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9月26日，德国举行联邦议院选举，德国和欧盟将正式开启“后默克尔时代”，这一变化将对中欧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为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和上海欧洲学会，于10月15日联合举办“德国大选对中欧关系影响”会议。来自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学术机构的16位研究欧洲和德国问题专家出席会议。

现将参会代表的发言要点汇编如下：

        第一议题为：德国大选后的组阁动向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博士主持。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从德国经济视角看德国大选。他认为，目前德国经济逐渐向好，劳动力市场和对外贸易显著恢复。其次，正在组建中的德国新政府将面临着一系列经济问题和挑战，包括如何处理好防疫与经济刺激、复苏的关系；通胀、供应链中断等带来新的挑战；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对德国和欧盟带来的影响；社民党、绿党有关提高最低工资，加强绿色经济转型投入等的竞选承诺与可能的财政赤字刺激政策及其对德国和欧盟的影响；2007年来持续升高的劳动力成本对德国经济的影响；近年来持续减缓的劳动生产率与德国制造业的领先优势的维持问题，以及如何落实数字，科技、产业的转型与追赶等。最后，在日益加剧的对华竞合的背景下，对中德经贸关系前景我们可持谨慎乐观预期，但对德、欧不断上升的对华的焦虑和相应回应，我们应努力求同存异。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玄理就“大选背景下的德国政党格局的变化与影响”发表观点。他认为，德国大选出现以下特征：第一，这次德国大选出现大党不大、小党不小的政党碎片化的格局。第二，左右政治钟摆的回调。这次德国联盟党是最大的输家，德国现在的政治光谱也跟目前的欧洲一样，也是微微地向左偏移。德国跟欧洲许多国家相似，主流的左翼政党基本上都是以历史最差或者比较差的得票率胜选，所以只能组成左翼联盟执政。第三，出现选民的代际裂痕，新世代选民在大选中呈现重要性。德国两大政党迟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决年轻人关心的气候和数字化问题，这导致了年轻选民转而投向小党，这也是两大政党在30岁以下的选民的得票率第一次被小党所反超。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教授戴启秀对“德国政治生态”进行分析。她认为，传统政党进入了转型和震荡期。现在联盟党进入反思和转型，以前不转型，现在逼着它转型，如果转型成功，在下一次大选中还是有希望获胜。绿党和自民党基本上实现了年轻化转型，其党主席都在40岁左右，新的议员也都年轻化，无论从政党纲领还是领导人的年龄都实现转型。超越党派纷争，是未来德国多党执政的要求。每个党在其特点、诉求之间都有矛盾和对冲的地方，但是现在各党首也都表达，构建一个多党联合的稳定权力结构，是其第一目标，联合政党应以德国国家利益为重，超越党派纷争。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就“默克尔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发表观点。她认为，默克尔在中欧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刚上任时，她采取对华强硬立场，但2008年之后，她对华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对华合作以经济合作为重点。在她的调停下，解决了中欧太阳能面板争端。从2008年以后，她维持了跟中国接触性的政策，在2014年，德国和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欧盟中，默克尔是维护跟中国的接触性原则的领军人物。在她离任之后，中德、中欧关系会呈现什么样的趋势，目前仍不太明朗。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就“德国大选后的组阁动向、对华政策走向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做了发言。他认为，目前而言，“交通灯”（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合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对于社民党来讲，虽然党的两主席都是偏左的，总理候选人偏右保守一点，但是党内还是比较团结，大家一致的目标就是要把总理大位拿下来。这个“交通灯”联合政府相比默克尔政府，将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政府，其行动能力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比如说，“交通灯”联合政府在联邦议院拥有多数，但在联邦参议院中并不拥有多数，这对它的立法和行动能力还是有很大牵制。而且，三党之间以及政党（如社民党）内部也会有各种掣肘。这也会促使新政府必须在内政上花费更多精力，从而导致新政府在对外行动上的投入受到限制。

第二议题为：德国大选与欧盟未来发展动向。由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主持。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朱宇方老师就“德国和欧盟的技术主权”发表观点。她认为，关于技术主权这个问题，在德国和欧洲学术界和政界的话语层面存在差异。学术界从经济主权、创新主权和技术主权这三个层次构建技术主权的概念，并制定判断对某项技术是否拥有主权的标准。比如对于5G技术，德国学术界的几个主流研究机构都认为华为的5G技术并不会损害欧洲的技术主权，欧洲完全可以接纳华为来为欧洲提供5G。经济界和企业界普遍持同样的观点，但是政界则把华为视为一个技术主权领域的典型的敏感案例。可见，欧洲学术界、经济界和政治界因为所处利益层面的不同，在技术主权问题的判断上使用标准也是不同的。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胡子南老师就“欧盟制定对华政策工具箱及中资企业近年来赴欧投资”提出观点。他认为：2016年-2017年间中资企业赴欧投资热潮已经冷却，很多收购交易现在看来都是失败的，说明赴欧投资道路非常坎坷。与此同时，欧盟当前正在加快构建一个涵盖投资监管、出口管制、公司治理、外国补贴审查以及反制裁胁迫的全方位对华政策工具箱，而且特别强调“人权”和“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中资企业赴欧从事生产经营、参与投标以及进行投资收购将面临更大阻碍，会对中欧经济科技合作以及中国“十四五”规划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研究员，就今年9月份欧洲议会发布了“新欧中战略报告”进行分析。她认为，欧洲议会的报告对中国的政策趋向更加强硬，其对华批评和质疑已经涉及到人权、台海、供应链、“一带一路”等我国核心和重要领域，欧洲议会的一些提法已经开始踩踏和触碰我们政策底线。欧盟对华总体趋向强硬立场既有对我国快速崛起担忧的一面，具有它一定的内生和自主性，又有跟随美国，强化和助推西方集团构建对华包围圈的一面，具有外生性和追随性的一面。欧盟及德国等国家，将人权纳入供应链已经成不争事实并纳入法律程序，这将对我国实施“双循环”战略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叶江研究员就“中欧双方对中欧关系的定义的差异”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欧洲议会出台的新报告，就是更进一步拉开中欧双方对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同定义。实际上中欧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就启动，到现在为止，中欧双方都基本上还是认为是战略伙伴，这个基调没有改变，而且发展到了2014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2016年开始，欧盟已经开始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到2019年在“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报告中，欧方正式将中欧关系界定为三重或四重关系，即合作伙伴、谈判伙伴、技术竞争者和制度对手，9月份欧洲议会的新欧中战略文件，又将中欧关系的竞争和对手方面不断推进和升级，虽然目前欧洲议会出台的报告，还没有形成委员会层面的政策，未来委员会的政策文件可能在口气上会有所缓解，但是强硬态度已经成为欧方对华的总体趋势。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陈弢副研究员就“德国在美法外交争端中的立场及应对”进行发言。他指出，美法之间的争端具有全球性，首先，体现在印太地区，即美英澳同盟和法澳潜艇事件；其次是欧洲地区，今年9月中旬，法国开始跟希腊谈军事同盟，直接应对北约在希土争端中难以完全支持希腊的难题，以此凸显北约的无能和欧洲的“战略自主”；最后是非洲的马里问题，美国要帮助法国解决马里问题，双方还将讨价还价，因此，美法外交争端具有全球性意义，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具有长期性。而德国对此的应对十分复杂，一方面反对和批评拜登政府的“特朗普式作风”，另一方面则认为法国阻碍跨大西洋合作和强推“欧洲战略自主”的做法走得太远了。德国努力斡旋并推动恢复法美关系及跨大西洋同盟在印太和全球的合作，但也害怕被过度牵连到印太地区的争端中。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忻华研究员就“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战略自主”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现在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洲未来的产业发展的两大方面，一个是数字化，一个是绿色化。数字化的方向，美欧之间的竞争会更多，不管美欧之间如何强调合作，实际上在数字化的层面，美欧之间的共同利益并不多，他们所谓的合作主要停留在口号。在具体项目、具体的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的制定这方面，双方实质性合作的利益基础是并不牢固的，更多的是竞争。在绿色经济、绿色新政这个方面，美欧之间的认同或者说相互之间的合作可能会多一点。但是即使在这个领域，在碳中和、碳排放税、碳交易这方面美欧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尤其在绿色经济的战略层面，美欧之间的竞争同样会非常激烈。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在对“中欧关系”的总结发言中指出，第一，我们需要从更加深刻的社会经济以及制度层面来理解欧洲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走势，包括它的发展方向，然后看待欧洲面临的各种挑战问题，也需要更加客观认识到欧盟具有什么样的能力会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二，我们不能忽视欧洲的软实力，欧洲在软实力方面，即它制造议题方面、营造政治正确的国际舆论方面的实力还是很强的，甚至强于美国；第三，中欧关系中我们应该坚持求同存异，我们不要把中欧双方的“异”的方面更多地突出出来，我们尽量通过扩大共同利益中“同”的这一面，把“异”的这一面逐步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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