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日本民主党执政团队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和警告，于9月10日决定“购买”钓鱼岛，导致中日关系骤然恶化，引发了两国自邦交正常化4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冲突。这场风波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和野田内阁合演的一出“双簧戏”。其深层原因是日本当权者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势头，蓄意推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钓鱼岛争端将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今年4月以来，中日两国围绕钓鱼主权归属问题出现尖锐对立。其直接导火线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一手炮制的“购买”钓鱼岛闹剧。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日本民主党执政团队先是默认和怂恿，继而不顾中国的一再规劝，悍然实施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的严重挑衅。中日关系由此跌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本文拟透过钓鱼岛“国有化”过程中日本朝野反华势力彼此利用又相互角逐的关系，分析日本当权者肆意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深层背景，并试图对钓鱼岛争端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初步的研判。
一、野田内阁与日本右翼势力合演的一出“双簧戏”
        2012年恰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孔子曾说过，“四十而不惑”。这是指人到了40岁就会臻于成熟和稳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日两国间不仅没有出现人们所期盼的成熟与稳定，反而由于钓鱼岛争端日趋白热化，致使双边关系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
        这场风波的直接导火线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策划的“购买”钓鱼岛闹剧。众所周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对立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大悬案。两国领导人在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曾约定将钓鱼岛这一敏感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10月，邓小平在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仪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更明确地提出了“搁置争议”的主张，为中日两国在以后的岁月里长期和平友好，开展互利合作奠定了基础。
        石原慎太郎在日本政坛素以其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著称。他早年曾是“青岚会”干将，开口闭口称中国为“支那”，一贯以破坏中日关系为己任。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风波后，石原抨击民主党政权释放被扣中国船长是“丧权辱国”。2012年4月16日，石原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声称东京都已与钓鱼岛及北小岛、南小岛的所有人达成协议，待都议会批准后将在年内完成购买手续。他批评外务省对中国总是战战兢兢，声称要让东京都来“保卫”“尖阁列岛”（即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下同）[1]。
        石原这番话顿时在日本国内激起强烈反应。《朝日新闻》发表社论称，石原“明知会对政府的外交添乱却硬要说大话，只能说是不负责任”[2]。而《读卖新闻》、《产经新闻》则齐声喝彩。《产经新闻》就称赞石原此举是“保卫尖阁列岛、加强实际控制的有效提案，应该举国支持”。甚至还呼吁在岛上常驻自卫队[3]。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野田内阁的官房长官藤村修在4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如果有必要的话，政府愿意与东京都交换意见，很可能在这一构想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推进[4]。4月18日，野田佳彦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表示，政府正在确认土地所有者的本意，打算对所有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是暗示日政府将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
        迹象显示，这场购岛闹剧是野田内阁与石原慎太郎合演的一出“双簧戏”。
        第一，石原慎太郎的购岛闹剧需要中央政府的“背书”
        东京都要到远隔千里之外购买日本自称是属于冲绳县的钓鱼岛，这原本就是非常唐突和难以理解的。然而，野田内阁的“管家”藤村修却非但没有提出质疑，反而在第一时间非常爽快地表示政府愿意与向东京都交换意见，在石原构想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据媒体透露，石原在宣布购岛设想的一个多月前的3月9日曾经到首相官邸拜会野田。这次会见据称是就有关建立新党问题交换意见，实际上却是石原向野田介绍他准备从岛主手里“购买”钓鱼岛的构想。所以，野田对石原的购岛设想早有所闻，藤村的表态表明内阁对石原此举起码是予以默认的。
        第二，野田内阁的“国有化”举措需借重石原慎太郎
        日本政府在敏感问题上有所动作时总会借助右翼势力造势或先作铺垫。典型的事例是1978年8月和1996年7月，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先后在钓鱼岛、北小岛非法兴建灯塔，引起中方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始则推脱责任，继而却将其收归国有，载入政府正式发行的海图之中。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实行所谓的“国有化”也是如此。先是让石原这个“大嘴巴”造舆论，张声势。石原发起的购岛募捐不到1个月内就筹集了7.6亿日元，至8月14日已突破14亿日元。部分媒体举行的民调表明，约60%的被调查者支持购岛。石原炮制的购岛闹剧实际上是为日本当权者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进一步动作而进行的舆论铺垫和民意准备。野田认为时机成熟便顺水推舟般地推出了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
        第三，野田内阁与石原慎太郎间既相互勾结又争抢风头
        野田与石原在强化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彼此间也有矛盾：一是双方都想掌握主动，捞取政治资本；二是石原始终对民主党政权有猜忌和怀疑。石原慎太郎策划“购买”钓鱼岛闹剧的目的，主要是为自己凝聚人气，为其长子石原伸晃竞选自民党总裁、继而觊觎首相宝座捞取政治资本。而野田则需要用钓鱼岛“国有化”塑造自己“敢于决断”的政治形象，提振持续低迷的支持率。据媒体透露，野田早在5月18日就作出了国有化的决断，并背着石原悄悄地与“岛主”联络，许诺以高于东京都的价码购岛。7月6日，野田派首相助理长岛昭久到东京都厅拜会石原慎太郎，传达了由国家购买钓鱼岛及北小岛、南小岛意向。石原毫不掩饰他对野田横插一杠的不满。此后，东京都两次申请登岛丈量土地面积和进行调查均遭政府拒绝更加剧了彼此间的矛盾。8月19日，石原慎太郎拜访首相官邸，与野田进行了3月9日以来的第三次会谈。石原自知在价码上难以与中央政府相匹敌，遂提出支持“国有化”的条件，即政府必须保证在岛上兴建避风港、灯塔等设施。东京都可考虑将募集来的捐款转交野田内阁。野田未作出明确承诺，石原只能悻悻而归。
        一段时期以来，日本国内流行的解释是野田内阁是迫于无奈，为了避免石原慎太郎在“购买”钓鱼岛后寻衅滋事才作出了“国有化”的决断，其根本目的是为“实现平稳而安全的管理”。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野田内阁强化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早就有一系列动作。强化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是野田的一贯主张。2004年3月，时任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的野田佳彦曾强烈主张由国会通过决议，强调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野田当上首相不到半年，就授意内阁府的“海洋综合对策本部”公布了39个无名岛的名字，并将这些岛屿作为确定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基点。其中有钓鱼岛附属的4个小岛礁在内。石原提出购岛设想可以说是与野田不谋而合，正中下怀。
        其次，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绝不是简单地维持现状。据《读卖新闻》透露，日本政府对“国有化”以后如何运筹钓鱼岛共有从A到H的8套方案。其中，A案是暂时冻结，B案是实施保护环境，C案是改造灯塔，D案是兴建避风码头，最强硬的当数H案，就是向钓鱼岛派驻自卫队。8月30日，野田在首相官邸召集核心阁僚磋商钓鱼岛对策时，意欲按B、C两案操作，第一步先将日方在钓鱼岛上非法兴建的灯塔换上LED光源。只是由于玄叶光一郎外相和冈田克也副首相坚决反对才暂时收回成命[5]。
        再者，野田内阁在推进所谓“国有化”过程中始终对中方的规劝和警告置若罔闻。自从石原慎太郎策划购岛闹剧以来，中方再三地提醒日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野田却完全置之不理，直至从后台跳到前台，一意孤行地推行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9月9日，胡锦涛主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APEC首脑会议期间与野田进行了非正式会谈，强调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面临严峻局面。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不要作出错误的决定，应同中方一道，维护中日关系发展大局。然而，就在会谈的第二天，野田便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用20.5亿日元“购买”钓鱼岛的决议。翌日，又同所谓的土地所有者签署了购岛合同。前总务大臣原口一博曾当面抨击野田说：“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会晤的第二天就宣布（钓鱼岛）国有化，这难道是正常的外交吗？”[6] 事实完全戳穿了野田等人所谓“国有化”是为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的谎言。
二、日本当权者在钓鱼岛问题挑衅中国的深层原因
        人们不禁要问，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民主党执政团队无视中日双方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的事实，置双方达成的默契于不顾，蓄意要将它对钓鱼岛的非法控制变为实效控制、法理控制，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依笔者所见，主要有以下三大因素：
        第一，民主党执政团队中“少壮派”集团用提振民意支持的国内政治需要绑架日本外交政策，致使日本执政当局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陷入一味强硬的死胡同
        野田内阁之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中国，很大程度上与其政权运营遭遇严重困难有关。2009年9月,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掌控了日本的最高权力。但是，这个成立仅仅13年，又长期在野的政党极端缺乏执政经验，无法驾驭膨大的官僚队伍，在施政上乏善可陈，内部纷争却有日益加剧的趋势。民主党从2009年9月上台以来，差不多每年换一位首相。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到野田佳彦，呈现出每下愈况的局面。鸠山内阁问世时，支持率高达72%，是战后仅次于小泉纯一郎内阁的第二高记录，但5个月后便跌破50%，至卸任前仅有19.1%；菅直人内阁也是“高开低走”，成立时有62%，而卸任前的2011年7月降为16%；野田内阁成立时的支持率只有53%，两个月后的11月降为40%，12月更跌至31%。相比之下，鸠山内阁和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跌至30%分别是6个月以后和5个月以后。在石原慎太郎提出购岛设想的2012年4月，野田内阁的支持率已跌至19.8%的“危险水域”。
        野田佳彦和他的前任菅直人一样，不得不面对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局面。野田上任后召集的第179届临时国会，内阁提出的34项法案仅有13项获得通过，创历史最低记录。2012年1月召开的第180届例行国会也不断出状况。自民党等在野党控制的参议院在2011年12月9日通过针对防卫大臣一川保夫、消费者问题担当大臣兼国家公安委员长山冈贤次的问责决议，2012年4月20日和8月29日，又分别通过了对防卫大臣田中直纪、国土交通大臣前田武志以及野田佳彦首相本人的问责决议。这在战后日本宪政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祸不单行的是，野田脚下也闹起了“地震”。由于民主党内部在消费税增税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以前代表小泽一郎为首的非主流派不仅在6月26日众议院投票表决这项法案时投了反对票，随后又有49名议员追随小泽脱离民主党另组“国民生活第一党”。这是民主党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分裂。民主党在2009年执政时共有423名国会议员，目前仅有332人，只要再有5名众议员退党就将失去众议院的过半数地位，而再有1名参议员出走就将失去参议院第一大党地位。
        野田佳彦率领的民主党执政团队中以“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为主。野田自己是第一期毕业生，堪称老大，而外务大臣玄叶光一郎、国土交通大臣吉田治、公安委员长松原仁、文部科学大臣城井崇、首相助理本多平直和内阁官房副长官长浜博行等则都是他的同门学弟。毕业于“松下政经塾”的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在野田组阁后转任民主党政调会长，很快就将政调会的地位提升到炙手可热的地步。“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政治家共同的特点是年少气盛，血气方刚，擅长演讲，惯于作秀，但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社会历练，行事莽撞而不顾后果。他们最拿手的政治伎俩就是制造一两个热门议题，对外鼓噪，对内炒作，转移视线，拉拢民众。摆脱内阁支持率持续低迷的困境，野田和他的追随者们自然想到了拿钓鱼岛问题说事，用一味强硬的对华政策来提升人气，化解危机。正如《朝日新闻》所指出的，“对野田政权来说，由于提高消费税和启动核电站等‘国民无法接受的政策’造成支持率急剧下降，购买尖阁列岛就有争取国民支持的考虑。” [7]据时事通信社调查，在将钓鱼岛“国有化”后，野田内阁的支持率为23.3%，比上月上升了3.5个百分点。而日本雅虎的调查更令人惊异地比上月蹿升17.5个百分点，达33.2%，与野田内阁问世时持平[8]。可见野田等人的算计还是收到一定效果的。
        第二，中日两国处于力量对比发生“世纪逆转”后的心理调适期，日本国内日渐抬头的对华嫉妒、警惕和怀疑的思潮导致日本执政当局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采取非理性的行动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国际格局转型中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间力量消长的结果势必导致围绕主导权的角逐日趋白热化。就中日两国而言，GDP总额对比出现“世纪逆转”是彼此间风波迭起，矛盾凸显的深层原因。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迅速上升。1990年中国的GDP只有日本的9分之1,2010年却反超日本，2011年更进一步拉大了差距。而日本从1990年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解体，经济持续滑坡，政局连年动荡，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也逐年下降。2005年以后，日本“入常”受挫，外汇储备、外贸总额、汽车销售量等综合性指标相继被中国超过。许多习惯居高临下俯视中国的日本人越来越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嫉妒、警惕和怀疑。他们既担心中国可能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径进行“秋后算账”，也担心强大起来的中国重新将日本贬为自己的附庸。用一位在日华人学者的话来说：“日本的对华心态正处于一种复杂而扭曲的状况”[9]。2012年6月20日，《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中对日本印象不好的占64.5%，是开始这项调查8年来的最低点。但是，日本人中对中国印象不好的竟然高达84.3%，比中国高出近20个百分点。这一差距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10]。
        随着这股恐华、嫌华思潮的蔓延，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怪现象：书店里畅销的热门书籍要么渲染中国危机重重、即将崩溃，要么强调中国是威胁日本和世界的“新亚洲盟主”、“超级霸权”；报刊杂志和电视报道大量充斥着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以渲染中国的落后与失败取悦读者和观众；政治家们则动辄对中国说硬话、狠话，将自己包装为对中国敢说敢为的“斗士”来凝聚人气和支持率。从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一些政治家的激烈反应来看，日本的政治家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已经失去了原本还有的那么一点点自信和宽容，连起码的外交礼节也置之脑后。时任外相的前原诚司指责中国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后的应对是“歇斯底里”[11]。几十年来日本外相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说过这么重的话。而野田之所以无视中国领导人的一再规劝，抛弃前辈政治家与中国达成的默契，在钓鱼岛“国有化”问题上一股黑道走到底，导致中日关系由“盛夏”跌回“严冬”，也是出于这么一种严重扭曲的对华强硬心理。
        顺便提一提，野田内阁之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冒险犯难，与美国的怂恿与暗中支持也密不可分。特别是近一时期美国推行重返亚洲的战略，不断在中国周边制造麻烦，将日本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支撑点。而日本也自恃有美国为自己撑腰壮胆，不仅拉帮结伙，与菲、越、印等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国家打得火热，构筑遏华、反华的包围圈，更是，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钓鱼岛问题孤注一掷，蓄意玩火，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牵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第三，日本政坛渐趋右倾化，朝野两大阵营的政治家中试图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特别是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使日本重新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正常国家”
        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冯昭奎指出，日方在“购买”钓鱼岛问题上表现出的强硬态度是日本走向极右主义的重要步骤。那就是故意挑衅中国，激怒中国，而中国一旦作出强硬反应正好凸显日本所谓的“中国威胁”，为日本加大防卫领域的投入、重整军备寻找口实[12]。其最终目的就是修改日本宪法，突破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禁区，使日本成为能够进行战争的所谓“正常国家”。这在野田佳彦上任后的一系列言行中早已显露端倪。例如，野田在2011年10月16日出席自卫队阅兵式时发表训词，用“忘战必危”鼓励官兵做好应对不测事态的准备。如此露骨的战争叫嚣，连自民党时代的历任首相也不敢轻言。2012年7月26日，野田在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如果有外国船只非法入侵钓鱼岛周边海域，政府将考虑在必要时出动自卫队来应对。9月12日，野田在竞选民主党代表的候选人政见发布会上宣称，在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方针后，将“举全国之力强化对岛屿及其附近海域的警备”。这些讲话都是违背日本宪法有关不得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国际争端的规定的。
        最大在野党自民党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丝毫不亚于民主党。在自民党长期执政时期，历代首相在钓鱼岛问题上多少还能遵守中日两国的默契。时过境迁，新一代的自民党领袖却无一例外地主张加强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2012年9月26日当选为自民党新总裁的安倍晋三就主张在钓鱼岛常驻自卫队。出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前防卫厅长官石破茂则强调要修改宪法，让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新成立的“日本维新党”被认为是日本政坛除民主党、自民党外的“第三极势力”。该党党首、大阪市长桥下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强调，应该在钓鱼岛长期派驻警察，强化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众所周知，1943年12月问世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土地，例如中国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应归还中国。1945年7月发表的《波兹坦公告》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予以实现。这两大文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但是，日美两国在1971年的《归还冲绳协定》中擅自把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台海两岸都对这种私相授受中国领土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势力蓄谋将日本对钓鱼岛的非法占有法制化、永久化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
        其实，日本不仅在钓鱼岛问题上公开发难，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独岛（日本称竹岛）问题上也与俄罗斯、韩国尖锐对立，关系紧张。人们还注意到，近一时期日本政坛还出现了试图否定“三大谈话”的动向。这“三大谈话”分别是：1、1982年8月日本官房长官宫泽喜一承诺日本在修改教科书时将考虑亚洲国家的反应；2、1993年8月日本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日本政府参与强征慰安妇表示道歉；3、1995年8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就日本进行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13]。这种否定侵略罪责的图谋能否得逞尚不得而知，但恰好证明日本强占钓鱼岛绝非偶然，是日本试图推翻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步骤之一。如果任由日本这种非法行径得逞，等于彻底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事实上，日本近一时期的政治走向已经让国际社会深感忧虑。韩国总统李明博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会面时表示：“日本正在走向极右翼主义。为了东北亚和平，日本应该放弃右翼主义态度。”[14] 美国《华盛顿邮报》9月21日在头版刊登长篇报道指出，目前日本国内出现一种“逐渐地、实质性地向右转”的趋势，日本在外交和军事战略方面正在采取比二战结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对抗性的政策[15]。
三、钓鱼岛争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将继续发酵，缓和紧张局势尚待时日
        许多迹象表明，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端还在继续升温，尚未达到缓和冲突、转危为安的临界点。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日本政坛由对华强硬势力把持的局面暂时不会有根本改观
        目前，日本朝野两大阵营围绕何时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正在进行激烈角逐。野田佳彦曾以承诺近期举行大选为条件，换取了自民党、公明党两大在野党对消费税增税法案的支持。9月21日，野田佳彦在民主党代表选举中以较大优势击败了另外三名候选人——前农林水产大臣赤松广隆、鹿野道彦以及前总务大臣原口一博。新任党代表的任期为3年。而鉴于民主党支持率持续下降，不及最大在野党自民党的一半，野田有意拖延解散众议院的时机。他连任代表后，在人事安排上动了一番脑筋，包括让舆石东继任民主党干事长，让前环境大臣细野豪志任政调会长，并在10月1日对内阁进行了他就任首相后的第三次改组，摆出了一副继续执政的态势。而自民党新总裁安倍晋三看准了野田内阁亟待通过《特例公债法》以填补财政窟窿的软肋，逼迫野田在即将举行的临时国会期间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据初步估算，在下一届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尚难拿下过半数席位，但很可能超越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党。它可能继续与公明党联手，也可能与新崛起的“日本维新党”结盟，重新执掌政权显然已没有任何悬念。这就意味着自民党新总裁安倍晋三将“梅开二度”，再次入主首相官邸。而安倍晋三是目前日本政坛“鹰”派色彩最浓的政治家。在未来数月乃至半年一年里，无论是野田继续执政，还是安倍取而代之，日本政坛都将是由对华强硬势力把持的局面。
        第二，日本官方顽固坚持所谓中日间不存在领土争议的“鸵鸟”政策
        一般来说，日本朝野易位，政权更迭时内外政策常常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但在涉及日美安保条约以及领土纷争等关系日本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则往往萧规何随，代代相传。
        所谓中日间不存在领土争议的政策最早是1996年桥本龙太郎内阁的外相池田行彦提出来的。在政权更迭后的2010年9月，民主党籍的菅直人首相、前原诚司外相也鹦鹉学舌地搬出了这一说辞。时任消费者权益大臣的莲舫仅仅说了句中日间应该平心静气地讨论领土问题，就被在野党和日本媒体穷追猛打，被迫道歉并收回自己的讲话。这次“购岛”风波发生后，日本政府尽管在言辞上试图作些调整，其前提依然是中日间不存在领土争议。只要不从根本上放弃这种“鸵鸟”政策，中日两国就不可能通过谈判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解决。
        第三，美国无意改变在钓鱼岛争端中拉偏架、帮日本的立场
        钓鱼岛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尽管美国一再表白它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不持立场，呼吁当事者对话解决这一争端，但是它公开宣言日本拥有钓鱼岛的施政权，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这实际上是给日本吃定心丸。
        野田内阁签署购岛合同后，中国政府作出的强烈反应大大超出日本的预料。野田内阁最初有些手足无措，底气不足。然而，美国迅即调遣最先进的F-22战机进驻日本，与日本自卫队在关岛进行模拟防卫岛屿的联合军演。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预订访问中国的日程中特意增加访问日本的内容，并重申日美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的承诺。这无异是给日本撑腰壮胆。帕内塔访日后，野田内阁备受鼓舞，9月26日，野田佳彦在联合国大会一般辩论的发言中，侈谈按照领土问题要国际法解决，大有与中国纠缠到底的架势。
        目前，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争端中都已没有任何退路。相关海域正在出现重叠执法、交叉控制的局面。鉴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P3C一直在钓鱼岛上空巡弋，日本警察在“国有化”后一度曾非法登岛，而中方加大了海监渔政船常态巡视力度，更有大批中国大陆和台湾渔船进入钓鱼岛海域作业，中日双方间发生某种直接冲撞甚至擦枪走火的危险性明显上升。这片海域已成为两国比拼战略意志和实力的决斗场，成为孕育局部冲突的全球热点。
        正如俗话所说的，物极必反。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民主党执政团队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肆意妄为，一味挑衅，正在迅速地走向其愿望的反面。其倒行逆施，虽然暂时博得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喝彩，多少博得了一些人气，但总体而言日本国家利益受到的损害堪称史无前例。
        首先，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严重受损。此次钓鱼岛争端发端于日本的购岛行为。在国际社会看来，日本是试图改变游戏规则、主动挑衅的一方。而且，随着中方将日本抢占钓鱼岛的行径定性为否定世界发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挑战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对日本的国家战略及其精心塑造的对外形象产生怀疑。日本正在争取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也将因为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的共同抵制而成泡影。而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坚决抵制下，日本恐怕再难打开“入常”的大门。
        其次，日本在东亚陷入空前的孤立地位。日本当权者在钓鱼岛问题上寻衅中国的结果，造成它在与俄罗斯、韩国相继发生领土争端后，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处于三面楚歌，疲于应付的局面。而且，它在钓鱼岛遭遇的不仅是中国大陆的强势对抗，还面临来自台湾的有力牵制。9月20日，台湾75条渔船在12艘海巡署公务船的护卫下，深入钓鱼岛12海里的领海，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发生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对峙。两岸以不同的方式，在钓鱼岛争端共同发力，宣示主权，是日本当权者所始料未及的。
        第三，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更加渺茫。中日交恶势必会影响两国的经贸合作。2011年的数据表明，日本对华贸易的占比为20.6%，中国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对外贸易中对日贸易仅占9%。日本对中国经济依赖的程度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依赖。钓鱼岛争端发生后，日本汽车、电器产品在华销售急剧下滑，大宗订单陆续被取消，中国赴日游客骤然减少更使日本旅游业遭受重创。这对苦于出口萧条、内需萎缩的日本经济无疑雪上加霜。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执政的民主党内，还是在日本的财界和有识之士中都已开始出现对野田“国有化”蛮行严厉质疑的声音。
        日本前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局长孙崎享是最早质疑野田内阁的。他明确指出：“对日本人来说也许难以接受，但却必须认识到，尖阁列岛并非日本的‘固有领土’，而是一块‘争议之地’。……不让领土纠纷升级是国际社会的常识。如果以只在国内通行的伦理来挑衅中国，只能遭到国际社会的孤立。”[16]。关西学院大学教授丰下楢彦也尖锐指出：石原购岛计划纯属对中国的挑衅行为，导致日中关系极度紧张。如果日本继续固执地强调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首先应游说美国。如果连最大盟国美国也不同意，日本就应该承认“存在领土问题”的事实，和中国举行具体谈判[17]。9月23日，民主党最高顾问、前财务大臣藤井裕久在接受NHK电视台采访时说，在钓鱼岛问题上应该尊重周恩来、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的主张。历史上日本确实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这些史实有必要让日本年轻人了解[18]。藤井是民主党元老，也是野田竞选民主党代表时的竞选本部长。他的这番话应该是很有分量的。
        最近的一个重要动向是，一向谨慎、低调的日本财界也开始发声了。9月27日，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针对野田一再强调所谓中日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的说法，批评说“中国方面如此重视钓鱼岛问题，而日本方面却认为没有问题，这很令人费解，希望日本方面不要再发表这样的言论。”[19] 这是米仓弘昌首次在钓鱼岛问题上公开对日本政府的立场进行批评，这表明日本经济界对日本政府未充分认识到钓鱼岛争端对经济的影响而感到非常不满。
        钓鱼岛争端未来如何演变，将取决于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日本国内政治而言，围绕如何处理钓鱼岛争端，健康、理性的力量虽然日渐抬头，但还没有到足以制衡政坛对华强硬派和右翼势力的地步，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紧张局势的缓和尚待时日。

文献来源：《国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