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是自上世纪初西班牙流感以来,波及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的全球大流行疾病。百年未遇的超级大流行和百年未有之国际大变局相互叠加并相互激荡,对当前的国际体系已经产生了至少四方面的超级“量变”冲击,国际体系的部分“质变”将因此加速到来。

   “东升西降”态势出现变数

 首先,新冠大流行严重冲击了以发展中世界为主力的“第三波现代化”进程,“东升西降”的国际权势变化态势出现变数。大流行引发的短期全球经济停摆、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巨幅动荡,重创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全球大萧条风险因此陡增。

 但就中长期而言,不少新兴经济体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更为明显。在疫情、外部市场巨幅动荡、需求急速萎缩,以及全球供应链调整变化等多重冲击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内部更为薄弱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失衡的产业结构和羸弱的市场适应能力等缺陷被放大,进一步加剧其原有的债务问题,以及内部地域发展、收入不平衡等矛盾,保经济、保稳定、保政权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

  如果国际社会无法团结一致,尽早平息疫情,止住世界经济下滑趋势,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没能化压力为改革动力,以新发展理念提升自身产业能级和经济结构的韧性,则发展中世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加快的现代化进程可能会较长时间陷入低迷,本世纪以来国际权势“东升西降”的变化格局也可能因此改写。

     中美矛盾因疫情被放大

   其次,新冠大流行急速加剧了全球战略动荡。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全政府、全方位”遏制打压,中美战略竞争滑向战略对抗的风险明显上升,并推升国际关系“意识形态阵营化”趋势。特朗普政府视我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加快推进所谓“对华竞争战略”,意识形态上加紧对我污名,强力干涉我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内部事务,在科技和关键产业加紧对我“脱钩”和打压,地区安全上加紧缔造“制华联合战线”,多边外交上全力阻挠我提升影响力,等等。美国对华“全面竞争和战略遏制”已经成为共和、民主两党基本共识。

  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两国经济,导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实出现困难,与特朗普政府因防疫不力而“甩锅中国”的选举政治需求等因素相互叠加,急速放大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固有矛盾。在国际大变局和社交媒体时代,中美关系从政府对抗到民间交恶,从利益、观念冲突到两国社会心理层面的相互创伤都被迅即放大,双边关系断崖式恶化态势超出预期。如果双方无法尽速管控矛盾,因误判而对抗升级、失控的风险将显著上升,加剧全球战略不稳定的烈度和频度。

    全球治理“信任赤字”加剧

  再次,大流行凸显了国际多边合作的“领导力缺失症”,全球多边合作前景面临“碎片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双重压力。当前,全球治理进程进入新一轮的深度转型与重塑周期。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多边合作、全球治理所处的战略环境趋于恶化,大国围绕全球议题不断分化组合,导致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合作意愿和合作水平降级。

  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数字经济时代加速发展,全球治理所处的开放型世界体系遭遇碎片化危机。一方面,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激化了西方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制度的固有矛盾,加剧了其经济社会分化和政治极化,也为西方右翼民粹分子煽动保护主义、新孤立主义的反全球化思潮提供了强大国内支持；另一方面,人类加速迈进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生产格局、创新格局、竞争格局正加速重构,全球数字经济体系中的跨境数据管理已经出现“巴尔干化”,科技和国家安全关切深度捆绑,“技术民族主义”不断抬头,国际科技合作和产业协同网络的断裂之虞加剧,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遭遇碎片化危机。

  同时,多边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效能不足,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机制的“信任赤字”。当前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制度无法适应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但在当前大国权力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的话语主导下,国际社会尚无法通过对话协商,形成一套符合时代潮流、体现公平正义和共商共建共治精神的国际多边合作新共识。

    “强政府”时代加速回归

 第四,新冠大流行加剧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加速“强政府”时代的回归。我们生活在“人类世”时代,生态环境等地球物理系统和人类经济社会系统高度融合,形成高度关联但日益脆弱的人类社会生态系统。新冠大流行的冲击主要表现为三方面:

  一是疫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可能面临强劲“反弹”风险。各经济体或因为“囊中羞涩”,或因为“保经济”的压力,放松对高污染高排放企业投资的限制,削弱过去数十年国际社会在减排、低碳等方面的集体努力,从而加剧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恶化。

 二是疫后数字经济的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我们正加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而疫情又再次提速了数字经济的全面到来。一方面,大数据防控疫情、远程会诊、在线教育、直播带货等“非接触经济”和“居家办公”成为新常态。另一方面,疫情加深了人们对数字科技的依赖,但随之产生网络攻击、数据造假、个人隐私受侵犯、数字鸿沟、数据跨境管理碎片化等风险也呈指数级上升,数字经济时代安全风险凸显。

   三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社会治理短板甚至失序的风险加大。不少疫情中心的死亡病例集中在少数族裔、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反映出这些地区内部治理的包容发展和平衡发展水平低下。疫情不仅放大了内部治理制度缺陷,国际舆论中要求“加强政府效能”、弥补市场和社会不足的呼声也显著提高,加速了疫后“强政府”时代的回归。

  总之,新冠全球大流行再次揭示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高风险、多动荡、更脆弱”的人类社会生态复合系统之中:新冠大流行放大和加剧了国际体系中的固有矛盾,加速了已有的变化态势,也增加了系统由量变向质变“突变”的风险,我们只有更准确地识别系统性风险的发生路径和扩散机理,才能做到未雨绸缪,化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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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参考消息，6月2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