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伤痕，现在已经成为台湾当代政治的一部份。本文借鉴选择性创伤理论，考察台独势力领袖利用历史创伤难以平复的心理制造“我群”和“敌对他群”之间社会分裂的过程。他们以寻找历史真相为名树立历史伤痕的当代敌意，阻止社会和解进程，并以无限扩大的自我“权利赋予”引导台湾社会走向暴力循环。本文同时研究了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的运作过程以考察台独势力将二二八作为“选择性创伤”进行代际传递以达到瓦解统一动力的目的和方法。

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道伤痕，也是台湾社会的一道历史伤痕。60多年过去，每一年的2月28日仍会触动台湾社会敏感的神经。有关历史研究，前人之述备矣。[1]关于二二八问题的争论大部分集中于历史真相，台湾许多人士花费了很多精力探究。台湾从二十年前开始就推动解决二二八的历史问题，公布真相，平反冤案，为的是消弭台湾社会的省籍冲突。但现实却是:“二二八平反了，但不意省籍冲突益烈，二二八竟变成了新省籍冲突的帮凶”[2]。实际情况表明，台湾社会至今没有因为了解而谅解，没有因为谅解而和解，二二八已经成为台湾以至两岸之间当代政治的一部份。
在本文中，作者准备把目光从历史转向当代。本文以选择性创伤理论为思考线索，从二二八为什么会变成新省籍冲突帮凶和两岸关系的阻碍出发，来观察二二八事件对于当代台独运动的特殊作用，并研究当二二八事件被台独势力视为选择性创伤时，它的代际传递是如何进行的。
一、选择性创伤与二二八的当代政治
选择性创伤学说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沃尔坎（Vamık D.Volkan）教授[3]在进行群体（large group）精神分析时运用的一个理论工具。在其研究过程中，他试图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理解敌对势力之间的关系。他研究过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矛盾、纳粹德国的种族清洗、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的冲突以及有宗教背景的国际恐怖组织的动员过程。我们借沃尔坎的理论来观察当今台独运动假借二二八进行当代政治运动，则可以透视台独运动的虚妄和病态。
1、选择性创伤和选择性荣耀
选择性创伤的代际传递是沃尔坎一项特色鲜明的研究。选择性创伤(chosen trauma)指的是群体成员对于其祖先被“敌人”所迫害这样的历史创伤拥有的共同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包括与历史创伤相关的英雄和受难者形象。据沃尔坎解释，选择性创伤是由某一群体在历史上被“他群”有意伤害却又不能伸张的情绪积压而成，可以引起群体屈辱心理表征的共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受害群体承受着巨大的损失、哀痛和耻辱，难以主张和坚持自己的权利，也无法从耻辱与哀痛中得到解脱，最终他们会在心中将受虐理想化，或者产生与社会不相适应的暴虐倾向。[4]他的结论是，选择性创伤往往在历史事件发生数十年之后被创建起来，变成持久的群体认同标识。如果被政治或宗教领袖利用，选择性创伤将引发新的社会悲剧。从二二八事件发生至今相当长的时间里台湾社会所呈现的状况与沃尔坎的描述有很高程度的相似性。
沃尔坎发现，一些受害者群体的领袖较多地使用选择性创伤而非选择性荣耀来进行社会动员。选择性荣耀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举办集体仪式去纪念历史英雄。通过举办仪式或父母与孩子间互动实现了历史荣耀的代际传递，激发群体成员之间胜利和成功的心理共鸣。选择性荣耀使特定群体的孩子们建立起相互间的联系，其群体自尊得到提升。与选择性荣耀相比，选择性创伤对保持群体认同的作用更加复杂。选择性创伤有更强的情感“放大器”作用。创伤之后难以平复所构成的压力使群体领袖对创伤的理解十分强烈且偏执，并将一些特定的心理需要转变成不切实际的政治任务。之后他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传递对后代完成这些任务的希望和期待。[5]
2、历史真相和权利的肆意扩大
悲剧性的历史事件过往多年后，社会方方面面都会要求还原事实真相。社会成员要求真相的动机各不相同。受难者家属要求平反昭雪，广大成员希望通过还原真相来弥合社会伤痕，而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要求寻求真相的目的则在于刺激创伤，培植仇恨。
根据沃尔坎的研究，政治人物在操作选择性创伤进行代际传递时，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是对历史创伤的需要超过对历史真相的需要；其二是肆意扩大权利。某些政治人物会“选择性地”剥去历史事件的其他因素，而将其中有助于激发复仇情绪的因素和逻辑绝对化和神圣化。李登辉在其执政期间下令组建“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并发布了《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6]该报告对于历史文件记载的外省同胞被掠杀的史料不予采用或“一概从略”。将事件朝着“台湾人的历史创伤”这个方向去塑造。[7]与此同时李登辉大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制造外省人欺负本省人的舆论。总之，追寻事件的原本实情对于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人物而言已无意义；有意义的是激发情绪，使群体成员偏执地理解创伤，并将完成复仇变成一种心理压迫，最终形成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
受害者群体在获得社会优势后易于扩大对自我权利的赋予(exaggerated entitlement)[8]。领袖们通过其宣传或布道，让其追随者觉得他们共同的祖先受到过“他群”的伤害和羞辱，因此今天无论他们怎么滥用权利，或以极端的方式进行报复，都不为过。台湾街头抗争中出现“中国猪滚回去！”的口号和陈水扁的贪污则是不同层级人物肆意扩大权利的表现。[9]肆意扩大权利催生了这一过程中的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它促使该群体确信他们有权拥有希望拥有的一切权利，包括非理性的政治诉求。肆意扩大权利对社会最大的伤害就是领袖利用选择性创伤来开展情绪化的非理性政治运动。在台湾，今日台独势力利用二二八传播的台独理念在事件发生的当初并不存在，而是后来的政治领袖为了当下的政治需要臆想出来的。因此说，借历史性创伤推动台湾独立运动这个非理性的政治目标，是台独领袖们肆意扩大权利最危险的举动。正如台湾《联合报》社论中所讲的那样，“对二二八事件影响最大却亦是最扭曲的版本，则是台独版或民进党版。此版二二八论述的主体是：二二八→反国民党→反外省人→反中国→所以要台独。将二二八与台独联结，就史实论，根本是杜撰伪造，在现实上亦无逻辑可言。在二二八当年，台独绝非主题；如今纪念二二八，亦不必然就应主张台独。”[10]
3、敌意凝聚和代际传递
许多具有受虐偏执的政治领袖致力于将选择性创伤进行代际传递，他们最难接受的是民众对“历史”的淡忘和敌意的退却。当新一代社会成员对于族群间关系有非仇恨的理解时，领袖们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强化敌意和创伤感。
领袖们通过“形象塑造——心理表征——代际传递”三个过程将受伤害形象灌输给下一代，帮助其形成符合期待的自我表征(self representation)。下一代的认同感是选择性创伤代际传递的必要条件，领袖们认为只有多次激发选择性创伤才能凝聚新的敌意，创伤的代际传递才不致因生老病死而衰减。代际传递需要敌意和仇恨的对象。世界上很多宗教领袖通过举行宗教仪式，直接或间接地发表仇恨言论，去激发一个与选择性创伤紧密联系的政治理念。在领袖们的激发下，成员们开始感觉到历史创伤似乎就在昨天发生，被虐杀的似乎不是先辈而是本人，由此就会产生针对当前“敌对”群体的大规模暴力行为。这样的暴力行为和随之而来的恐惧当然会导致敌对群体间新的伤害，引发“暴力循环”(cycle of violence)。[11]台湾选举时出现的暴力循环，背后都有台独政治领袖利用选择性创伤进行政治操作的黑手。将选择性创伤转变为某种政治运动的驱动力不可避免要遭遇时空上的矛盾：某个时过境迁的历史创伤事件现在被重新激发并以复仇式的宣泄来表达时，极可能变成对他群的冒犯和侵害。
社会需要和解，历史创伤需要时间来平复。沃尔坎教授在观察中发现，当一些有宿怨的群体间展开和解对话时，以受害者自居的团体代表会将选择性创伤的情绪投射到今日谈判之中，非理性的抵触往往使得谈判陷于僵局。观察近些年海峡两岸一些事务性谈判，台独政治领袖无不进行情绪化的抵触，往往使两岸谈判延迟。
二、台独政治领袖与选择性创伤的代际传递
以沃尔坎的理论观察台湾政治领袖利用历史创伤进行敌意的代际传递，对我们理解今日台湾政治很有帮助。台独领袖关于二二八的言行与沃尔坎的研究高度吻合。当二二八事件过去几十年后，善良的人们希望台湾社会能透过还原历史抚平伤痛，避免悲剧的重演。而掌握了政权的李登辉、陈水扁等人，片面演绎历史悲剧，不断渲染悲情，通过挑起受难者家属的伤痛，在台湾社会中和两岸中国人之间制造仇恨以赢取政治筹码与利益。他们以发掘真相为名的所为所言，远离了二二八的真相和本质。台湾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族群关系不和以及社会严重对立。
2007年2月，台湾《联合报》一项民意调查[12]显示，对于二二八事件，78%的受访民众主张抛开历史包袱，9%的人觉得还有必要凸显此一历史教训；即使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也有75%的人希望让伤痛过去，仅有17%的人主张继续追究。抱怨台湾族群对立越来越严重的人也从前一年的39%增加为51%，仅有12%认为族群对立有改善。列举台湾族群对立的原因，70%的民众归咎政治人物刻意操作，其中46%认为民进党应该为族群对立负最大责任；11%怪责国民党，39%无意见。由此可见，台湾主流民意还是希望抛开历史包袱，连二二八受难者家属中的绝大部分都主张让伤痛过去。而台独政治领袖不仅不顺应民意去实现族群和解，反而把这种和解主张视作操弄选择性创伤的一种障碍。
在弥漫着历史悲情的社会中，政治领袖能够对社会政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他们既可以领导群体和“他群”和平共处，也可能点燃群体的情绪，制造冲突。沃尔坎将领袖们分为“修复式”(reparative)领袖和“摧毁式”(destructive)领袖两类。[13]前者能够在不攻击报复“他群”的情况下，巩固本群体之认同；后者则是通过摧毁性的手段建立并增强新的认同感。摧毁式领袖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步骤进行政治动员：（1）激活选择性创伤，引发群体共同的创伤感；（2）增强“我群”意识；（3）竭力辱骂和贬低敌人；（4）激发有权进行过分复仇的态度和肆意扩大权利的政治心理。由此，群体成员就会感到有权利且必须摧毁“当前的敌人”，甚至参与文化和种族清洗，清理来自可恨的、鄙俗的“他群”污染。台独领袖们的四个步骤与上述归纳十分相似：首先激发二二八历史创伤，进行族群政治动员；随后，建立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与此同时，贬低中国，与中国区隔，对怀有中国情怀的台湾居民进行辱骂；再就是策划带有复仇性质的暴力循坏，利用民众情绪进行台湾独立运动的动员。
台独领袖们进行的受虐偏执式和摧毁式的政治动员在当代台湾政治中比比皆是。李登辉不是二二八的受害者，也不是受害者家属，他本是国民党提拔本省才俊计划的受益者。掌握政权之后他却利用二二八事件激发起的选择性创伤，将自己打扮成本省人的领袖，阻止两岸关系改善，欲带领台湾社会脱离中国，走向独立。1994年4月，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见面，大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他说“在讨论台湾政策或是国家统一问题之前，先研究一下何谓台湾。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持有统治台湾人民的想法，必会引起类似二二八事件的。”“摩西以及人民今后都有得拼的。总而言之，已经出发了。对！一想到牺牲许多台湾人的二二八事件，‘出埃及记’就是一个结论。”[14]
陈水扁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就开始兴建二二八的纪念碑、纪念馆和主题公园。 2000年陈水扁以民进党候选人身份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他肆意扩大权利不仅表现在操弄族群政治上，也体现在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上，最后导致弊案缠身。2007年二二八纪念日来临，陈水扁再次利用选择性创伤来夸大社会矛盾，激发愤怒，并企图给他营私舞弊的行为一个政治合理的逻辑。他将“二二八事件”的意义定为：“一个外来的独裁政权对自由民主的全面否定，一个党国威权体制对基本人权的彻底戕害。”[15]陈水扁言论的逻辑在于：“外来政权”是制造悲剧的“他群”，必须铲除。
吕秀莲在二二八纪念馆开馆仪式上，对事件的历史根源作出她的个人阐释。[16]她的动员逻辑很符合沃尔坎归纳的几个步骤：一是把祖国收复台湾视为外来政权对台湾的再次侵略。她说“台湾400年来，受到异族侮辱的每一段历史都同样悲惨。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殖民时代，再到日本侵犯台湾，抵抗相当惨烈，所以二二八事件的本质是外来政权以武力接收台湾时遭遇的反抗与镇压”[17]；二是否定民国政府接受台湾的国际法依据。她说，所有日本应放弃的战略地盘须由麦克阿瑟指定的盟军代表接收。中国南京方面擅自接收台湾，违反国际公法；三是二二八事件源自台湾的高水平文化与中国政府接管人员低文化之间的冲突。她说，“因为日本50年殖民建设台湾，已经形成了台湾社会与中国军队之间文化、生活 水平严重的差异，因而引起冲突”。四是认为中国给台湾带来屈辱和伤害。她说，台湾人在日本放弃台湾时怀着欢迎的心情期待中国成为祖国，结果却“遭来如此多的侮辱与糟蹋”。五是将二二八事件归咎于“中国大陆的国共斗争波及台湾”。她说，二二八事件的悲剧所在就是台湾成为中国国共两党斗争的牺牲品。其逻辑是，今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岸主张，无论是“战”还是“和”，在吕秀莲看来都是“他群”的主张，都可能再次损害台湾。只有对内铲除国民党，对外拒绝共产党，才是台湾未来的走向。
台独领袖认为，只要把选择性创伤传递给新生世代，就能强化认同上的危机意识，进而阻止台湾逐步走向两岸统一的步伐。2004年的百万人“牵手护台湾”的活动，在组织者看来，“已让二二八从过去的政治禁忌与悲情的负面形象中，转化为‘对抗霸权中国威胁’、‘台湾主体意识再觉醒’的族群团结象征。此后需要一次一次的动员和传承，需要台湾主体意识的再次集结”。[18]
三、在代际传递中树立当前敌意
根据沃尔坎的研究，要使选择性创伤成为群体标识和政治的驱动力，除了需要被动员者的呼应外，还需追讨罪责承担者，需要当前的敌意。一些政治领袖最担心缺少激情的支持者，担心敌意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退，担心选择性创伤的代际传递出现衰减。因此政治领袖往往会在社会出现和解气氛时，不惜制造新的事件和抗争去激发当前的敌意。
当今日台独领袖开始在台湾政坛活跃时，二二八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族群之间的实际界限已不再明显，而且青年人的关注点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更加分散，于是二二八悲情的激发和代际传递就变成台独领袖们自认的历史使命。他们制造新敌意和延续创伤感受的具体做法可分为三类：其一，对他群的领袖进行贬低和夸大罪责，激发他群的反弹，进而引起本族群的防卫意识；其二，不许他人对被歪曲的历史进行质疑，并利用这种质疑掀起新的敌意，将质疑者视为新敌意的目标对象；其三，利用和解代表的出现主动制造冲突，引发新的敌意。例证如下：
例一，贬低他群领袖，激发新的敌意。陈水扁一再将蒋介石锁定为二二八事件的元凶，直接目的就是激发外省人及其后代的反弹。2007年陈水扁在二二八的研讨会上说，“唯有厘清施暴者与加害者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负的责任，才有可能还原事实的真相，还给所有受难者及其家属一个历史的公道。”[19]他确认蒋介石为二二八事件的元凶，应追究法律责任。平心而论，二二八事件发生之时，身兼国民党总裁和全中国领袖的蒋介石难辞其咎，但他不是事件的直接指使者。不过，陈水扁要的不是法律结果，而是政治结果。他不谋求在任内将蒋介石定罪，而是期待引发新的社会冲突，树立新的敌意。陈水扁深知在台湾有一批对蒋氏父子怀有特殊情感的民众。对蒋的贬低和侮辱会使他们奋起“反抗”，这样本省民众会在“反抗对反抗”的冲突中树立新的敌意。陈水扁在转型正义的幌子下，宣布政府将“中正纪念堂”更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拆除台湾各地蒋介石纪念馆和铜像。民进党籍“立委”王幸男则更进一步，他向台“立法院”提交了“二二八事件及戒严时期违法责任追究条例草案”。草案第四条竟然要求被告的配偶及三等亲等血亲出庭，可谓现代版的“株连九族”条例草案。这些动作的确引发外省籍民众的反弹，中正广场上的冲突就是这个逻辑中的事件。这些反弹所引发的族群对立正好催生了台独进行代际传递所需的当前的敌意。
例二，利用来自他群的质疑激发新的敌意。2012年初，郝柏村先生投书媒体，认为高中教科书中关于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过万的历史叙述并不正确。[20]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20年对台湾社会最大的毒害就是在教育文化上的去中国化运动。中学教科书关于历史事件的描述就是一种代际传递的渠道，不实的历史描述和情绪传递会对社会肌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郝柏村是基于历史责任感才投书媒体表达看法的。台独领袖和台独团体迅速抓住郝柏村投书这一机会建立新的敌意。首先，台独团体表现出“受害者绝不接受批评和质疑”态度，试图剥夺别人讨论历史事实的权利。第二，迅速将郝柏村作为“敌对他群”的代表加以“鞭挞”。《自由时报》称：“马英九上任以来，除了政治经济快速向中国倾斜，文化教育也积极连结中国，举凡增加文言文、中国史的比例，以及郝柏村主张的改正中学的史地课本，无不是为了洗台湾人民的脑，让台湾人民遗忘台湾拥有独立主权，让台湾人民遗忘自己是台湾的主人，以利台湾人民永远被中华民国统治，终极被‘一个中国’统治。唯其如此，今年二二八纪念活动，特别值得关注参与，让我们在行动中牢记历史、抵抗遗忘。” [21]该社论不忘谩骂本省籍的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指出吴伯雄伯父吴鸿麒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而吴伯雄“为屠杀亲人的外来政权效劳。”随后一些本土社团紧急动员，走上街头声讨、抗议郝柏村。郝柏村原本为了纠正对历史的曲解，但不经意间又落入台独领袖树立新敌意的逻辑之中。
例三，借和解和谈代表的出场制造冲突，树立新的敌意。根据沃尔坎的观察，在和解进程启动时，在受害者群体面前会出现和解的对话者。正常情况之下，受害者群体一方面期待对方代表能真诚道歉和赔偿，另一方面又有意借这个机会再次宣泄一下情绪。但那些处心积虑的政治领袖会利用这种场景激发仇恨情绪，树立新的敌意。面对对方代表的一再道歉，极端的政治领袖会不断提高政治要价，阻挠和解进程。那些貌似义愤填膺的领袖，其实十分希望对方代表的反驳、拒绝甚至情绪失控，借此能够创造有利于代际传递的新敌意。
马英九生于1950年，照理应与二二八事件毫无瓜葛，但他作为国民党主席也“概括承受”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历史包袱。十多年来他为了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不断道歉，祈求受难者及家属原谅。2009年马英九在当选后的第一个二二八纪念日，参加了高雄、台北两场纪念集会。活动中，台独团体向马英九丢鞋子抗议，马英九仍行礼如仪，尽力表现耐性与善意。马英九对于历史的悲剧，采取的是坚定的和解路线。以个人谦卑的态度赢得社会对和解的肯定，赢得二二八事件最直接受害人家属的接受和认可。[22]从本研究的主线观察，马英九坚定和解的路线使台独领袖和台独团体操作二二八以树立新敌意的做法失去了支点，也从正面鼓励了台湾社会寻求安定与和解的力量。当然马英九的坚定和解路线，一定要配合对台独执政多年“去中国化”过程的拨乱反正。否则这种和解政策只能是仅存“和”意，却缺乏“解”的能力，台湾社会将会逐渐走向疏离中国的道路。
二二八事件中本省群众没有与中国共产党发生矛盾。然而今日台独领袖刻意将历史伤痛进行新的嫁接，将选择性创伤的仇恨之火引向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的大陆一方。马英九执政后，海协会和海基会终于有了再次直接协商的机会。2008年陈云林会长终于可以踏上台湾的土地展开两岸和谈。独派领袖将陈云林的代表团视作欺辱台湾人的代表，竭尽各种手段暴力阻断陈云林的行程。在陈云林到达台湾之前，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在台南参访时被民进党激进分子用拳脚打倒在地。“台湾北社”号召“全民蛋洗陈云林”，准备以鸡蛋投掷海协会代表团。数百名民进党支持者在11月5日晚包围了吴伯雄宴请陈云林的饭店。陈云林等人被围困将近7个小时后才得以离开。失去理智的抗议者在代表团的行走线路上投掷石块、矿泉水瓶，造成了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的冲突，多人在冲突中流血、受伤。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向游行群众发表谈话，说她为抗议者的行动“感到骄傲”。正是从这次暴力活动起，台湾媒体将蔡英文称呼为“暴力小英”。
以上几个案例来看，台独领袖和台独团体并不是要真正寻找制造悲剧的责任人，而是试图建立“中国”在二二八事件上的残暴形象。实际上是要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台湾青年去继承所谓“二二八受中国残害的悲情”，让仇恨延续并转移到与二二八没有直接关系的大陆，最终走上分离两岸的台独之路。
四、从二二八基金会的运作看代际传递
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由台湾当局设立，以“财团法人”性质接受当局委托处理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于1995年公布。同年台“内政部”拟订“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组织章程”。基金会作为处理二二八事件的机构，其主要任务为“处理二二八事件补偿事宜，并使国民了解事件真相，抚平历史伤痛，促进族群融和。”[23] 可见最初参与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设立的人们其主要目的还是抚平历史伤痛，促进社会和谐。但在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该基金会的董事会将选择性创伤的代际传递作为首要任务。正如基金会网站声称的那样：“二二八纪念基金会初期工作重点在于赔偿、纪念活动与抚慰，2000年政党轮替后积极朝向真相探讨以及历史、教育、文化的方向转型，并建立国际交流平台，实践台湾转型正义，传承二二八历史任务。”[24]目的和任务都有了本质性的转变。
该基金会年年都在校园中搞教育活动，推进代际传递。以2005年暑期“二二八大专营活动”为例，组织者深入大专院校开展活动，目的在于使“每位同学经过丰富内容的课程洗礼，个个化为二二八历史教育的种籽，深耕台湾每一片土地.....”[25]基金会还专门设计了供中小学使用的“二二八和平周教学手册”。编写者写道：“我们期待，经由二二八和平周的教学活动，再一次形塑台湾人对土地与人民的认同，抛弃怀想大国的虚矫身段，谦虚且自信地让灵魂回到祖国台湾的怀抱，回到自由与民主的普世价值中来，并且勇敢地抵抗强权，维护台湾的主体性地位。”[26]编写者要孩子们接受的结论是，“二二八事件的惨烈牺牲，终于使台湾人认清不能当家做主的悲哀。.....毕竟‘唐山’已远，祖国梦寒，台湾人必须自我成长，自己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才能摆脱一再被凌辱、被出卖、恶性循环的历史命运。”[27]教材激发的不是和解的理念而是受虐偏执的意识形态。在组织者精心设计下，围绕选择性创伤的代际传递充斥了教材和课件的每一个环节。
2006年该基金会举办了“追思二二八，展望新国家”活动来推动代际传递。该基金会直言不讳地说明举办活动的缘由和目的。缘由就是（1）台湾移民一向不重视历史；（2）优渥的生活环境及政治禁忌阻碍了二二八历史创伤的传承。举办方对民众不重视“历史记忆”的现状十分不满，对台湾社会“淡忘”二二八历史非常忧心。举办者声称，“当今台湾生活的优渥，更排挤了偏属悲情的二二八。忧心无法传承二二八的疑虑，便在受难世代的内心中滋生”。[28]举办活动的目的就是，首先是让“台湾主体意识的再次集结”；其次是“厘清错误历史回归社会公平正义”；最重要的目的则是“守护台湾迈向崭新国度”。立，他们直接呼吁“了解二二八历史真相及传承，以二二八经验守护台湾，建构台湾主体意识，进而展望建立台湾新国家。”[29]
在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举办的“有图有真相”摄影展中，组织者期望新世代能透过图像的直观性和现场感接受历史创伤的代际传递。由于有限的图片随着国民党档案的开放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再要寻找影片和录音资料几乎是不可能。因此组织者还“很有创意地”将让已经确定的世界白色恐怖事件与二二八有一个归类和联想的效果，在举办展览的同时放映《恐怖代言人》（关于德国纳粹罪行）和《长夜将尽》（关于南非种族歧视）等电影，坐实白色恐怖。[30]这些行为都有肆意扩大权利的影子在其中。在他们看来资料缺乏不是他们的错，只要有利于选择性创伤的代际传递，多一点“创意”也理所当然。
因为还没有形成足以实现台独的社会动力，台独领袖进行所谓的二二八历史创伤的代际传递，可以说是力所不逮，远没有达成。但是对于那些矢志中国统一的人们来说，台独势力已经走得太远，已严重瓦解了台湾社会统一的动力，阻碍了两岸同胞的进一步和解和融合。下面一段文字是一个接受了代际传递的台湾青年的网络文字，阅读者无法怀疑这段文字写作者情感的真实性，因此这段文字更加令人痛心和忧心。
    “二二八，每一代台湾人都背负着这数字，一代接着一代。但是台湾人宁愿把这数字背后的意义，像鸵鸟心态的逃避，宁愿把它放在一旁不去理睬。如果说，历史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共同记忆，2月 28 日对每个台湾人更加非常重要。在 2月 28  日的时候，台湾人相约站出来，放弃族群之间的隔阂，牵着手，建立一个只属于给台湾人的空间，建立一个只给台湾英灵真正安息的空间。大声的喊出二二八，大声的喊出台湾人的二二八，只有大声的喊出来，正面去面对二二八，台湾才是一个完整的台湾。…”[31]
五、结   语
对于台独领袖们来说，代际传递是经过特殊设计的，任务是递进式的，对象也是可以替代和转换的。在民进党取得政权之前，代际传递的目的是要将占据人口多数的本省人与占据人口少数的外省人对立起来，依靠多数的选票获得政权和民众情绪化的支持。民进党将选举定义为结束外来政权之战。纪念二二八就成为绿营最有效的选举动员。而对于有着历史包袱的国民党来说，每年二二八都需要道歉以清洗历史“原罪”。2000年之后，台独领袖的任务开始有新的变化。在继续巩固支持率的基础上，要将“我群”进一步扩大，扩大到所有居住于台湾的民众。他们可以舍弃无法改造且已老矣的外省第一代，努力改造外省第二代，竭力融化外省籍第三代。在扩大“我群”的基础上塑造一个共同走向台独的全体，同时将二二八创伤的敌人转变成海峡对岸的“中国”，拒绝来自对岸的统一呼唤。
然而台湾岛内政治和两岸政治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台独领袖的设计发展。首先，台独运动并没有铲除国民党，也没有将国民党削弱到无法执政的地步。2008年国民党再次执政。马英九坚定和解路线也使得分裂族群树立新仇恨的做法失去了社会广泛的支持。与十几年前相比，这种激发仇恨的做法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其二， 2005年以后，国共领导层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2008年之后不仅实现了两岸三通，实现了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同时也为地区和平做出了贡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使得两岸民众之间和当局之间相互的认识也更为温和理性。相互间的敌意大大下降，接受度得到提升。
总而言之，无论是台湾岛内还是两岸关系的变化，都使得围绕二二八选择性创伤的代际传递遭遇巨大障碍。台独领袖将二二八的悲剧嫁接到对中国的仇恨，不仅缺乏历史的逻辑，而且也缺乏现实的基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选择性创伤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往往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时而衰减，时而兴起。对于台独势力在两岸结构性矛盾寻找缝隙以重新启发二二八悲情的努力不能掉以轻心。为来围绕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两岸国际场合的互动等高政治的问题，一方视为是国家主权完整性的原则问题，一方视为对自己的尊重与和解诚意的问题，这种相互的碰撞会在民众中间产生愤然的情绪，容易被台独领袖利用在两岸同胞之间制造敌意，再次将台湾引向独立之路。

文献来源：《台湾研究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