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为了避免陷入术语之争的陷阱，有必要对“中国模式”一词进行逻辑分析，借以廓清理论探讨的界限。从哲学角度考量，“中国模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本体论的“中国模式”；第二层次是认识论的“中国模式”；第三层次是价值论的“中国模式”。三者都可以通过其先行概念——“中国崛起”予以界定。相应地，研究“中国模式”可以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确证本体论的“中国模式”客观存在；第二阶段，为认识论的“中国模式”正名；第三阶段，阐发价值论的“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从本体论来看，作为一个事实，“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从认识论来看，建构“中国模式”就是要搭建中国崛起的解释学框架，提出与自身综合国力相符的中国思想，可以将其理解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价值论来看，“中国模式”为苦于发展滞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思索的源泉，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预言，“再过两三百年，历史学家会发现，‘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都不重要，21世纪惟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1] 中国崛起令西方世界感到惊奇与困惑。由于“华盛顿共识”不能诠释中国崛起，部分西方有识之士提出需要重新认识中国，这一全新的视角便是“中国模式”。
时下，“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有无“中国模式”，如何认识“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具有怎样的世界意义，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中国需要提出与自己的综合国力相符的中国思想，精致地总结“中国模式”，对于“平视西方模式与话语，展现中国崛起之逻辑”，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纠正大国小民的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穿越思想纷争之迷雾：三个层次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课题，但不能自说自话，从而陷入抽象的概念之争。为穿越思想纷争之迷雾，应对“中国模式”一词作批判性的梳理，进而为严肃的学术探讨奠定基础。
（一）廓清理论探讨的地平线：“中国模式”的界划
讨论“中国模式”须提防坠入无谓的文字玄谈，避免线性、简单的理解。“中国模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一般认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是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5月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事实上，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就提出“中国的模式”，他说：“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2] 但乔舒亚·库珀·雷默根本改变了它的含义。此后，对于“中国模式”的探讨陷入了“虚假的繁荣”，以至于关于“中国模式”究竟有或无、好或坏的论争，只有依靠避免下定义的方式才得以持续。这是分析哲学早已确认的一种现象，即在人文学科领域中，原本很严肃的学术探讨，经常演变为神秘的术语纷争。由于表面化的理解把“中国模式”敉平为不可理解的东西，而这种不可理解的状态又反过来作为伪问题的渊薮发挥作用。
既然“中国模式”之争源于语言误用，为了避免陷入术语之争的陷阱，有必要对“模式”一词进行语义分析，对“中国模式”一词进行逻辑分析，以减少混论，使已有的命题得以澄清。哲学角度的“模式”一词有三层含义：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模式，是客观的原型；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模式，是一种理论的模式，是对现实的一种概括和总结，称作模型；三是价值论意义上的模式，它强调模式的适用性，是一种评价，称作典型。[3] 以美国模式[4] 为例，本体论的美国模式指美国崛起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客观事实；认识论的美国模式是美国崛起的理论总结，即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5] 价值论的美国模式则指美国崛起的普世意义，即“华盛顿共识”的适用性。上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曾在全球得以推行，起初确实卓有成效，特别是在吸引外资方面。但东欧剧变、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华盛顿共识”也存在严重问题。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中国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由此“中国模式”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挑战之势。
“中国模式”为中西学界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但相关研究却令人担忧，特别是国内部分学者并未对“中国模式”进行必要的层次划分，在本学科内自说自话，缺乏明确的指向，陷于“能指的狂欢”。这些研究单纯从某一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角度进行所谓“纯粹的”研究，缺乏更深层次跨学科的融合。各个学科独自为战、以邻为壑。[6] 哲学思考的阙如成了“阿基里斯之踵”，笔者认为，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国内学界如果满足于对策性与应用性的研究，没有获得更深层次的哲学支撑，可能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7]
不难发现，正是由于学术界将不同层次的“中国模式”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故而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中。为了防止出现由于术语使用的交叉错位而产生歧义，首先应廓清理论探讨的地平线，对“中国模式”的概念予以正确界划，这是窥“中国模式”堂奥之关键所在。与美国模式相同，“中国模式”也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中国模式”。正如美国崛起之于美国模式的意义一样，中国崛起也是“中国模式”的先行概念。换句话说，每一个层次的“中国模式”都可以用中国崛起来予以界定：本体论的“中国模式”是客观事实——中国崛起的客观事实；认识论的“中国模式”是理论概括——中国崛起之道的理论总结；而价值论的“中国模式”则是评价原则问题——中国崛起之道的适用性问题。[8] 本体论的“中国模式”影响中国客观发展，认识论的“中国模式”深刻影响人们对中国的看法，而价值论的“中国模式”则影响中国的形象。
只有严格界定了“中国模式”的概念，才能使问题得以澄明。学界认为“中国模式”客观存在，意指存在本体论的“中国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也客观存在；认为“中国模式”不存在的学者，其意是指认识论的“中国模式”尚不存在，但他们并不否认本体论的“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这样，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中国模式”，而在于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模式”。
（二）确证、正名与阐发：研究“中国模式”的三部曲
问题的提出本身一定程度上包含了问题的解决，研究“中国模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确证本体论的“中国模式”客观存在；第二阶段，为认识论的“中国模式”正名；第三阶段，进一步挖掘价值论的“中国模式”的内涵，阐发其世界意义。
1、不争的事实：确证本体论的“中国模式”客观存在
本体论的“中国模式”存在吗？里奥·霍恩（Leo Horn）认为本体论的“中国模式”值得怀疑，“中国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9] 2009年的“温室论坛”在讨论有没有本体论的“中国模式”时指出：“提出问题部分是为了回答它，该模式之所以存在，主要是靠人们相信它的确存在。”[10]
其实，本体论的“中国模式”存在与否，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9%以上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30多年来，整个中国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解决了世界近一半的贫困人口问题，养老、失业、医疗等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此外，中国从容应对了各种重大突发事件，经受住了各种重大国际政治风云突变的严峻考验，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取得巨大成功令世人瞩目。总体来看，在中国崛起基础上的本体论的“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1] 关于这一点，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国际学界都不持异议。“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曾是美国上流社会的时髦语。
2、理论的建构：为认识论的“中国模式”正名
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与探讨，尽管在事实方面令人倍感鼓舞，却错失了真正的理论问题。因为经验提供的只是事实，而不是规律。确证本体论的“中国模式”客观存在只是第一步，还必须建构出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为“中国模式”正名。
建构认识论的“中国模式”是对本体论的“中国模式”再认识的过程。不能将认识论的“中国模式”孤立地予以考察，因为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与本体论的“中国模式”之间不存在一条绝对的、泾渭分明的鸿沟。本体论的“中国模式”改变了中国，认识论的“中国模式”则可以解释中国。而解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改变中国，在改变中国的过程中又能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本体论的“中国模式”通过改变中国进而改变世界，而认识论的“中国模式”通过解释中国进而解释世界。如此循环往复，不断递进。诚然，把本体论的“中国模式”与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作对比研究是一种批判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证明本体论的“中国模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或认识论的“中国模式”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指出，必然性与无限杂多的事实是两回事。他说：“思维的范畴总是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是不能在感觉之内预见的，并认为经验的事实，无论就内容或形式而言，都是与思想的范畴不同的。”[12] 虽然不情愿但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于“中国模式”的认知尚踟蹰于初级水平。目前，最紧迫的是促成经验事实的范畴向思想范畴的转变。换言之，就是要实现自在的“中国模式”向自为的“中国模式”的跳跃。“因为一切仅仅归结为某一件需要说明的事实要考察两次：一次作为事实，另一次作为抽象的规律，作为说明的本身。”[13] 本体论的“中国模式”向认识论的“中国模式”转换尚未跨越最初阶段：机械论的残余依然存在，因为谈到认识论的“中国模式”时，人们仍习惯于将它作为本体论的“中国模式”的“附加物”和“补充”，作为本体论的“中国模式”的仆从。
3、阐发认识论的“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在本体论的“中国模式”无须讨论的情况下，要正确区分认识论的“中国模式”和价值论的“中国模式”，并适当界定其世界意义。认识论的“中国模式”是关于本体论的“中国模式”的理论的生产，价值论的“中国模式”则是这种理论的再实践。模型（认识论的“中国模式”）可以通过原型（本体论的“中国模式”）来建构，而模型又可以被塑造为典型（价值论的“中国模式”）。认识论的“中国模式”是价值论的“中国模式”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价值论的“中国模式”就无从谈起。价值论的“中国模式”是认识论的“中国模式”的运用与旨归，没有价值论的“中国模式”，建构认识论的“中国模式”就毫无意义。如果说本体论的“中国模式”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的话，认识论的“中国模式”就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而价值论的“中国模式”则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
“中国模式”有自己的逻辑和重要的意义，理直气壮地研究“中国模式”有助于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道路的成功开创，为亿万中国人民昭示着未来的光明前景。[14] 建构认识论的“中国模式”时，要恰如其分地界定其世界意义，既不能夜郎自大，又要摒弃大国小民心态。“中国不要盲目自大，但也不应妄自菲薄。在经济发展、消除贫困、改善民众福祉方面，中国完全有资格向世界推介经验。在价值论上，应该表明这种态度。”[15]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之可然阐释
“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中国需要提出与其国力相符的中国思想，对“中国模式”进行理论阐释。
（一）建构认识论的“中国模式”研究综述
关于认识论的“中国模式”具体内涵的理论总结，中外的知识界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渴望”，在认识论的“中国模式”建构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雷默认为，“中国模式”不是一个理论体系，而是一个解释学的框架。在他看来，“中国模式”“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随着中国的实践变化而变化。在谈及提出“中国模式”的初衷时，雷默说：“试图用清楚明了的语言描述我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并且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种框架。”[16] 之后，他又一次重申：“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分析一种框架，但并不涉及具体内容，这种框架不具有感情色彩，仅是对快速发展和竞争中产生的问题起到有效的整顿作用。”[17] 他高度评价了“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的分析框架成功挑战了“华盛顿共识”分析框架。“‘北京共识’就是讨论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简言之就是思考我们今天居住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而设计一个思想框架。”[18] 当然，雷默是把“中国模式”作为“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提出来的，从逻辑上看，“中国模式”是一个否定性概念，而不是一个肯定性的概念，即在“华盛顿共识”说“是”的地方，“中国模式”就说“不”。正因为如此，不能孤立地理解“中国模式”本身的含义，除非先理解了“华盛顿共识”的内涵。“中国模式”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不搞全面的私有化；不搞快速的金融业自由化；不搞自由国际贸易；不听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建议，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19] 雷默为研究“中国模式”提供了一个参考系，但他视“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的关系是对着干、水火不容，解读得较为随意和扭曲。
在国内，潘维认为，由“社稷”社会模式、“民本”政治模式和“国民”经济模式等三个子模式整合而成的中国模式，是关于共和国60年成功之路的因果抽象，说明中华民族走的路是独特的，而且是成功的。社稷模式塑造了民本政府，民本政府塑造了民本经济，也保障着社稷体系的生存。[20] 张维为将“中国模式”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认为“中国模式在狭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在广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指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1] 张维为在不同场合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22] 程恩富得出结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当代的实现形式而已。中国模式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其实际经验就在于十七大报告所总结的“十个结合”。[23] 辛向阳强调，我们在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时，应鲜明地把它与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联系起来，与我们远大奋斗目标紧密联系起来。[24] 前已述及，认识论的“中国模式”是解释中国崛起的理论模型。一般而言，一个好的理论模型的标准是：既能够把各种变量要素列举出来，又能够阐明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既能从静态阐明已经取得的成就，又能从动态上解释变化和发展趋势；既有短期视角，又有长期考量；最后，要遵从大道至简的原则，即模型尽量要简单。
雷默的贡献在于理论自觉，认识到了“中国模式”是一种解释学框架，“北京模式似乎就像是一个制衡美国意识形态霸权的天然砝码。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而21世纪属于中国，那么这个国家理应用其成功（这种成功已为经济繁荣所证明）向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框架。”[25] 潘维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模式所包含的理论要素，并对几个要素之间的运行机理进行了阐释，而且概括得非常简洁，但对“中国模式”的动态性阐释稍显欠缺。张维为从文化的角度建构认识论的“中国模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只是对文化和经济之间的互动机制阐述不够。程恩富、辛向阳把“中国模式”研究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结合起来，对于坚定三个自信大有裨益，但他们都是从短期而不是长期角度阐述的，因为不能把阶段性的成功经验列入认识论的“中国模式”的范畴。
（二）为认识论的“中国模式”奠基的尝试
国内外学者关于建构认识论的“中国模式”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为认识论的“中国模式”奠基，笔者以为，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用文化和经济之间的互动机制建构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从文化角度切入“中国模式”，使我们有可能深入到“中国模式”的内核。“一国的历史和文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会以何种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曾经称霸的国家或者大陆都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展示其实力。比如欧洲的典型方式就是海上扩张加殖民帝国，而美国则是空中优势和全球经济霸权。中国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后，很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文化等方面完全改写世界秩序。”[26] 杜维明指出：“如果不是文化的崛起就不是真的崛起，崛起的背后要代表一种真正的价值和文化，不是在中国崛起中文化起了什么作用，而是说如果中国真正要崛起必须是文化的崛起。没有文化作为后盾，或者没有文化来代表中国，不可思议……中国提供了一个参考，提供了新的方向，这就是我们崛起了。”[27] 龙永图曾发问：没有文化的支撑，经济何以走远？他说：“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去留学；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多地看中国的电影、听中国音乐、阅读中国的书籍；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选购产品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中国的品牌。这三个问题就像一盆冷水，使得我们讨论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问题变得非常非常地没有意义。因为，这三个问题确实打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28] 关于“文化软实力”，杜维明作了这样的解读，“这个软实力就是一种去影响别人、影响世界的核心价值的魅力，或者叫文化的吸引力。‘文化软实力’所塑造的不管是制度还是人，成为大家模仿的对象才是有影响的。历史上，中国文化长期就是扮演这种角色，世界各地的人都来朝贡，而且非常积极。这个社会对世界各方有很大的吸引力，核心价值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这就是现在所谓的软实力。”[29]
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不仅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对一切过去的东西加以说明和证明为正当；还是最高的“历史主义”，是中国之实在的成果，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开始。[30] “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实力衍生出软实力。”[31] 文化并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因素，它既不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不会脱离经济因素独立自存地发展，它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中国文化是“中国模式”的源头活水。我们应从文化因素理解经济繁荣内在的驱动力。用大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运演路径见证了其与文化崛起[32] 的高度相关性。从中国有史料记载以来到鸦片战争前是“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其中经历了三个盛世时代，不管是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抑或清朝的“康乾盛世”，中国都是以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而不是经济和军事实力赢得世界的尊重。鸦片战争后，当时的仁人志士看到中国在器物层面明显落后于西方，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有了洋务运动，组建了北洋舰队。然而，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惨败惊醒了国人，国人意识到，必须在“制度”和“组织”层面改良中国。然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集团所窃取。我们又深切地体认到：仅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不够的，必须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33]
第二，用中国话语表述“中国模式”。[34] 话语权攸关“中国模式”的前途和命运，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时不我待。“西方作为霸权的一方一直企图用强制手段主宰其他地方，而其他地方又通过劳工、资本、人才和宗教等多方面的迁徙移动而全面渗透西方。现在是时候了，各种文明之间该本着相互依存的精神开展对话了。”[35]
中国崛起的故事改变了“历史的终结”话语的独白。“中国模式”的兴起，标志着西方“话语丛林”的终结与中国话语的横空出世。认识论的“中国模式”是中国故事背后的宏大叙事。在信息化时代，关于“中国模式”，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讯，且这些资讯仍然以几何级的速度在增长，我们还要增强讲故事的能力，对“中国模式”予以叙事，将中国故事讲得更加生动、更加透彻、更有说服力，以动摇直至最后彻底摧毁西方的话语霸权。面对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中国学术界必须从唯西方是从的殖民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西方不是不能学，但要尊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从一种策略性话语真正转变为一种主体性话语，从理论议题的应对模式转变为自主建构模式，转变为具有中国内涵的概念生成和思想创造体系，已构成当代中国学术的核心议题。”[36]
“中国模式”具有中国的话语逻辑，必须告别西方话语体系，“听听中国怎么说”，以期最终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认识论的“中国模式”欲成为中国软实力的理论资源，使中国声音进入知识话语的核心地带，必须迈过三道坎。第一，必须有足够的阐释力，能够精致解释中国崛起的秘密。既包括中国崛起的珍贵经验，也包括失败和教训。第二，提高话语质量，抢占话语权的制高点，以便话语体系能够获得国际认同。第三，话语体系必须具备一定的话语影响力，促使外人能够自觉、主动地接受。建构既能解释中国崛起之道，又为世人所认可的关于“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从根本上扭转话语劣势。
当然，也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正确认识建立话语体系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以英国话语崛起为例，在18世纪，英语还是欧洲大陆的地方性语言，经过大英帝国一个多世纪的殖民扩张，再加上美国的大力推介，终于在20世纪成为拥有全球主宰地位的国际语言。让“中国模式”说中国话也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那些掌握话语垄断权的国家不愿倾听不同的声音，不愿理解不同的话语，他们操控着所谓的“标准话语体系”到处叫嚣，维护话语霸权不仅关乎他们切身的利益，还涉及到深层的价值观念及信仰基础。二是话语体系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伴随着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岌岌可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中国模式”这一新概念的崛起，中国的话语体系俨然将要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的标杆。中国的话语体系不是对西方话语的简单抛弃，而是扬弃，既有取消和舍弃之一面，也有保存和保持之一面。
中国学者应秉承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从受动思维中转变过来，通过研究中国故事，提炼和深化认识论的“中国模式”。在宣传“中国模式”的基础上，让世界了解和认同“中国模式”。因为“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37] 不能以与国际社会接轨为由，一味地套用西方概念、范式和法则讲述中国故事，要用我们的概念、范式和法则讲好我们的故事，形成“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增强“中国模式”的话语凝聚力。
第三，进行概念式的把握。[38] 建构认识论的“中国模式”，称得上是21世纪的难题。“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39] 由于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从未直接地“呈现”过，因此要通过概念的生产建构出来，通过修正概念的方式提炼出来。认识“中国模式”的过程是一个理论加工过程，而被思维的“中国模式”则是这种理论实践的产物，也即认识论的“中国模式”。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不是人为设计和发明出来的，其概念和必然性存在于其发展中，是发展过程的产物。首先，名称式的把握不能够建构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指出，“中国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民族传统 国家调控的市场 现代化技术和管理”。[40] 在国内，有的学者提出，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全球化” “低人权优势”。有的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强国家” “弱社会”的模式。上述界定“中国模式”的方法，除了改变名称以外，不可能获得对“中国模式”的确切认知，因为“中国模式”的多样性特征决定其无法用名称堆砌来把握。其次，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不能是经验性的概念，即不能通过直接看到和感觉到的直观与表象来规定认识论的“中国模式”，诚如斯宾诺莎曾俏皮地指出的，狗的概念是不会叫的。最后，“中国模式”不是一个包含结论的完备体系。正如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一样，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也是指一种方法，即雷默所言的一种分析框架。“中国模式”本身如果没有一个普遍的分析框架，就会在大量的无条理的事实面前不知所措，只有借助这种普遍的分析框架，才能对事实进行分类、整理和组织。[41] 通过迂回的方式探究，可以将认识论的“中国模式”解释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42] 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对现代性的探寻与重释。认识论的“中国模式”的关键词可以提炼为：发展为要、独立自主和累积渐进。
三、价值论的“中国模式”：世界意义之彰显
“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因为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讨论中国模式就应把改革开放置于中国和国际发展这两个维度去探寻其意义。”[43] 对内，增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勇气。对外，为发展滞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思索的源泉，也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新的价值观。
（一）思索的源泉：“中国模式”之于发展中国家的方法论意义
将借鉴人类先进文明和走自己的路结合起来，是“中国模式”的一大法宝。“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没有全盘照搬西方模式：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这使得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有特别的吸引之处。”[44] “中国模式”遵循了全球化的发展逻辑，又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批判借鉴，以我为主，尽可能使其“中国化”。“中国模式”的成功证明基于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所以发展道路均具有异质性，相互之间应当相互借鉴。另外，并不存在“普世性”模式，“华盛顿共识”的适用性也非常有限，“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是与中国模式的本意和宗旨背道而驰的，因为中国模式注重于总结自身的经验，阐释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取得成功，并不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销，只是可供他国借鉴和参考罢了。”[45] “华盛顿共识”并未考虑到不同国家的不同需要和经济社会情况，因此，美国不应该把“华盛顿共识”标榜为“普世性”的模式，四处对外推销。
“中国模式”不是“普世性”的“模式”，但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统一，使“中国模式”具有适应性。30多年前，中国和大部分亚、非、拉国家处境相同，发展落后。如今，“中国模式”为陷于发展困境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从古巴到越南，从印度到巴西，“中国模式”的吸引力日益彰显。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Vladimir Popov）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46]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模式”对这些国家只具有“纯粹文献”的意义。正如马克思就德国哲学家在160多年前试图将“法国模式”照搬到德国时所尖锐地批评的，“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47] “中国模式”的魅力恰恰不在于它是普世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故“中国模式”无法直接输出到广大亚、非、拉国家。
总之，中国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任何现成的清单细目式的结论，“中国模式”的典范作用并不体现为照抄照搬，而是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显然，中国模式的提出，其着眼点不仅不是、而且恰恰是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给苏联模式自封样板和示范，而主张各国要独立自主地寻找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48] 独立自主体现了“中国模式”的真谛。
（二）新的价值观：“中国模式”之于发达国家的意义
“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主要是经济上和战略上的，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则是价值观上的。“一种模式最终的成功，不仅意味着本国的成功，也意味着能够为世界带来启示。而一种模式对外的吸引力不仅在于经济发展的成功，更在于能否占领道义制高点，在价值观上为世界提供引导和支持。经济的成功是基础，价值观的软实力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49] “中国模式”无情地驳斥了“历史终结论”，重新诠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成为一些发达国家效仿的模式，更重要的是，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的做法，会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50]
一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超越了西方“国强必霸”的逻辑。回溯西方国家的发迹史不难发现，不管是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还是近代的英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抑或今日之美国，每个国家的崛起均印证了“国强必霸”的逻辑。塞缪尔·亨廷顿写道：“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51] 一部西方列强的发家史就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2] 这些列强信奉实力至上，“丛林法则”主宰一切，一切都要为资本让路。列宁曾给予辛辣的讽刺：“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是一定会被推翻的”。[53]
中国崛起不会走西方国家走过的殖民化道路，而是开辟一条和平发展之路，这是由中华文明的本性所决定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就是典型的例证。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军力已经位列世界之首，但与西方列强依仗炮船、舰队疯狂掠夺资源和财富不同，中国对外展现的是中华灿烂文明和大国国威，并未在海外开辟殖民地，在30多个亚非国家留下的是友谊与和平。中华文明呈现的是一种“善的生活方式”，而西方现代化则鼓励人们疯狂追逐“利的生活方式”。“善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依靠自我积累，“利的生活方式”则决定了现代西方依靠掠夺实现发展。
价值论的“中国模式”是多彩世界的共生之道，也是多极世界的共处之道。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各方共赢。放眼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加重视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国际和平环境，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国的发展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模式”证明野蛮和杀戮不能征服一个国家，文明才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真正力量。“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54] 价值论的“中国模式”成功实现了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具有五千年辉煌历史、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二是中国正在重新定义现代性，东方现代性终将超越西方现代性。欧美国家醉心于西方现代性，对东方现代性视而不见。其实，西方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类历史上对现代性最早的回应。西方现代性不具备可持续性发展能力。首先，西方列强的现代化进程有一段不光彩的殖民历史。其次，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运动，从一开始就以破坏子孙的生存空间为代价，注定将使全人类再度身陷严峻的生存危机。西方现代性将社会生产推向最大化，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生活的各种需要，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西方现代文明倡导过度消费、超前消费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最后，西方的现代化也没有能力持续支撑现代工业文明。因此，“华盛顿共识”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恰恰相反，它正是问题之所在。“华盛顿共识”的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危机。“华盛顿共识”的危机也为传播中国价值观、提出一些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冷战已经结束，但冷战思维始终存在。这就迫使人们超越“非此即彼”的认识论，按照多样性的标准认识全球社会。以儒学观点认识东方现代性，有助于我们养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55] 这种新的价值观就是要节制，要与自然和谐相处。
中国自古以来从未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谋求国家利益，因为对于古老的中华文明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再是物质财富的匮乏，而是道德观的覆灭和道德体系的坍塌。衡量东方现代性的主要标准不是征服自然的程度，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社会也被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中华文明的基础不是扩张，而是节制。[56] 作为价值观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东方现代性的生命力所系。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统一大陆之前，世界各国都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无所顾忌地欺负中国。从物质方面来看，与西欧各国、日本、俄罗斯等相比，中国现在的相对实力也并没有强大很多，因此其当前对中国重要性的充分肯定，与其说在于中国在短期内取得的成就，毋宁说在于认识到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发展中始终保持的美德。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一种在屈辱的背景下，仍能持续发挥巧实力作用的价值。[57]
结 束 语
从哲学角度看，“中国模式”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次：本体论的“中国模式”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基础，认识论的“中国模式”崭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源泉，价值论的“中国模式”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观自信。通过将这三个层次的“中国模式”统一起来，便能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涵，理解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和历史价值。
哲学考量下的“中国模式”为中国崛起搭建了全新的解释学框架，推动了世界相互认知，其所内蕴的和谐共生理念有望成为全世界的集体认同，从而为实现全人类共生发展提供基本遵循。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持续深入、人类共同发展的要求和压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在快速崛起或者说“中国模式”的本体论确凿无疑的情况下，并不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既定模式，同时致力于丰富既有的发展道路探索，并修正现代性理解，更使“中国模式”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意义得以凸显。换句话说，对“中国模式”的哲学考量显示：中国已经具备充分的硬实力——本体论，但更需要进一步强化其软实力（认识论）和巧实力（价值论）。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推动人类社会从和平共处迈向和平共生并上升为和谐共生，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