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国权势政治的内在逻辑之一，地缘政治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指导意义。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权势转移进程的加快，主要大国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和基本战略取向既有其历史传承的一面，同时变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毫无疑问，大国间的地缘角逐和战略博弈，一方面牵引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又在整体上塑造着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风貌。此外，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不仅直接作用于主要大国的内政外交，而且影响着它们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进而也影响其基本战略取向。本文重点探讨了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等大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地缘战略关切。同时在此基础上，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明确中国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言，意义非常重大。

在战略研究中，地缘政治本身代表着一种把政治权势和地理空间联系到一起的思想传统。[①] 也就是说，国家间争夺权势的动态斗争以及国际政治中某些因素的变化，都会赋予相对固定的地理条件以特殊意义，并反过来最终影响有关国家的权势变化。因此，实力中心在相对稳定的地理条件下形成的动态转移构成了地缘政治的主要视角，而这种物质性的动态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世界格局的权势变化，并影响一个国家的大战略缔造。实际上，新世纪以来，大国权势转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2001年“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作为首要安全问题的地位，成为主要大国不得不认真研究和应对的重要问题。换言之，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权势斗争已经并将继续冲淡非传统安全的影响力，地缘政治依然从根本上塑造着地区事态和主要角力者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大国权势政治的内在逻辑所在。可见，权势转移进程中的大国首要地缘关切直接作用于大国关系，因而也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

一、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苏联解体开启的全球地缘政治重大变更过程，促使各主要大国“必须根据实力的新现实调整……对政治地理重要性的理解”，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了在地缘政治方面有活力和有能力引起国际力量分布发生潜在重要变化的欧亚国家，并弄清它们各自的政治精英的基本对外政策目标，以及谋求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造成的后果。[②] 布热津斯基的上述告诫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从地缘政治的整体观念出发可以发现，冷战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国际政治的一大特征是权势转移背景下欧亚大陆新的地缘聚合趋势，加之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欧洲侧翼大国地缘角色的转换，以及“印度洋—太平洋”作为新的地缘战略区域的成长，正在深刻塑造着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
（一）欧亚大陆的战略聚合趋势
谈及欧亚大陆，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家麦金德曾评述：在欧亚腹地的中心是一个广袤的地带，海上人的势力难以深入这里，而陆上人则不断以此为中心，打击欧亚大陆面向海洋的诸多边缘地带。[③] 根据这一理论逻辑，以上述广袤的枢纽地带为轴心，欧亚大陆外围的边缘地区组成一个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带（又称为边缘新月形地带），其中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④] 而在欧亚大陆之外的破碎地带、非洲、南北美洲以及大洋洲，共同组成一个与内新月地带同轴、但是更加支离破碎的外新月形地带（又称为海岛新月形地带）。[⑤]
处于心脏地带、内外新月形地带的国家无疑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国家类型，从而拥有完全不同的战略判断和认知。从全球和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控制欧亚非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和控制外新月地带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传统的陆权与海权的交锋。而将新月形地带划分为所谓的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则代表着陆海权地缘政治斗争的延伸。也就是说，心脏地带国家是典型的陆权国家，位于内新月形地带的国家大多是陆海复合型国家，而位于外新月形地带的国家则都是海权国家。因此，位于外新月形地带的岛国往往由于其海洋国家的地缘属性对内新月形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产生天然的排斥。这种地缘政治上的排斥在国家行为上大都表现出一种脱离大陆身份认同的倾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内外新月形地带距离过于紧密，尽管外新月形地带的岛国对对面的大陆具有种种排斥倾向，但是其根本利益仍然与对面的大陆息息相关，这迫使其不得不密切关注对面大陆的一举一动。
尽管地缘政治理论家在理论上勾勒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全景图，但随着新世纪全球权势转移进程的加速，欧亚大陆日益呈现战略聚合特征，并可大体分为三个地缘战略板块，即欧亚大陆上发达的西部（中、西欧国家）、快速发展的东部（主要涵盖了中国和东盟以及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韩国）以及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新的战略聚合区“中南亚”。
首先，在欧亚大陆西部，自欧共体成立以来，其战略聚合态势从不曾停顿过，并最终在冷战结束后以欧盟的形式宣告了大欧洲时代的来临，即欧洲国家在秉承关于经济一体化、科技一体化、外交一体化、防务一体化等共识的基础上，较为成功地构建起超国家身份认同——欧盟。实际上，欧盟的成长不仅是国家观念的巨大变革，也是战略布局上的大手笔，即通过观念、制度和能力建设对欧盟成员国实行一体化管理，对邻近地区实行危机管控，对国际政治实行全球治理。这样，欧盟成功地缔造了一个以欧洲（特别是中西欧）为核心区的地缘战略聚合体，以整体力量和一个身份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从而既保证了欧盟作为未来一极的发展趋势不受冲击，又进一步挖掘了内部的强劲发展动能，扩张了世界影响力，由此世界主要力量都不得不重视和发展对欧关系。
与欧亚大陆西部不同，冷战后的欧亚大陆东部的大国关系处于一种亚稳定状态，即“一种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的灵活性的状态……这种状态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⑥] 究其原因，首先是冷战体系的崩溃使得高度结构化的东亚国家关系出现了大分化和大重组趋势；其次是东亚地区出现的权势转移进程。这一进程既包括东亚地区力量，如日本的“正常国家”追求，中国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东盟的一体化努力，也包括区外强国美国的东亚政策大调整，其重返亚太战略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其作为太平洋国家的身份属性。上述新的力量态势发展使东亚国家关系一方面出现新的内在张力，另一方面又难以按照单一逻辑予以固化。这使主要大国既看到了巨大的历史机遇，也深切感受到某种战略压力，即对选择基本道路满怀自信的同时，还有一种源自国家关系不确定性的战略隐忧。
除了人们所熟知的日益聚合化的欧洲和东亚外，冷战后的中亚—阿富汗—南亚地区，连同紧邻的伊朗，由于地缘上的紧密相互依存、相似的安全脆弱性和共同面临的体系层次的战略压力，结果在各方相互角力过程中，逐渐增强其地缘战略聚合趋势，以及地区国家（印度和中国）和区外大国（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敏感性，因而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成长中的地缘战略区域——“中南亚”。该地区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一直延伸到印度洋，故而不仅能够深刻影响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政治事态，而且还因为直达印度洋而拥有振兴经济不可或缺的世界主要大市场。但由于“中南亚”尚属于“未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空隙区”，[⑦] 加之处在该区域中的国家多数是弱国家或“失败国家”，故而成为当今世界典型的地缘政治黑洞，故其战略聚合趋势很大程度上是由危机所牵引。[⑧]
（二）欧洲侧翼大国美国和俄罗斯的地缘角色转换
作为侧翼大国，美国的地缘战略价值在于维护欧洲大陆列强间的均势不被打破，特别是要制衡那些具有世界野心的欧陆大国的霸权扩张，甚至包括在体系战争爆发的情形下战而胜之，以便重塑国际体系的稳定，如一战中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战胜德意同盟国集团，二战中加入反法西斯联盟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和军国主义。但是，冷战后以非西方新兴大国崛起为标志的全球权势转移进程，迫使美国不得不转变自身的角色定位，即它将不再是欧陆体系的平衡者（balancer），转而成为大战略促进者（grand facilitator）。用一位研究者的话说，美国的这一角色转换根本在于其有能力通过维持全球和地区均势，将其自身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主要目标相结合，从而确保其领导者地位。[⑨]
换言之，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全球性强国的崛起”自然会导致现有世界秩序领导者美国的战略警觉。如何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非西方大国共处，成为新世纪美国的一项重要外交课题。该课题必须回答一些根本问题：1、在“他者的崛起”不可避免的情势下，美国应该如何主动地塑造国际体系新架构，使之既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又不至于根本损害自己作为超级大国的国际威望；2、如何处理好美国与其他大国的矛盾，使之既不酿成巨大风险（体系战争），又能为美国创造战略机遇。
俄罗斯作为另一个侧翼大国，其地缘角色转换更多的是一种被动与无奈，其直接结果是苏联的解体及其开启的新一轮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进程。[⑩] 就俄罗斯而言，“过去俄国虽然落后于欧洲，但却自认为比亚洲先进。但自那（苏联解体）以来，亚洲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我们发现自己不再处于‘现代化的欧洲’和‘落后的亚洲’之间，而是处于‘两个欧洲’之间的一个奇怪的中间地带。”[11] 由此再也不是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所说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压迫边缘地带，而是出现了欧亚大陆的外围势力经由边缘地带向心脏地区渗透的局面（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东扩）。虽然俄罗斯几百年以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它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向舞台中心的历史，[12] 但今天的俄罗斯显得有点黯然失色。“更重要的是，它不再掌握自己在国际上的命运，而成为他国外交政策的对象”。[13]
（三）“印—太”海洋地缘战略区的建构
冷战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海上贸易的欣欣向荣，海湾地区国际形势的反复紧张，以及国际社会索马里反海盗行动的全面开展，印度洋这片古老的海域再次聚集了全世界的目光。在世界大洋之中，印度洋作为一个地理中介，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从地缘上将各国分割开来而不是联系在一起，使辽阔的印度洋涵括了几个各不相同的战略区域，并导致主要的国际战略利益都聚焦于印度洋西北部的海湾地区和东北部的马六甲海峡。实际上，人们关注印度洋的战略地位，主要是指印度洋北部边缘从红海到马六甲海峡这一弧形辽阔地带。[14] 这一弧形地带包括许多现有的和潜在的冲突区，如海湾地区、阿富汗、印巴边界等。此外，在能源运输方面，拥有包括苏伊士运河、好望角、亚丁湾和阿曼湾在内的世界性海上航路，以及诸如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对全球贸易有着重大影响的战略支点的印度洋，自然地成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欧洲和亚洲航程最短的关键性战略通道，成为大国眼中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
世界主要大国和力量中心，不管是从地缘战略考量，还是从地缘经济出发，抑或基于地缘文化，无不关注印度洋。但在世界大洋中，印度洋地区的区域合作相对滞后。一方面，印度洋地区内贸易量相对较少，主要沿岸国不得不放眼印度洋之外，致力于发展域外贸易和域外关系；另一方面，地区外大国凭借实力优势，借助地区热点问题，自然地卷入印度洋地区事务之中。于是，大国博弈成为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的主轴。在这方面，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海权国家，其印度洋战略目标是在保证西方能源安全的同时，确保中东—波斯湾—马六甲这一关键性海上战略区域始终在美国的掌控之下；在保持自身作为印度洋地区最为强大的海上力量的同时，同所有希望与其合作的国家共同应对印度洋上的威胁和挑战，管理印度洋事务，其中特别是通过保护美国盟友免遭袭击和胁迫的危险，保护世界市场和资源流通顺畅。美国对中东地区的高强度控制和在印度洋上的强大军事存在无疑为美国主导印度洋地区事务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但随着中国和印度实力的稳步增长和印度洋地区战略重要性的持续上升，美国的印度洋战略也必然要发生改变。2012年1月，美国在其官方文件《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21世纪前期美国防务政策的优先方向》中，明确提出了新的两洋战略，即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显然，这是一次对美国总体海洋战略影响深远的转变，它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印度洋的存在，也进一步强化了印美战略关系。[15] 同样，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印度也把印度洋作为新一轮战略扩展的重点方向，以强大、平衡的海军为基础，通过积极的政治、外交、军事手段，主动塑造印度洋地区事态，力图形成掌控印度洋的局面，继而在此基础上向毗邻印度洋的地区辐射影响力。[16] 但是，从战略态势上看，印度在整个印度洋地区依然处于一种战略守势，其在加强自身海上力量建设的同时，仍有赖于区域性海上合作特别是与美国的合作。[17]
正是由于美国和印度之间在海洋方向上的相互需求和战略互动，使得“印度洋—太平洋”日益取代“大西洋—太平洋”，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地缘战略区域。应当指出，“印—太”地缘战略区是海权国家与陆海复合型国家新一轮战略聚合的结果，因而不仅直接影响了海上事态，也深刻影响着陆上（作为“世界岛”的欧亚非洲）事态，其地缘战略价值不可低估。因此有人甚至认为，印度洋已经成为“21世纪大国角逐权力的中心”。[18]

二、大国的地缘战略关切与基本战略取向

上述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一方面是主要大国间权势转移的结果，另一方面又直接作用于主要大国的内政外交，影响着它们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进而也影响其基本战略取向。
在新的地缘政治图景下，对于超级大国美国而言，一项合理的战略是接受多极化不可避免的现实并主动从中获益。因为对于美国来说，要维系理想的单极治理，“不仅取决于权势的相对分布状态，还在于美国外交的效能。即通过接触和再保证，美国政府能够说服或至少延缓其他国家反对美国霸权和制衡美国。”[19] 基于此，美国通过对华接触加遏制、对印战略对话、对日安全保证、对欧强化认同、对俄战略挤压，从外交上致力于防止出现控制欧亚大陆或排美的地区霸权或国家联盟，从而确保其全球领导者地位不受侵蚀。
如今，美国已经形成了以传统同盟体系为基础、以干预地区热点议题为抓手、以应对新兴国家崛起与地区格局变化为重点、以强化美国亚太主导地位为目标的全方位战略布局。这旨在向国际社会表明：第一，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不仅不可战胜，而且领导地位不可取代；第二，美国的政策基于其实力地位，即主要依靠美国自身的力量优势以及灵巧的战略谋划，包括国际规范的强调和同盟体系的强化；第三，美国不希望中国与东亚地区的海权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避免出现一个排斥美国的东亚共同体。
可见，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始终着眼于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而这恰恰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其中，美国关于中国将来最有可能、最有能力，也最有意愿成为美国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强有力挑战者的认识一直没有消退，尽管这种认识有其理性成分，但这足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基辛格所言，当前存在的一个争论是：美国是否在谋求世界霸权，如果答案肯定的话，这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意味着什么？争论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目前是否试图在亚洲实行霸权，这对美国又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相关联的问题，因为在中国或其他一些国家，很多人必然不愿看到美国称霸全球。而在美国，很多人显然也不想看到中国称霸。[20] 实际上，连基辛格这样主张对华接触的人物也曾明确表示，一旦中国图谋霸权，他也将毫不犹豫地加以反对。[21]
作为横跨欧洲和亚洲的侧翼大国之一，俄罗斯面临的地缘战略压力和困扰始终没能有效缓解。实际上，苏联解体在摧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结构的同时，也根本改变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和地缘战略地位，对俄罗斯造成了灾难性的全面打击，堪称世纪性的地缘政治灾难。[22] 在此战略情势下，塑造有利于俄罗斯伟大复兴的地缘政治环境成为新生俄罗斯的头等战略任务。为此，俄罗斯首先强调“近邻—独联体”对于自身国家安全特有的战略意义。换言之，俄罗斯作为大国，有权维护攸关本国生存与发展的利益范围，并认为原苏联空间是俄罗斯的特殊利益区。
复兴俄罗斯、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决定了俄罗斯无法忽视来自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战略机遇和战略压力。由于作为南部地缘屏障的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属于俄罗斯的特殊利益区（近邻国家），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实际上成为俄罗斯的两大战略选择方向。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虽然极力试图融入西方，渴望成为受西方尊重的大国和战略伙伴，但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使俄罗斯战略疑虑重重。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进而引发乌克兰危机和美欧对俄罗斯不断加码的制裁，从一个侧面说明俄罗斯与西方的磨合远未完成，再一次证实了回归欧洲（或西方）是何等的困难。与西部方向战略压力不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的战略机遇有助于平衡俄罗斯在西线遭受的地缘侵害。但存在的问题是俄罗斯缺乏一贯的、与对欧战略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东亚战略，其作为亚太国家的心理预期远逊于作为欧洲大国的历史情结。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俄罗斯的双头鹰外交仍将继续，其实用主义色彩也将越发明显。
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可以为欧盟勾勒出以下核心地缘战略关切：一是作为战略核心区的欧盟的内部整合，其方向是超国家行为体的构建与运作。为此，欧盟不仅在经济、金融、社会、环保等低级政治领域全面实施深度一体化，而且在政治、外交、安全、防务等高级政治领域协调推进，切实打造“民主安全共同体”，以夯实外交战略的权势基础；二是对欧盟东部安全屏障——东欧和独联体地区的持续吸纳，目的不仅在于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它们改造并归并入战略核心区之中，而且旨在最大限度地化解来自俄罗斯的影响，使东欧和一些独联体国家在制度规范、发展道路、政策理念、外交方向选择等方面认同欧盟及其制度架构和政策理念，并最终引导俄罗斯成功转型为西方式民主国家。如此，也将一劳永逸地破解欧盟地缘上的困境——粉碎非欧国家俄罗斯主宰欧洲的帝国梦。
对于欧盟来说，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巴尔干半岛和西亚北非地区，作为其南部屏障意义非同寻常。实际上，地中海作为单一地缘战略区域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更是现实情势使然。历史上，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放眼世界时，中近东概念最具战略诱惑力，一方面因为它紧邻欧洲，因而直接处于欧洲权势的辐射之下；另一方面作为跳板又是欧洲人前往远东的基地。近代以来欧洲国际体系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在中近东的扩张与征服密切相关。就现实来看，这一地区由于多为弱国家或失败国家，极易受到外部大国的强力干预，因而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欧洲的安全稳定。至于属于远东范畴的亚太地区，欧盟尤为关注中国、日本、印度、东盟等力量的作用，特别是它们在全球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相应地，其安全关切远非像其他地区那样紧迫和一贯。
在日本的传统战略观念中，强权及其各种象征（特别是首屈一指的军事实力、世界头等大国地位）是安全和威望的保证，故而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始终成为日本整个民族的抱负与追求，并为实现这一最高目标进行着不懈的艰苦努力甚至牺牲。[23] 正是凭借灵活的外交和国家转型发展，日本得以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护其大国地位和影响力。此外，应当指出的是，尽管面向陆海两个方向，但源于历史的大陆情结如同基因一样深深根植于日本的战略思维之中，并始终制约着日本的大战略缔造。[24] 朝向海洋方面的一系列战略运筹，最终仍然是为了化解来自东亚大陆的战略压力或是为了确保抓住东亚大陆上出现的战略机遇。
故对于当今日本来说，其“正常国家”战略尤为集中地凸显了上述基本战略思路。该战略不仅是对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一种追求，而且是作为一种全新的国家形象设计，即要求日本彻底摒弃二战后所形成的“贸易国家路线”，实现“自主性”、“平等化”与“大国化”，并最终成为一个在国际上发挥与其国力相称的“正常国家”。特别是在安倍晋三政府时期，日本大战略的这种调整与转向，尽管是以强化日美同盟为主轴，但却凸显出强烈的制华色彩，即渴望构建一个海权国家联合阵线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从而为日本顺利实现战略转向营造一个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25]
印度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现实仍是“国家中心论”占主导地位，国家首要的和根本的关切仍是主权国家的自我利益，包括国际影响力。[26] 基于这一基本判断，当代印度的战略研究者们几乎普遍主张印度对主要全球性大国的政策（用一种比较精致而不那么直率的措辞表述）必须与印度关于自己作为一个未来全球性角色（不管目前的困难和障碍有多大）的考虑相一致。同时，鉴于区外大国对在南亚扩展影响力怀有的持久兴趣，印度将优先与这些国家就双边问题和全球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对话，以达成一种共识；这需要印度采取更加主动的战略，以便与主要全球性大国建立新的合作纽带。[27]
除自助（self-help）之外，均势加搭车（bandwagoning-with-balance）成为印度的战略选择。对印度而言，搭车就是搭美国之车，因为美国是主要的全球性大国和最强大的国家，而且相对亲近印度并需要借印度制衡中国。但是，缔造均势是印度的根本和长久目标。印度对外政策的长远趋势是谋求均势而非美国优势，也不是美印优势。原因在于：第一，如果能与那些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构建稳定和有选择的合作关系，可以确保印度免受超级大国美国的颐指气使；第二，谋求均势是一项保险的政策，因为当世界走向多极结构时，印度将在存在少数几个力量中心的这一结构中确保占据有利的一极地位；第三，从国内角度来看，均势也是必需的，因为印度的公众舆论一贯不赞成与任何大国结成同盟。[28]

三、中国的主要地缘战略关切与基本方略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与其他大国一样有着自己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这既是地缘政治作用使然，又是国家权势地缘辐射的结果。为此，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明了中国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言意义尤其重大。诚然，就这一主题而言，地缘政治的普世性理论范式和理论假设，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有其现实指导意义；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有着不同于其他大国的独特的地缘属性，因而在地缘战略思考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可以说，只有将共性和特性有机统一，才能作出中国应有的对外战略选择。
首先，中国是天然的东亚大国，其陆海复合型地缘特征决定了中国必须始终关注以东亚为核心的亚太事态的发展变化。
中国作为东亚大国，不仅是权势意义上的，包括洲际规模的国土面积、超过十亿的人口规模、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不断提升的科教水平等主要权势指标数据；也是政治历史意义上的，即中国作为大一统的国家长期塑造并维系着有别于西方的东亚国际体系，即使是在现当代也依然有力地影响着东亚国际关系；同时还是体系意义上的，即中国作为大国得到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其他主要大国的认可。另一方面，中国不仅是普通的东亚大国，这是由于中国具有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地缘特征。如中国一位外交官所言：“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也是一个太平洋沿岸国，‘生于斯，长于斯’，中国在这一地域和海域的正当权益和应有责任，希望也能够得到充分尊重。”[29] 这就是中国作为东亚大国的地缘困境所在。简言之，陆海复合型的东亚大国这一地缘属性决定了当今中国面临的种种困难，最直接且最明显地折射在东亚国际政治舞台上，折射在中国的大周边地区，包括陆上和海上两大方向。换言之，防范、遏阻、规制中国的诸多举措，无论是来自大国强国，还是来自中国周边的中等国家，无一例外地聚焦于亚太地区。
正是在此意义上，以东亚为核心的亚太地区对于中国重新成长为世界大国强国毋庸置疑具有首要地位。鉴于中国在地缘上主要为强国（如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和中等国家（如韩国和越南）所包围，故中国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在于防止周边出现新的敌视中国的同盟或国家集团。为此，中国政府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愿与地区国家一道，建设亚洲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强调东亚的长治久安需要有坚实的制度安排，中国愿与东盟国家商讨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双方世代和平共处提供制度框架和法律保障，并愿与更多地区国家探讨达成睦邻友好的法律文件，推动实现东亚持久和平。[30] 尤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当前的战略困境在于被“锁在”海洋方向，这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力量尽管不得不认可中国的陆权影响，却极不愿意看到中国海上权势的增长，希望中国的实力仅囿于东亚大陆。为此，它们在海洋方向的战略经营在很大程度上以中国为中心甚至直接针对中国。可见，海洋方向作为事关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利益拓展的战略区，其意义与陆地方向同等重大。
其次，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选择和平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必须将国家和民族发展置于自己力量的基点上顺势而为。
通过改革开放和艰苦努力，作为有着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目前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且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速。尽管如此，如果将国内生产总值（GDP）除以十三亿多人口，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排在世界第八十位左右；而要让十三亿人过上好日子，则需要更长时期的艰苦努力。因此，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31] 为此，中国确定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已认识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也是负责任的最重要的体现。如中国领导人所说，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32]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正在实现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换言之，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地惠及亚太和世界。总体而言，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对内建立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即中国首先要对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负责，同时也要对世界人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责，使中国发展的成果惠及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为此，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指出，“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33]
就公共产品提供而言，中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34] 无疑最具现实意义，它不仅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包容性的发展平台，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而且反映了中国政府所秉持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35] 可以说，“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是中国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主动应对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兼顾陆海两个战略方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宏伟战略已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36] 和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37]，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首先，“一带一路”战略符合中国内在的战略发展需求——从海陆两个方向来优化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即通过陆海双向投射中国的影响力，确保中国在陆海两个方向上的战略联动效应最大化；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回答了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利益这一重大课题，有助于多层次、多方向地克服和转化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同时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第三，“一带一路”战略彰显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一贯的外交理念，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不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将坚持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办事，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利和共同利益。”[38]
再次，中国是非西方新兴大国，其和平崛起决定了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及其规则规范的制定与完善。
“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39] 就国际政治而言，当今的世界大势当数多极化的向前推进，亦即权势转移进程。在冷战后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全球权力结构转向“1 4”结构形态，即唯有美国仍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作为大国紧随其后；[40] 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新兴大国崛起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国际力量格局出现了新的显著变化，导致权力转移进程明显加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尽管其主要影响仍在亚洲。
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中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41] 换言之，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不仅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异常困难。这是因为，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规模的古老文明国家的再度复兴，本身使近代以来一直占据世界舞台中心位置的西方黯然失色。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无论是葡萄牙、荷兰、英国还是美国，拟或是西班牙、法国、德国，还是俄罗斯，它们作为世界体系中的领导者或挑战者，人口规模与当今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可以预见，在这种情势下，要让西方接受中国的崛起，接受中国作为非西方国家作用于国际政治的独特方式（包括国家行为方式），其困难可想而知。
“大国的出现是特定的历史机遇，而且需要具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因素。”[42] 作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崛起的未来方向不可能像西方大国那样谋求成为世界警察、全球银行家和道德家，中国的崛起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就是“中国梦”。为此，中国的世界态势应当是既有防范和斗争，也有协调和顺应，而且协调和顺应应当多于防范和斗争。中国一方面是当今和未来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正常国家，另一方面又应当是其中的一个创新型国家。正常国家意味着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既追求传统意义上的大多数国家自我利益，又遵循由国际社会的共识或主流意见所定义的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而在这两者发生抵触的场合尽可能争取予以恰当的平衡。创新型国家则主要意味着：第一，在非常不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多项安全两难之中，成功地实现并经久地维持和满足基本安全；第二，在一个十三亿人口、有着种种内部结构性困难的大国穷国，成功地依靠和平的、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并维持基本富裕；第三，作为主角之一，促使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强国占支配地位的国际社会转变为（并且是大体和平地转变成）西方同非西方新兴强国互相协调、持久共处的国际社会。[43] 如一位中国官员所言：“中国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和贡献者。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完美无缺，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变革完善，使之更加公正合理。中国今后愿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这一进程，包括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继续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与义务。”[44] 当然，在承担自己的责任与义务的过程中，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决不放弃自身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总之，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尤其需要以一种战略现实主义的视角，[45] 清晰辨识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切实把握主要大国的首要地缘关切及其基本战略取向，并顺应时代发展变化趋势，在全面认知自身战略优势与战略弱点的基础上，认真对待其他大国的关切和反应，并紧紧扭住安全、发展、和平和正义这几类核心价值，特别是坚持发展这个中心任务不动摇，以此规划好力量运用的方式与力度。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