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及其成果
- 牛海彬
- 副研究员
- 美洲研究中心
- 外交政策研究所 副所长
- 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理论建构与内核深化
- 日本民主党时代的对俄关系及战略性展望
- 亚太两强竞争性合作格局趋势与中国外交
- 亚太区域架构变动的现状与前景
- 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前景与中国
- "保护海外能源利益"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新时期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内涵与意义
- 中国周边安全的新认知: 特点、功能与趋势
- 中美中东政策比较——理念、政策与贡献
- 日本海洋战略的内涵与推进体制 — — 兼论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的深层原因
-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态势、中国的新角色及中国智库的新任务
- 中俄关系2015:高调前行、道路曲折
- 发展中国家建构自己理论的必要性
- 中国智慧与力量造福世界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助国际关系稳定
- 中国和平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新旧困难
- 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智力支撑
- 中国外交新思路 新实践 新理论
- 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中国外交:今年成绩超出预期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 中国外交与和平发展
- 《中国与拉美国家相互依赖模式研究》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国家民族”建构研究
- 《中国与拉美国家相互依赖模式研究》
- 欧盟社会政策研究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 《老挝与“一带一路”》
- 《非洲世纪的到来?:非洲自主权与中非合作研究》
- 《国际体系演进与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
- 上海服务中拉合作的现状与趋势——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上海角色
- 上海服务“一带一路”经典案例2021
- 上海服务东盟地区“一带一路”建设 逆势成长与新挑战
- 中美关系正常化历史上的四次关键战略协作的启示
- 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
- 美国区域经济合作倡议的内涵、反响及前景
- 更多错失良机的悲剧:新冠疫情中的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力和经济损失
- 错失良机的悲剧: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力成本和经济损失
- Working Together with One Heart: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in the Coronavirus Crisis
- 全球协作抗击新冠病毒:作用、经验与启示
集团峰会政治析论
牛海彬
2010-12-15
简介
伴随着两极体系的终结,以八国集团(G8)峰会、G8与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G8 5)、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以及金砖四国峰会(BRICs)等为代表的集团峰会政治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日趋上升,形成了某种竞争性关系。如何正确认识集团峰会政治对理解今后十年的世界有重要意义。
正文
一、主要成员及其体系性互动
集团峰会的参与方主要是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传统大国习惯于从体系的视角思考自身的国家利益,在集团峰会政治上起步较早。新兴大国虽然总体上仍属发展中国家,然而也开始面临管理海外利益和塑造全球环境的挑战,因而对于参与和创建集团峰会政治兴趣渐浓。双方围绕G8 5对话以及G8改革等问题的体系性互动是理解当前集团峰会政治的重要视角。
1、应对全球性议题的合作需求上升、互动趋于密切
冷战结束以来,新兴大国的缺席削弱了G8为全球社会确立优先的能力,并弱化了它动员政府为全球问题寻求解决途径的能力。[1]事实上,G8近年来的主要成绩体现在经济和安全事务之外的社会和发展领域,比如减免债务以及创设预防疾病全球基金等。然而,随着新兴大国在发展和社会领域的功能性扩展,G8抛开新兴大国在该领域发挥作用也趋于困难。[2]为改变这种代表性和能力不足的被动局面,G8发展出一套与非成员国特别是新兴大国互动的延伸对话渠道,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机制性对话与合作。流行于欧美的“支柱国家”、“利益攸关方”和“多伙伴关系”等概念也反映了传统大国在全球事务中寻求与新兴大国对话合作的意愿。“G8 5”对话会以及G20峰会等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表明,集团峰会机制成为双方协调应对全球性议题的重要平台。
2、对合作议题的责任分划的存在分歧
“G8 5”的对话姿态得到了国际舆论的积极评价,但是对话成果却乏善可陈,这反映了双方在合作议题优先选择、利益认知上的分歧。八国峰会的议题选择倾向于反映传统大国的利益、议程,而且具有鲜明的轮值主席国烙印,新兴大国在机制层面上对于议题选择缺乏影响手段,在议程设置等方面面临诸多局限。近年来,非洲发展、气候变化和世界经济成为峰会的优先议题,双方对如何应对这些议题特别是如何划分各自责任分歧明显。
传统大国把非洲发展问题置于峰会日程的优先地位,但在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方面却步调缓慢,而对如何规范新兴大国的对非政策却非常关注。传统大国把气候变化放在优先地位与其在绿色经济、可替代能源方面的领先优势密不可分,也希望让新兴大国承担更多减排责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特别是世界经济再平衡上强调新兴大国开放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而对本国经济的农业和高科技市场的保护则处于失语状态。这些在议题优先和责任分担上的分歧导致峰会常常无疾而终。
3、G8与“G8 5”活力减失、G20崛起
尽管G8的部分成员国意识到应该从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出发吸收新兴经济体加入,但是保持G8作为发达市场民主国家集体论坛的身份在其成员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部分新兴大国对自身在国际场合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也较为看重。[3]新兴大国也担心加入G8会丢掉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从而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责任,并降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双方对身份的不同认知阻碍了G8朝更具合法性方向的改革。
另外,出于对所处的情势和国家利益的研判,各方对G8扩容最优先的考虑往往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而是如何借此确保或者增加自身的国际地位。比如,面对联合国安理会等主要国际组织改革缓慢的局面,日本等国不希望G8扩容,希望藉集团身份展示其政治地位。[4] G8要求新兴大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仅仅停留在态度上,而没有落实到赋予后者实现这种责任的角色上,比如完全的成员身份、更大的领导作用和在国际经济组织中更大的投票权等。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帮助把G20财长级别会议提升到集团峰会的机遇,新兴大国对G8包括“G8 5”的兴趣已经大大下降,转而重视G20峰会以及BRICs等新兴集团峰会。
二、集团峰会政治的影响因素
1、全球问题的挑战
全球性挑战促使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相互走近,但能否就此形成有效合作也会影响到集团峰会的未来。重大国际性危机往往是机制创新的机遇,它可以加速主要力量对比的变化,迫使他们通过合作共度时艰。面对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格为G20领导人会议就是如此。G20峰会表明,发达国家对新兴大国的需求和借重增多,双方的关系更具平等性。尽管双方在市场准入、农业补贴、知识产权等领域分歧犹存,但维持世界经济稳定这一体系性利益促使双方超越具体分歧,构建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新集团峰会,并在协调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加强金融机构监管等方面取得不错成绩。
气候变化显然也是需要在峰会层面上加以协调的领域。作为涵盖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集团峰会,G20并未将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列入议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峰会本身处于初创阶段,另一方面也说明各方在这些问题上分歧太大,议程扩大会损及峰会效力。目前各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识转变为把G20议题扩展至气候变化领域提供了一定的支撑。欧盟积极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倡导在贸易中加入环保标准和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与未来的发展模式紧密结合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新兴大国也开始以更加合作和积极的态度从事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这种利益观和认知观的转变为今后双方借助峰会展开合作奠定了较好基础。
2、全球领导的重构
相对于G8主要服务于西方民主工业化国家利益,强调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机制观念而言,G20意味着某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合作领导,站在了为解决体系性问题建构共识、确保公共产品供给的高度。能够成为该集团的一员主要是基于该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该国的政治体制、发达程度或者发展模式等因素,这在全球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今天是一个进步。我们需要一个新版的全球政治领导,一种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共同工作的新意愿。[5] G20为国际体系内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共同领导和利益管理提供了某种机制性保证,而且当领导人层面交流的大门敞开时国家间政治通常也会较为平和。新的国际领导机制正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机遇,即相对衰落的国家试图分担领导成本,正在崛起的国家渴望更多的话语权,两者的有机结合将会推动集团峰会政治的健康发展。
3、新兴大国合作的竞争效应
新兴大国之间加强机制性合作正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新兴大国的内部联系正在迅速加深,并且拥有较为独特的规则、制度和权力资源。[6] 尽管在塑造世界事务方面仍存在不同看法和能力局限,新兴大国试图建立某种集团性权力来扩大他们的集体谈判权力,与传统大国分享议程设定的权力,培育共同利益和塑造更为有利的国际体系。诸如印巴南对话论坛、基础四国会议以及金砖四国峰会等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在国际发展、气候变化和世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力正在增强。
新兴大国作为一个集体在全球事务上日趋活跃并且立场更为清晰,他们之间的机制性合作长期来看会与传统的集团峰会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形成某种竞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促成新兴大国机制性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出于对霸权政治的软制衡。[7] 由于机制改革的实质是责、权、利的重新划分,在G20内也有可能形成G8独大的局面,这也间接促使新兴大国加强了自身的机制性合作。当然,这种竞争更多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绝非要与传统大国形成对抗性的集团,而是旨在夯实相互合作的基础,增加应对全球问题挑战的能力。集团峰会间的相互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集团峰会保持了发展的活力。
三、未来走向
新兴大国的崛起势必需要一个展示其领导能力的平台,而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必须注重与传统大国的合作,因此以G20为代表的集团峰会政治是一个重要选项。旨在应对金融危机的G20峰会诞生后,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暂时找到了一个共同发挥领导作用的平台。G20能否机制化并成为讨论更多全球性问题的新平台,可以从以下几个视角来观察。
第一,美国对集团峰会政治的立场。美国在创设G20峰会中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效应趋于淡化后,美国国内对于G20峰会的反对声音可能升高。这一方面是因为G20功能扩展可能会削弱对美国盟友体系、联合国安理会等的地位,另一方面G20包含了价值和政治体制各异的成员国,成员之间对全球性问题的优先判断和责任分担都存在不小的分歧,这被认为减少了美国维持本国利益的手段。G20在应对国际事务中的表现将会对美国国内的辩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各方应当从体系利益的高度出发推动G20发挥促成有效国际合作的功能,从而获得国际体系最重要成员美国的持久支持。
第二,欧盟的主张。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力量欧盟也希望在未来的大国合作机制中占据有利地位,这鲜明地体现在它对全球性议题以及谋求与新兴大国合作的重视。欧盟缺乏硬实力及其后现代生活方式促使欧盟在全球性议题上寻求领导地位。与其全球抱负相一致,欧盟一直在构筑一种多元的、更具包容性的国际机制,而不是那么强调成员具有相似的价值观。[8] 英、法、德、意在保持G8成员地位的同时,欧盟也列席G8和G20峰会,由此造成的欧洲高代表性与其经济和人口相对下降趋势形成反差。如果峰会朝着精简的趋势发展显然需要欧洲成员让出席位,因此欧盟成员多支持峰会扩容。欧盟以其在全球治理方面多年积累的制度和知识优势,将在未来集团峰会政治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第三,新兴大国的倡议。谋求在议程设置方面的共同领导权是新兴大国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目标,但新兴大国塑造国际议程的能力还需要得到加强。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和积极进取促使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速度加快,同时国际体系转型的和平性要求采用谈判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安排。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之道,未来合作程度取决于双方能否对全球问题及其责任分担达成更多共识,这无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更加务实和战略高度来看,由于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未来十年的集团峰会应该强调伙伴关系而不是G7式的朋友关系。
集团峰会的参与方主要是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传统大国习惯于从体系的视角思考自身的国家利益,在集团峰会政治上起步较早。新兴大国虽然总体上仍属发展中国家,然而也开始面临管理海外利益和塑造全球环境的挑战,因而对于参与和创建集团峰会政治兴趣渐浓。双方围绕G8 5对话以及G8改革等问题的体系性互动是理解当前集团峰会政治的重要视角。
1、应对全球性议题的合作需求上升、互动趋于密切
冷战结束以来,新兴大国的缺席削弱了G8为全球社会确立优先的能力,并弱化了它动员政府为全球问题寻求解决途径的能力。[1]事实上,G8近年来的主要成绩体现在经济和安全事务之外的社会和发展领域,比如减免债务以及创设预防疾病全球基金等。然而,随着新兴大国在发展和社会领域的功能性扩展,G8抛开新兴大国在该领域发挥作用也趋于困难。[2]为改变这种代表性和能力不足的被动局面,G8发展出一套与非成员国特别是新兴大国互动的延伸对话渠道,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机制性对话与合作。流行于欧美的“支柱国家”、“利益攸关方”和“多伙伴关系”等概念也反映了传统大国在全球事务中寻求与新兴大国对话合作的意愿。“G8 5”对话会以及G20峰会等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表明,集团峰会机制成为双方协调应对全球性议题的重要平台。
2、对合作议题的责任分划的存在分歧
“G8 5”的对话姿态得到了国际舆论的积极评价,但是对话成果却乏善可陈,这反映了双方在合作议题优先选择、利益认知上的分歧。八国峰会的议题选择倾向于反映传统大国的利益、议程,而且具有鲜明的轮值主席国烙印,新兴大国在机制层面上对于议题选择缺乏影响手段,在议程设置等方面面临诸多局限。近年来,非洲发展、气候变化和世界经济成为峰会的优先议题,双方对如何应对这些议题特别是如何划分各自责任分歧明显。
传统大国把非洲发展问题置于峰会日程的优先地位,但在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方面却步调缓慢,而对如何规范新兴大国的对非政策却非常关注。传统大国把气候变化放在优先地位与其在绿色经济、可替代能源方面的领先优势密不可分,也希望让新兴大国承担更多减排责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特别是世界经济再平衡上强调新兴大国开放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而对本国经济的农业和高科技市场的保护则处于失语状态。这些在议题优先和责任分担上的分歧导致峰会常常无疾而终。
3、G8与“G8 5”活力减失、G20崛起
尽管G8的部分成员国意识到应该从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出发吸收新兴经济体加入,但是保持G8作为发达市场民主国家集体论坛的身份在其成员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部分新兴大国对自身在国际场合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也较为看重。[3]新兴大国也担心加入G8会丢掉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从而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责任,并降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双方对身份的不同认知阻碍了G8朝更具合法性方向的改革。
另外,出于对所处的情势和国家利益的研判,各方对G8扩容最优先的考虑往往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而是如何借此确保或者增加自身的国际地位。比如,面对联合国安理会等主要国际组织改革缓慢的局面,日本等国不希望G8扩容,希望藉集团身份展示其政治地位。[4] G8要求新兴大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仅仅停留在态度上,而没有落实到赋予后者实现这种责任的角色上,比如完全的成员身份、更大的领导作用和在国际经济组织中更大的投票权等。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帮助把G20财长级别会议提升到集团峰会的机遇,新兴大国对G8包括“G8 5”的兴趣已经大大下降,转而重视G20峰会以及BRICs等新兴集团峰会。
二、集团峰会政治的影响因素
1、全球问题的挑战
全球性挑战促使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相互走近,但能否就此形成有效合作也会影响到集团峰会的未来。重大国际性危机往往是机制创新的机遇,它可以加速主要力量对比的变化,迫使他们通过合作共度时艰。面对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格为G20领导人会议就是如此。G20峰会表明,发达国家对新兴大国的需求和借重增多,双方的关系更具平等性。尽管双方在市场准入、农业补贴、知识产权等领域分歧犹存,但维持世界经济稳定这一体系性利益促使双方超越具体分歧,构建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新集团峰会,并在协调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加强金融机构监管等方面取得不错成绩。
气候变化显然也是需要在峰会层面上加以协调的领域。作为涵盖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集团峰会,G20并未将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列入议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峰会本身处于初创阶段,另一方面也说明各方在这些问题上分歧太大,议程扩大会损及峰会效力。目前各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识转变为把G20议题扩展至气候变化领域提供了一定的支撑。欧盟积极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倡导在贸易中加入环保标准和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与未来的发展模式紧密结合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新兴大国也开始以更加合作和积极的态度从事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这种利益观和认知观的转变为今后双方借助峰会展开合作奠定了较好基础。
2、全球领导的重构
相对于G8主要服务于西方民主工业化国家利益,强调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机制观念而言,G20意味着某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合作领导,站在了为解决体系性问题建构共识、确保公共产品供给的高度。能够成为该集团的一员主要是基于该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该国的政治体制、发达程度或者发展模式等因素,这在全球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今天是一个进步。我们需要一个新版的全球政治领导,一种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共同工作的新意愿。[5] G20为国际体系内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共同领导和利益管理提供了某种机制性保证,而且当领导人层面交流的大门敞开时国家间政治通常也会较为平和。新的国际领导机制正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机遇,即相对衰落的国家试图分担领导成本,正在崛起的国家渴望更多的话语权,两者的有机结合将会推动集团峰会政治的健康发展。
3、新兴大国合作的竞争效应
新兴大国之间加强机制性合作正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新兴大国的内部联系正在迅速加深,并且拥有较为独特的规则、制度和权力资源。[6] 尽管在塑造世界事务方面仍存在不同看法和能力局限,新兴大国试图建立某种集团性权力来扩大他们的集体谈判权力,与传统大国分享议程设定的权力,培育共同利益和塑造更为有利的国际体系。诸如印巴南对话论坛、基础四国会议以及金砖四国峰会等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在国际发展、气候变化和世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力正在增强。
新兴大国作为一个集体在全球事务上日趋活跃并且立场更为清晰,他们之间的机制性合作长期来看会与传统的集团峰会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形成某种竞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促成新兴大国机制性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出于对霸权政治的软制衡。[7] 由于机制改革的实质是责、权、利的重新划分,在G20内也有可能形成G8独大的局面,这也间接促使新兴大国加强了自身的机制性合作。当然,这种竞争更多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绝非要与传统大国形成对抗性的集团,而是旨在夯实相互合作的基础,增加应对全球问题挑战的能力。集团峰会间的相互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集团峰会保持了发展的活力。
三、未来走向
新兴大国的崛起势必需要一个展示其领导能力的平台,而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必须注重与传统大国的合作,因此以G20为代表的集团峰会政治是一个重要选项。旨在应对金融危机的G20峰会诞生后,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暂时找到了一个共同发挥领导作用的平台。G20能否机制化并成为讨论更多全球性问题的新平台,可以从以下几个视角来观察。
第一,美国对集团峰会政治的立场。美国在创设G20峰会中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效应趋于淡化后,美国国内对于G20峰会的反对声音可能升高。这一方面是因为G20功能扩展可能会削弱对美国盟友体系、联合国安理会等的地位,另一方面G20包含了价值和政治体制各异的成员国,成员之间对全球性问题的优先判断和责任分担都存在不小的分歧,这被认为减少了美国维持本国利益的手段。G20在应对国际事务中的表现将会对美国国内的辩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各方应当从体系利益的高度出发推动G20发挥促成有效国际合作的功能,从而获得国际体系最重要成员美国的持久支持。
第二,欧盟的主张。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力量欧盟也希望在未来的大国合作机制中占据有利地位,这鲜明地体现在它对全球性议题以及谋求与新兴大国合作的重视。欧盟缺乏硬实力及其后现代生活方式促使欧盟在全球性议题上寻求领导地位。与其全球抱负相一致,欧盟一直在构筑一种多元的、更具包容性的国际机制,而不是那么强调成员具有相似的价值观。[8] 英、法、德、意在保持G8成员地位的同时,欧盟也列席G8和G20峰会,由此造成的欧洲高代表性与其经济和人口相对下降趋势形成反差。如果峰会朝着精简的趋势发展显然需要欧洲成员让出席位,因此欧盟成员多支持峰会扩容。欧盟以其在全球治理方面多年积累的制度和知识优势,将在未来集团峰会政治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第三,新兴大国的倡议。谋求在议程设置方面的共同领导权是新兴大国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目标,但新兴大国塑造国际议程的能力还需要得到加强。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和积极进取促使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速度加快,同时国际体系转型的和平性要求采用谈判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安排。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之道,未来合作程度取决于双方能否对全球问题及其责任分担达成更多共识,这无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更加务实和战略高度来看,由于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未来十年的集团峰会应该强调伙伴关系而不是G7式的朋友关系。
文献来源:《2010年上海社科年会文集 》
注释:
[1] Andrew F. Cooper & Kelly Jackson, “Regaining Legitimacy: The G8 and the ‘Heiligendamm Process’”, International Insights, Vol. 4, No. 10, p.1.[2] See Andrew F. Cooper, “The Logic of the B(R)ICSAM Model for G8 Reform”, Policy Brief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No. 1, May 2007, p. 3.
[3] Anthony Payne, “The G8 in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4, No. 3, 2008, p. 532.
[4] See Hugo Dobson, Japan and the G7/8, 1975-2002 ,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5] Mikhail Gorbachev, “A new international agend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 1, 2009.
[6] See Naazneen Barma, Ely Ratner and Steven Weber, “A World without the We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 /Aug. 2007.
[7]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in Cox,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5.
[8] See Robin Niblett, “Europe’s Call for a Leader by Exampl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1, No. 4, 2008, pp. 125-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