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神圣抗战的序幕。而在日本的官方历史叙述中，这一事件则被当作“十五年战争”的开端，强调了其与“卢沟桥事变”和太平洋战争之间紧密的历史关联性，昭示着日本军国主义迈向战争深渊的开始。如果把目光拓展至世界历史的范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不但意味着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更标志着一战后在远东地区形成的“华盛顿体系”开始遭遇严重的冲击。

        一战结束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形势呈现出的一大特点是美日英法等列强争夺中国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回合。各国十分清楚，谁能称霸中国，谁就能拥有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霸权。换言之，“中国问题”是远东及太平洋问题的核心。众所周知，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侵华势力迅速扩张，其他列强的既得利益因此深受威胁。作为应对，美国于1918年10月向英、法、日提出组织“新四国借款团”方案，意图取消日本单独行动的自由，限制日本势力的扩张。但在日本千方百计拆台的情况下，美国意识到此举对解决“中国问题”毫无进展，遂决定通过政治途径召开由美国主导作用的国际会议予以解决。

        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中等九国代表齐聚华盛顿独立纪念馆，就限制军备、远东及太平洋等问题展开协商。会上签订的各条约、通过的各议决案和发表的各声明，构成了“华盛顿体系”。其最大特征是打着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的旗号打乱了日本意图独占中国的计划，“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因此，尽管“华盛顿体系”代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国帝国主义的利益，是它们根据力量对比重新调整关系，并达成妥协的国际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矛盾的彻底解决。尤其是日本，对这样的结果最为不满，认为这只不过是在美国国力占优势的形势下，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而日本的利益并未得到应有的照顾。

        基于这一认知，日本早在1920年代初就有力量认为无论是“凡尔赛体系”还是“华盛顿体系”不但未能为世界和平找到出路，反而酝酿着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可能。因此，日本对之应有清醒认知，并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当时在日本认定的假想敌中，无论苏联还是美国，均属于拥有广袤战略纵深，资源丰富且人口众多的大国，一旦战端开启，在总体战的时代里，便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意志力和国家自然禀赋的比拼。虽然当时日本已经侵占台湾、朝鲜半岛等地，但国土纵深和自然禀赋仍远不能与美苏等国等量齐观，而当务之急便是要继续“开疆拓土”，以为下一次的世界大战积蓄资本。众所周知，日本军国主义的首选目标就被其称为“日本的生命线和帝国国防的第一线”的中国东北地区。

        东北自然资源丰富，加上地理条件的便利，对日本而言，既是一个理想的原料供应地，又是一个重要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除了在经济上对日本有重大价值外，在军事战略上也被日本军部视为入侵苏联远东地区和中国本土的重要基地和跳板。因此，自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将解决“满蒙”问题视为实施其“大陆政策”的基本前提。但涉及具体的解决方式，日本国内基本形成三种意见。

        第一种以时任外相的币原喜重郎为代表。币原外交以遵守“华盛顿体系”为前提，奉行国际合作的方针，主张对华以经济渗透为主的缓进政策。因此，对当时中国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民政府发起的北伐战争采取“不干涉政策”，并希望在承认中国对东北拥有形式主权的前提下，与统一后的国民政府签署和约，确保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利益和特殊权益。但随着1927年前陆军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组阁，并在“东方会议”上制定新的侵华政策——“满蒙分离政策”，基本上宣告币原外交的失败。

        第二种是田中提出的“满蒙分离政策”。其核心是继续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并利用张当时在国内的困境迫使其承认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等侵略权利，使张完全成为日本的傀儡。因此，他强调国民政府北伐的终点不能越过山海关，并为此不惜出兵济南，炮制“济南惨案”。田中的方案被称为“内科方法”，而当时军部的少壮派和关东军则主张采用“外科方法”，即要求张作霖宣布东北自治，如张不同意就另觅人选，如这样做仍达不到目的，则直接使用武力将东北从中国的领土中肢解出来。为此，他们一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意图另立傀儡，或武力占领东北。虽然这一目标并未立即实现，但随着张作霖的殒命，田中企图通过张来统治东北的“内科方法”也宣告破局。

        第三种以陆军少壮派军官如永田铁三、石原莞尔等人组成的“一夕会”为代表。他们的基本主张是“满蒙领有论”，即通过一场“外科手术”，用武力攫取东北，肢解中国。“皇姑屯事件”虽然暂时未能遂其所愿，但他们并未就此消沉，反而在国内逐步掌控陆军的中枢系统，在东北一直伺机而动，密谋占领东北。可以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正是他们长期筹划的产物。

        一个历史事件看似孤立，而探究历史的纵深，不难发现其背后呈现的是众多相关性事件彼此串联的因果逻辑。对今日的人们而言，昨日之事已成历史，但今日之事也正成为明日之历史。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制造仇恨，而是为了谨记教训，防微杜渐，毕竟历史永远处于现在进行时。

文献来源：《世界军事杂志》，2017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