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服贸”为主要诉求的“太阳花”运动，是台湾近几年来影响重大的政治事件，它既是一场反对马英九当局运动，更是一场民粹社会运动，其成因复杂，涉及台湾固有的制度体制、政治文化、经济背景、社会结构与媒体舆论等多方面深层根源。同时，由于该运动又是第一场以两岸关系议题为主要诉求的社会运动，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反弹，因此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影响不可轻忽。

2014年3月18日，台湾数百名大学生以“反对黑箱服贸”为由，以突袭方式占领立法机构，30日又动员10余万民众与学生上街游行。学运一直持续到4月10日学生退出立法机构，历时24天。这场以“反服贸”为核心的“太阳花”运动堪称近几年来台湾最大的社会运动，是台湾政治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也是马英九“执政以来最大危机。”[①]这场运动不仅再次延宕已经审查九个月没有通过的两岸服贸协议，而且对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如何定性这次运动？其深层根源为何？对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将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各方关注与深入探讨。
一、“太阳花”运动的性质
1、这是一场反马运动。无论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把运动的目标与对象指向马英九当局与执政党——国民党，即运动的普遍性目标是马英九当局，参与学生和民众都抱有对马英九当局执政的愤怒与不满，两岸服贸协议对台湾是否存在伤害及其审查过程是否“黑箱”，其实都只是一个引爆点，因为台湾不少民众感到失落的，“不只是经济不如人意或朝野恶斗不休”，也包括对马英九执政当局施政软弱的不满，从而对台湾发展前景感到忧心。[②]因此，反马与反国民党应是这场运动的核心所在。
2、这是一场反全球化运动。运动中提出的所谓“反黑箱服贸”，美其名曰“反对审查过程的非程序正义”，其实核心是“反服贸”，反对两岸经济合作。而两岸经贸从本质上讲也是台湾经济全球化中不可或缺一环，从而反对两岸服贸协议即是反对台湾经济对外开放，所以，这场运动其实也是“反全球化”。“反全球化”现象在一般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形式是“反美国化”，而在台湾的“反全球化”则是首先表现为“恐中反中”，因为两岸经贸关系是台湾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一环，全球化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扩大，所以许多人“反全球化”，也反“两岸化”。其实，在台湾经济边缘化“已成为台湾生存最大危机”[③]的情况下，台湾无法不走向全球化，也无法不先行“两岸化”。台湾“不能只追求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而自外于中国大陆市场”[④]，也正如台湾媒体评论所言：台湾“躲不过全球化，也躲不过两岸连结”，“台湾不可能妄想一个‘没有中国的全球化’”，因为一方面，“台湾的全球化必定要包含中国大陆（如ECFA体系）”；另一方面，“台湾全球化（如加入各种FTA），亦必须建立在于北京的互信之上”。[⑤]台湾需要“先藉改善的两岸政经关系来推进台湾全球化，再藉台湾全球化的政经成果来节制两岸关系。” [⑥]台湾“以ECFA体系来稳定‘两岸连结’，虽只是台湾全球化生存战略的一块拼图，但若少了这一块拼图，就拼不上TPP及RCEP，也就拼不成台湾全球化生存战略的全景”。[⑦]因此，台湾民众需要认真思考的是：有利于台湾发展前途的路径到底是要“连结大陆、布局全球”还是“孤立闭关”“孤芳自赏”？
3、这是一场反中国大陆运动。运动主要组织者不仅一直是近几年来各种社会运动参与者，而且与王丹、吾尔开希过往甚密，“反中”立场鲜明，从而运动矛头既是指向马英九，实质也是反中国大陆，“假民主监督之名，行反中之实”，因为运动，“让有心人抓住机会，将‘反马’和‘反中’挂钩在一起，整个社会突然掀起巨大的反中浪潮。”[⑧]运动“本质上是出于反中恐中的心态”[⑨]。其中原因则是“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的心理疏离和对两岸统合的重重疑虑”[⑩]，尤其是台湾社会“有着很大一股恐中和反中的心理，碰到了两岸的议题，几乎没有理性沟通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大陆的善意，对某些人来说，却是包藏祸心的阴谋。”[11]正是因为这场运动存在着反中国大陆的倾向，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台独”行为也相当明显，台湾媒体报道，运动主要组织者的政治立场偏绿，曾经、甚至在运动期间还主张“台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邵宗海认为这场运动“实际上内中含有‘恐中’或‘反中’的情结，已让这项运动凸显出对‘统’的排斥，以及迈向‘独’的倾向。”[12]台湾媒体评论称：“虽然参与学运的众多青年学生不能全然等同于台独分子，但是就学运的主要政治倾向、主要领导人物和幕后势力的政治态度而言，确实是台独色彩鲜明”。[13]正是在这场对现况不满的“反服贸”的旗帜下，集中了包括对中国大陆不信任、“反中”、要捍卫台湾主体、支持“台独”等各种程度不一者，其中“集结的台独意识可谓相对宽松的交集：否定中国”。[14]
4、这是一场反民主的民粹式运动，不是公民运动。运动声称追求两岸服贸协议审查的程序正义，其实是在破坏程序正义，以维护民主为名、行破坏民主之实，无论是学生占领立法机构与行政部门，还是瘫痪立法机构正常议事，均是暴力行为，不是民主，而是民粹，是利用社会与媒体对学生的高度同情来进行反民主活动，只有在“畸形民主”状态下，才会将这种破坏民主的暴力行为称之为“民主行为”。正如台湾媒体所言：“一路以来口口声声说民主，讲打破黑箱，要改革代议制”，“但是却也一路走来让台湾民众看到反服贸学运者，所表现出来的做法是以黑箱反黑箱，以专制反民主，无法容纳不同声音的一言堂言论”[15]，“运动的过程却愈来愈反民主”。[16]也正如台湾学者所强调：学生虽然高举“捍卫民主，退回服贸”标语，“其实他们捍卫的是反民主、反法治、反宪政的台独学运”。[17]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也公开表示：“台湾的民主，美国与有荣焉”，他“不认为美国政府会欢迎对立法程序的破坏”。[18]台湾有学者认为运动存在“三大迷思”：一是“以程序正义为名却行反程序正义之实”；二是“以捍卫民主为名却行反民主程序之实”；三是“以集会自由之名却妨碍自由经济之实。”[19]因此，这场运动虽然组织方式是采用各种最新式网络传播来组织，是年轻人所特有，但也不能由此认定是“公民运动”，因为“公民运动”讲究理性表达诉求，合法进行抗争，而非破坏体制，影响社会正常运作。
需要注意与强调的是，参与这场运动阵营的“反者”也是多元的，并非是一元的，是在目标对象明显定于执政党——国民党与马英九当局的情况下，运动成功地动员了反程序正义、反自由贸易、“反中”、反马等各路势力一起“造反”，各方诉求不尽相同，集中了台湾社会各种多元、复杂的诉求与主张。
二、“太阳花”运动产生的深层根源及其昭示的矛盾
台湾爆发太阳花运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单一因素造成。马英九当局执政不力、政绩不彰、失去公信力、社会发展没有方向感、经济缺乏推动力、民众对两岸关系发展存在疑虑等都是其中原因。从台湾政治与社会深层考察，其根源包括以下五方面：
1、政治根源：蓝绿二元对立严重化。历经陈水扁执政8年，台湾社会蓝绿对立的严重程度超乎想象，民进党不仅“逢中必反”，而且“逢马必反”。蓝绿严重对抗的症结问题在于台湾社会的对抗性文化，朝野缺乏妥协文化。基于年底“七合一”选举需要与政治利益算计，民进党一味阻扰两岸服贸协议审查。因为蓝绿政治上的对抗，所以运动能够得到民进党等绿营的“精神和物质援助”[20]；因为蓝绿严重对抗，特别是蓝绿“立委”在立法机构中的打闹行为被视为习惯与正常，一般民众与媒体也将立法机构被学生暴力霸占的事情见怪不怪。
2、制度根源：立法与行政的二元对立化。台湾立法机构与行政部门对立严重，基本体制已由过去的“行政主导”走向“立法权独大”。马英九执政以来，行政与立法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一直不佳，加上反对党——民进党因素与“立法院长”王金平因素，以及立法机构中的“朝野协商”制度，让国民党在立法机构中多席次优势无法发挥立法辅助行政作用，两岸服贸协议就是因为民进党的蓄意阻扰被耽误9个月之久。台湾媒体评论道：在服贸协议问题上，“凸显议会政治逻辑‘以案换案’的筹码交换常态”，民意代表在“这种筹码游戏中迷失，忽略了何者才是对国计民生最重要的事。”协议可以签署后超过一年生效，“也是另类的台湾民主奇迹”。[21]《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在1999年规定任何法案都需要朝野协商，其中第71条之一规定：协商无共识时由院会定期处理。[22] 正是这朝野协商制度，让“大党不敌小党，总统不敌议长，专业不敌政治”。再加上台湾政治实际中的问题——行政部门的学院派，擅长学理分析，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立法部门的地方势力化，眼光短视，对于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没有思考，导致一般民众对政治不再信任，对政治人物难以信任。
3、经济根源：经济成长与就业所得双双下滑。台湾经济过去号称“四小龙”之首，如今则是敬陪在新加坡、香港、韩国之末座，蒋经国主政19年，台湾经济平均成长率9%，“后蒋经国时代”25年（1988-2013年）台湾经济平均成长率只有5.4%。李登辉主政前8年（1988-1995），台湾经济尚有7.4%成长；1996年后6年中，降低到平均5.1%的成长；陈水扁第一任期，台湾经济成长5.6%，后一任是5.5%；到了马英九第一任，只有3.4%的经济成长，2013年台湾经济成长勉强实现“保二”目标。而且，台湾社会薪资水平大体维系在15年前水平，但物价何止翻了一番！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就业困难，“青年贫困”问题突出，起薪只有“22k”，焦虑感日益强烈，所以多数民众的感觉是“薪资水准未能提升，都市房价高不可攀，求职不易”。[23]运动便是反映“新一代年轻人对低薪、高失业的迷茫”[24]。
4、社会根源：贫富差距扩大与部分民众对大陆发展的恐惧。台湾经济发展缺乏广大的市场，全球化是台湾经济必由之路，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是台湾经济避免边缘化的唯一正确路径，但包括两岸经贸在内的台湾经济全球化难免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与社会阶层的M型化，运动所反映的正是台湾社会“阶级结构固化、社会分配不均加剧，以及财团强势行为的影响”[25]，两岸经济合作的密切，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让台湾不少民众产生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而且民众对“安全”的认知，不再是过去的军事领域，而是经济领域，特别是就业问题，涉及到市场开放与个人就业问题。一部分人不仅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归咎于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将近年来的社会挫折如贫富差距、22K等，一概归因于两岸关系”[26]，而且两岸服贸协议也“被等同于独厚财团、陆企入侵与贫者越贫”[27]。这既是民众对马英九当局的不信任所致，也与台湾民间存在“恐中”心理有关。在中国大陆崛起、台湾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及对大陆依赖度升高形势下，台湾一般民众不仅既有的经济自信心崩溃，而且产生严重焦虑感，结合尚存的“台湾民主与自由”等政治优越感，“恐中”、“反中”情绪自然滋生。一部分人是对大陆经济崛起的恐惧与担忧，《联合报》社论称：“这场服贸协议风暴是出自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快速发展的恐惧与猜疑”，“恐惧陆资陆劳来台，会侵害台湾人的经济权益，并进而猜疑陆资陆劳将宰制台湾的经济命脉而致侵害了台湾的政治安全”[28]。一部分人是“因为政治疑虑而不愿开放，深怕最终导致中国（大陆）的经济并吞”[29]。台湾民众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所感受到的这种“威胁”，也不只是两岸间商业竞争上的压力，还包括台湾经济倚赖大陆背后的“政治危机”[30]，“学生的诉求其实不是经济，他们担心的是两岸关系的走向”，[31]“反服贸背后很大的因素是担心若经济过度依赖大陆市场，未来政治发展将陷台湾于不利”。[32]
5、舆论根源：媒体泛滥助长社会议题极大化。台湾新闻媒体数量过多，不仅浪费资源，产生恶性竞争，而且助长社会议题被放大化与极端化。台湾社会由过去“经济治国”发展到“媒体治国”与“社会学者治国”，台湾社会的多元化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各种形式社会运动由此泛滥。
学运昭示出台湾政治社会中存在的六大矛盾现象：
一是朝野矛盾。核心是蓝绿矛盾，即执政的国民党与在野的民进党之间的矛盾。拟参选台北市长的台湾大学医师柯文哲便坦承：“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蓝绿对立，已到了无理智的阶段”，结果是“看不见事情的真相”，蓝绿对抗造成空转。[33]正是蓝绿之间“非理性的抗争，或是‘为反对而反对’，则可能断送台湾的命脉，这将是全民的灾难。”[34]
二是行政与立法矛盾。其中不仅体现了在野的民进党、台联党、亲民党与执政的国民党之间矛盾，而且执政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包括连战、吴伯雄及王金平等各方势力之间关系及党籍“立委”与马英九行政团队矛盾，均表现其中。即使国民党籍“立委”也一直要求对两岸事务有更多知情权和参与权，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审查与通过并不积极。海基会前董事长江丙坤认为：“台湾目前的经济问题肇因于政治恶斗，拼政治代替拼经济，使台湾步入政局不安定、政策不确定的黑暗期。而立法院正是恶斗的主战场。”[35]
三是本土化与全球化矛盾。20年多来台湾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全面本土化，并伴随政治权力与资源分配的选举为中心，其结果是政治人物与民众、媒体大都将眼光盯着选票，局限于台湾内部事务，“视野地方化”[36]，对外在国际与周边形势的巨大变化，或视而不见，或高高挂起，强调个人与个体利益，过度强调“台湾优先”，导致心态上的“锁国主义”盛行，也漠视台湾全局与长远利益。这势必与经济全球化包括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产生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台湾自我孤立化与“台湾社会两岸化”的矛盾。
四是台湾发展路线上的矛盾。即台湾经济发展是“国际化”优先还是“两岸化”优先？是“西进大陆”还是“孤守台湾”？这是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事实上，台湾经济需要全球化，而全球化就无法不“两岸化”，“两岸化”是台湾经济全球化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台湾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与基础。马英九执政以来正是看到了大陆发展对台湾经济所提供的机遇，推动台湾经济与两岸的连结，谋求“机遇最大化，威胁最小化”，也开启了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路径。但台湾经济全球化，并没有解决心态与视野上的全球化，特别是本土化思潮下，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并不信任，对两岸间力量对比的“陆升台降”充满焦虑感，运动便是其中的反映，运动“参与者，对于未来生存困难的共同焦虑，是事件背后最大的推动力量。”[37]由于两岸关系发展中存在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在台湾不少年轻人看来，两岸服贸协议就是“成就大老板，却出卖他们的未来。”[38]许信良认为：“包括年轻世代的台湾多数人民，都感觉受到来自大陆的威胁”，大陆的两岸政策应该正视台湾民众这种心理上的“被威胁”感受。[39]因为“失业风险、起薪低迷、过高房价，恐惧来源被直接指向中国大陆崛起的威胁与经济掠夺。” [40]“这回反马的大集合，很大一票是因为反中。”[41]“很多人恐中，怕中共以经促统，怕台湾越来越依赖大陆，不知不觉被统过去。” [42]“‘恐统’的政治思维凌驾理性的经济分析，使得反弹四起。” [43]“社会上有一股恐中、反中的力量，使学生的反民主抗争手段能得到暂时性支撑。” [44]因此，运动口号“反服贸”其实是假议题，真正问题核心，是“青年世代对抗中国因素的大对决”，是对马英九“推动两岸政策走向的大反扑”[45]。民进党之所以在两岸服贸协议问题上持坚定的反对立场，将两岸经贸问题“政治化”处理，不仅基于选举利益，而且是看到了台湾社会中存在的“反中反马的浓厚氛围”。民进党提出各种“为难”马英九的诉求，让马英九“难堪”，以打击马英九“摇摇欲坠的声望，意图一举击溃”马英九的“两岸路线”。[46]
五是蓝绿内部矛盾。体现在运动中国民党内部矛盾是王金平与马英九关系，学运之初马英九想将“烫手山芋”丢给王金平，同时安排院际协调会议让王金平参加，而王金平从不愿被“请君入瓮”，发展到“将马一军”，而且凸显在“立法院”内是王金平说了算。苏贞昌与蔡英文间的“两个太阳”之争与运动纠缠在一起，特别是苏贞昌藉学生行动进行党主席选举的算计行为，“明打国民党，暗算自己人”[47]，让运动更趋复杂。
六是世代之间的矛盾。运动由“80后”与“90后”年轻世代所发起，其中所表现出的不仅是对个人前途的关注和追求，敢于和勇于表达诉求，而且个人主义更加突出，唯我独尊，自我感觉良好，特别是缺乏历史感与大局、全局观。由于是在“去中国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世代，对两岸关系与国际局势的认知也是相当肤浅。
三、“太阳花”运动对台湾政局的影响
作为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太阳花”运动带给国民党、民进党与台湾政局乃至台湾社会的冲击是“不可轻估的。”[48]
1、运动对马英九与国民党影响巨大。一是重创马英九的执政地位。随着运动的进行，台湾社会升起两种情绪：一种是上街群众心中夹缠着“反马”的愤怒；另一种是沉默民众对于马英九当局“处理社会失序过度软弱的不满”[49]。因为马英九当局对运动处理问题能力的薄弱而让支持者与一般民众均产生怀疑与失望。马英九对学生暴力占领立法机构的违法行为的软弱，被台湾学者称之为“愚蠢的犹豫，牺牲了法治，伤害了民主，并让社会付出了重大的代价。”[50]二是加剧国民党内部的纷争。随着运动的进展，王金平与马英九间的矛盾斗争公开化与加剧化，马英九面临权力“跛脚”，党籍“立委”与国民党中央和马英九关系更加离心离德，国民党地方行政首长将更自行其是。三是冲击国民党的社会形象。运动让国民党推动两岸经济整合路线与两岸和平、和解路线遭遇困难，也让未来施政面临更多障碍，社会形象受损，社会支持基础特别是青年人对国民党的支持可能有所减少。
2、运动对民进党的影响不小。一是民进党作为反对党的角色尴尬。民进党在运动中角色是“配角”，即所谓“边缘化”，运动也让民进党与社会组织、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二是民进党内部纷争尖锐化。围绕运动领导权问题，苏贞昌为首党中央备受党内各方势力批评，党主席选举也因此受到影响。苏贞昌虽因不敌蔡英文而宣布退选，但苏贞昌要与蔡英文竞争民进党大选候选人的企图并未因此改变。三是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动力更加不足。由运动所凸显出的民进党在台湾发展路线上的分歧更加明显，本土意识与“台独”意识有所抬头，民进党调整“台独”路线的动力更加不足，党内“务实派”受到遏制。
3、运动加剧台湾政局的不稳定。一是蓝绿矛盾斗争进一步尖锐化。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民进党内部等各方势力之间因学运而扩大了分歧，矛盾、冲突与斗争趋于复杂。二是民进党更加“逢马必反”。基于“七合一”选举需要与从运动中尝到了政治甜头，民进党势将强化对马英九当局的攻击力度，特别是马英九所面临执政危机让民进党看到机会。三是更加多元化的社会运动影响政局演变。由运动所衍生出更多的社会运动势属必然，并对政局演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4、运动加深行政与立法部门间紧张关系。一是王金平与马英九关系缓和困难。王金平不仅没有因“关说案”失去党籍、丢掉“立法院长”宝座，而且因成功结束运动强化其在立法机构的领导地位及对马英九为首的行政部门说“不”的权威。二是“立法院”在两岸关系中地位提升。立法机构随着《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与通过，势将提升其在两岸关系中的参与地位及对行政部门推动两岸政策权力的制约。民进党可以凭借《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自然就可以全程介入两岸谈判过程，等于扩大了自己在两岸关系中的发言权，其对两岸协议的实质影响力将大大增加”。[51]
四、“太阳花”运动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台湾社会运动议题由过去的台湾内部问题转向两岸议题，这既客观地反映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台湾社会及民众心态的影响在加大与加深，但也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出的挑战。
1、影响台湾经济发展与两岸经济合作。台湾经济发展与两岸经济合作相辅相成，台湾经济不佳不利于两岸经济合作，两岸经济合作不顺也无法为台湾经济再发展提供动力，正如台湾学者张亚中所言：“两岸经贸自由化的协议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门槛，更是台湾经济全球化的必要过程”，“服贸协议不是万灵丹，它与ECFA一样，都只是台湾与全球接轨的必要自由化政策。两岸经济自由化协议并不保证台湾成赢家，但没有，台湾一定输”。 [52]高希均认为：“台湾经济之闷与衰，即来自政治之斗与乱。”[53]
2、延缓两岸经济整合进程与台湾经济全球化参与。无论两岸最终是否将两岸服贸协议审查通过与两岸货贸协议的签署挂钩，因两岸服贸协议审查的困难而客观上给两岸未来签署协议增添了难度，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面临挑战，也由此延缓台湾经济参与全球化。
3、推迟两岸政治互动进展。运动不仅使马英九当局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进程受阻，如互设办事机构、修改两岸关系条例与张志军访台等，而且客观上削弱未来2年中马英九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动因，至少是社会支持动力会有所不足。
4、影响两岸政治对话开启。在两岸经济合作尚且面临如此挑战与艰难情况下，会让马英九当局对两岸政治对话更讳莫如深，从而不利于两岸开始包括处理台湾国际参与在内的政治对话等合情合理安排，从而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巩固与深化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文献来源：《台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