国代表权”争议，从法律层面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彻底粉碎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该决议不仅适用于联合国系统相关机构和组织的成员资格问题，并且也已成为全球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参照标准。在参与国际组织相关活动问题上，台湾当局只能在获得中国政府同意和许可的前提下以适当名称、身份及形式参与，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助理包承柯认为，50年前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正式恢复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是中国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标志。从战后国际秩序演变的视角去观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引发了区域关系的调整，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区域和平与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71年10月中国进入联合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走到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台湾问题”已经拖了70多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是势在必然。构建“后台湾问题”的亚太地区合作是一个自然会出现的问题，以共生共荣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将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课题。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夏立平在分析台湾问题国际环境和国际因素的新变化时认为，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时期较为冒进的对台政策和做法进行了一些回调，但仍然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切香肠”的做法，试探大陆底线，打擦边球。一方面，拜登政府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但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继续将台湾视为印太战略的重要环节，打“台湾牌”企图制约中国，全方位提升美台实质关系，继续提升美台军事关系，加强台湾军事能力，试探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拉盟国和盟友在台湾问题上联合向中国施加压力。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台湾研究中心主任林冈就台湾问题历来受制于国际大格局特别是中美关系进行分析。他指出，中美关系的近期变化主要是经济和科技竞争加剧、美方对中国发展和治理模式的疑虑加深、台海和南海军事形势紧张。与此相应的是美方加强对台积电的利诱威压、提升美台政治和军事关系、强化美日澳印的防务链和高科技供应链、通过七国集团峰会关切台海安全、用“民主”和“人权”牌对中国大陆施压、凸显台湾的“民主形象”和“国际能见度”。随着美国逐渐摆脱中东困局，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可能化虚为实。

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分析道，近期以来，台湾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动向，主要表现出“三多”的特征，亦即介入台湾问题的国家数量增多；外国介入台湾问题的领域增多；外国介入台湾问题的手段增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四点，一是美国积极拉拢多国介入，试图构筑“反华挺台”的“国际统一战线”。二是台湾当局试图借此拓展“国际空间”，并为其“抗中”政策路线寻求国际支持；三是部分国家基于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试图通过在台湾问题上的投机行动来“表态”、“站队”，换取美国的支持；四是“反华挺台”成为许多国家反华政客展示“政治正确”、牟取政治私利的工具。

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王海良认为，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新动向主要表现为：第一、美国主导的全联盟、半政府集体挺台模式，包括所谓“全球民主峰会”。第二、把台湾界定为“民主实体”，并以“民主”为路径，给台湾以准国家地位。第三、综合施策：1. 两手化，表面一个中国，实质“一中一台”；2.法律化，一是效法美国，也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二是质疑联合国2758号决议；3. 舆论化，把中国大陆反独促统污蔑为“霸凌台湾”，在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妖魔化中国大陆；4. 准军事化，围绕台海组建多重军事同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胡凌炜提醒需警惕台湾当局采取由外而内的方式为法理“台独”创造条件。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国内政。然而，历史显示每次台湾与大陆的离合都受到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甚至是国际格局变化的产物。大陆因素的震慑、国际社会一中格局的确立阻止了岛内以“正名制宪”的形式推动法理“台独”。但是，中美关系及国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台湾当局试图在国际势力的纵容下开辟新的路径，由外而内地为法理“台独”创造条件。可以明确的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任何形式的“台独”都将难以实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副研究员童立群认为，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自称为台湾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做了很多方面的准备，但民进党当局却刻意忽略台湾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前提——承认“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只有回到“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立场上来，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才可能通过两岸协商作出恰当安排。CPTPP这一组织同样应遵守国际法，必须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民进党当局如继续歪曲曲解联大2758号决议，以经贸为由拓展所谓“国际空间”、进行谋“独”活动，必将以失败收场。

上海台湾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肖杨指出，“住民自决论”一直把民族自决权曲解为其理论来源。实际上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台湾人民可以行使民族自决权的唯一前提是受到殖民压迫，显然这并不符合台湾地区现状。“住民自决论”的立论基础是分离权而不是民族自决权。“住民自决论”只是“台独”势力谋求“独立”的手段。必须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对其进行反制。一是要持续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习惯法地位。二是要继续完善出台专门性法律法规，推进反“台独”法制化。

上海海峡两岸研究会会长季平在总结发言中首先指出本次会议召开时机可谓恰逢其时，与会学者对历史的回顾分析及当前存在问题都有切中要害的看法。恢复合法席位是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重大胜利，是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标志性事件，我们需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经验中找寻如何回应与处理当下遇到新情况、新挑战与新形势，从解决代表权问题上吸取有益经验，展现出坚忍不拔的战略定力，同时努力 “广交朋友”为自身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文献来源：上海国研院公众号，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