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崛起是新世纪中东地缘政治中的突出现象，而遏伊联盟是沙特等海湾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崛起的反映。遏伊联盟的产生既以沙特萨勒曼国王即位这一重大国内政治变化为条件，也以沙特和伊朗地缘政治博弈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收缩战略为背景。遏伊联盟虽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也有脆弱性，主要是因为联盟的威胁认知基础比较脆弱，物质基础比较薄弱，同时联盟的领导国家沙特所实施的政策非但不能维系联盟，反而可能弱化联盟。遏伊联盟在中长期固然可能有利于地区战略格局的稳定，但在中短期内其对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一是将增加热点问题解决的困难，二是将激化教派矛盾，三是可能破坏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政治稳定。

2017年6月5日，沙特领衔、多个海湾、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同时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对卡塔尔实施经济制裁，部分国家甚至对卡塔尔实施海陆空全方位封锁。断交风波固然是沙特和卡塔尔之间多重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沙特和卡塔尔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断交风波之前，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媒体不断报道卡塔尔埃米尔质疑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对抗是否明智，以及他为哈马斯、真主党和穆斯林兄弟会进行辩护的讲话。后来卡塔尔官方多次表示上述讲话是被黑客篡改了，但并没有得到沙特等其他海湾国家的谅解。 无论讲话的真实性如何，沙特等国显然更愿意相信卡塔尔并不认同伊朗威胁的立场。卡塔尔本应是海合会的重要成员，也是沙特近年来竭力组建的遏制伊朗联盟的重要成员，沙卡断交事件凸显了遏伊联盟的脆弱性。组建遏伊联盟是“阿拉伯之春”之后沙特对伊战略调整的体现，不仅已经、而且将继续对中东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拟对这一联盟形成和组成状况、历史逻辑、脆弱性以及影响等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遏伊联盟的形成和手段

        2001年和2003年美国相继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为伊朗清除了东西两侧的敌人，使其地缘战略环境极大改善，伊朗的崛起逐渐成为既成事实。尽管此后沙特对伊朗威胁的不安日渐上升，但2011年之前，沙特在积极对抗伊朗威胁的同时，仍将接触作为对伊战略的重要内容，比如，2007年12月海合会还邀请伊朗参加海合会峰会。2011年，随着“阿拉伯之春”席卷阿拉伯世界，伊朗积极利用阿拉伯国家内部危机扩大势力范围的行动，进一步引起了沙特等海湾国家的不安，以联合的方式阻止伊朗继续在中东地区扩大势力范围逐渐成为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既定战略。这一战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对苏联实施的遏制战略如出一辙。

        遏伊联盟是一种准联盟，是指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后，沙特等海湾国家主导构建的以海合会国家为基本力量，包括部分阿拉伯和部分伊斯兰国家在内的，以宗教认同为纽带、以遏制伊朗扩张地缘势力范围为主要任务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所谓准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实体在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之上形成的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合作关系”。[1]作为一种战略，遏伊联盟则主要反映了沙特等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结合它们对伊朗崛起和扩张势力范围的担忧和逊尼派宗教身份认同建构联盟的战略意图。

        遏伊联盟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形成阶段，也即海合会遏伊联盟阶段，其标志性事件则是2011年海湾国家联合出兵巴林。2011年3月14日，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应巴林的要求派遣“半岛盾牌”部队进入巴林，其中沙特派遣了1000名士兵，阿联酋则派出了500人左右的警察部队，帮助巴林王室稳定了局势，渡过了那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危机。[2]毋庸置疑，这一行动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巴林王室政权，因为巴林王室政权垮台可能引发海湾地区君主制政权陆续垮台，但这一军事行动同样也是出于遏制伊朗扩张势力范围的目的。巴林是一个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巴林王室政权的垮台极有可能导致一个亲伊朗的什叶派政权产生。之所以将该事件视为遏伊联盟形成的标志，原因有三：一是上述行动为联合行动，二是上述行动将遏制伊朗势力扩张作为重要目标，三是该行动为2015年沙特等国同样出于遏制伊朗势力扩张而联合干预也门危机开创了先例。

        二是升级阶段，也即阿拉伯遏伊联盟阶段，其标志性事件则是“决心风暴”行动。2015年3月26日，沙特等海湾和阿拉伯国家发动干预也门内战的代号为“决心风暴”（Decisive Storm）军事行动。根据沙特国有电视台（Al Arabiya）的报道，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海合会五国发表共同声明，五国致力于通过军事行动遏制伊朗所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保护也门的哈迪政府。[3]尽管这一以联合军事行动为核心的联盟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作为公开的目标，但其真正的目的则是遏制伊朗在阿拉伯半岛扩大影响，因为在沙特看来，伊朗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支持是其扩张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所以将其称为阿拉伯遏伊联盟阶段，主要是因为除了上述五国以外，埃及、苏丹、约旦、摩洛哥和巴基斯坦等国或是参加了、或是表示了参加军事行动的意愿。[4]沙特显然并不满足于在海湾国家的范围内吸收成员，而是将其视野扩大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巴基斯坦。同时，如果2011年沙特等海湾国家出兵巴林还只是个案，因为之前沙特等海湾国家还没有采取过类似行动，那么“决心风暴”则已经具有了更多的机制性和战略性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拉伯遏伊联盟可以被视为海湾遏伊联盟的升级版或加强版。

        三是扩大阶段，也即伊斯兰遏伊联盟阶段，其标志性事件则是2015年12月沙特组建反恐联盟。如果说组建干预也门危机的军事联盟还只是遏伊联盟的加强版，那么2015年12月13日沙特组建的反恐联盟则是遏伊联盟的扩大版。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报道，该反恐联盟由34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组成，除沙特以外，它们还包括巴林、孟加拉国、贝宁、乍得、科摩罗、象牙海岸、吉布提、埃及、加蓬、几内亚、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多哥、突尼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阿联酋和也门等。[5]至此，在沙特的视野中，不仅海合会和阿拉伯国家，而且伊斯兰世界也都成为其遏伊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这些国家是否认同沙特关于伊朗威胁的认知以及组建遏伊联盟的行为仍然是一个疑问。

        尽管沙特并没有将上述联盟称之为遏伊联盟，而是将其称之为反恐联盟，但这并不能否定其遏制伊朗的真实意图和内涵。事实上，沙特多次公开提出，伊朗就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6]2017年5月沙特外交部公开的一份题目为“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记录”的文件在这方面更为明确，从而也暴露了沙特成立反恐联盟的真实目的。该文件指出，“伊朗政权是世界上头号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伊朗的）圣城军以及其资助的组织积极致力于支持国外的恐怖主义组织，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沙特的真主党、伊拉克的‘正义联盟’以及一些教派武装，如也门的胡塞武装等。伊朗还为其他恐怖主义组织如‘基地组织’等提供支持，或是与它们沆瀣一气。伊朗还为基地组织的领导提供庇护，其中一些至今仍在享受伊朗的保护。”[7]

        不直接提及伊朗，主要还是策略上的考虑。鲜有国家在当今地缘政治日益退潮的背景之下公开提出以对抗另外一个国家为目标的战略，因为这无益于让本国承担着挑起争端的道义责任。相反，使用反恐这一广为国际社会接受的概念，更有可能使自己立于国际政治道义的高地，尽管长期而言，这种将伊朗视为恐怖主义国家的道义是否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取决于沙特能否以充分的证据为基础进行成功地建构。尽管沙特将伊朗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但关于伊朗支持“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指控并没有现实根据。国际社会既不能找到伊朗与上述两大势力之间现实利益交融的逻辑，也无法在两者之间的宗教意识形态上建构联系，相反，上述两个恐怖主义势力均来自逊尼派，而伊朗为什叶派国家。

        当然，沙特组建该联盟除了将遏制伊朗作为目标之外，还有着其他考虑，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确立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在沙特看来，其自身的崛起和遏制伊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者说同一件事情的两种不同表述方式，其自身崛起以遏制伊朗为必要条件，而遏制伊朗也以其自身的崛起为前提。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一篇关于沙特构建反恐联盟的报道指出，该联盟“更像是为了提升沙特的威望和反对伊朗”，[8]实则道出了该联盟两种不同但同一的目标。

        总而言之，遏伊联盟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强化和扩大的过程，是沙特等国对伊朗势力范围扩张的反映。需要指出的是，多国联合军事行动只是遏伊联盟的重要手段之一，除此之外，沙特等国所采取的遏制伊朗的措施还包括政治外交孤立和经济打压。2015年沙特以反恐为名义组建的联盟本身便是在政治和外交上孤立伊朗的行动之一。沙特不仅未将伊朗等重要反恐国家，也未将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反恐前线国家列入34国名单中，凸显了其孤立伊朗的意图。2016年1月，伊朗爆发了抗议沙特处决什叶派宗教学者尼米尔的暴力冲击沙特使馆的示威运动，沙特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巴林、苏丹、马尔代夫等部分联盟成员追随沙特也相继与伊朗断交，科威特召回了驻伊朗大使。2017年5月21日，在沙特的努力下，50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峰会，而峰会的主要目标则是遏制伊朗。

        沙特等海湾国家实行的低油价政策则是其经济上遏制伊朗的体现。进入2014年以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下滑，对于产油国来说，其合乎逻辑的选择便是限产保价。然而，沙特等海湾国家非但没有调整政策，而是一度继续增加原油产量，此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便在于利用油价继续打压伊朗的经济。伊朗经济因为伊核问题遭到美欧国家的严厉制裁，沙特有理由认为，石油市场的长期争夺以及由此造成的低油价能够拖垮伊朗的经济。[9]

        二、遏伊联盟的历史逻辑

        在沙特的视野中，整个逊尼派伊斯兰世界都应是遏伊联盟的组成部分，但遏伊联盟主要还是反映了沙特、部分海湾国家以及埃及的战略意图。遏伊联盟的形成虽以一连串貌似偶然的事件为标志，但其背后仍然存在一定的必然性，沙伊两国之间地缘战略博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以及联盟主导国沙特国内政治变化等是遏伊联盟形成的重要原因。

        （一）遏伊联盟合乎沙伊地缘战略博弈的历史逻辑。无论是人口和领土规模、资源禀赋，还是文化影响力方面，沙特和伊朗都是中东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也在全球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尽管两个地区大国相互之间未必一定是对抗的关系，但事实上，沙特和伊朗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而是相互视为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

        海湾合作委员会被学术界广泛认可为中东次地区主义发展的典范，但沙特等海湾国家于1981年组建海合会的最初目的则是抵御伊朗输出革命的政治冲击。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以后，伊朗伊斯兰政权将对外输出革命作为其周边政策的主要任务。为此，伊朗成立专门负责输出革命的伞状组织架构，在政治上号召周边伊斯兰国家、主要是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的民众推翻其政权，实施伊斯兰革命，建立类似于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10]伊朗的行为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强烈不满和不安，为应对伊朗输出革命，阿拉伯国家作出了强烈反应，其中之一便是沙特等国组建海合会抵御伊朗的渗透，阻止其影响不断扩大。

        进入新世纪以后，如何应对伊朗的崛起再次成为沙特等海湾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命题。客观而言，伊朗的崛起首先是一种被动崛起，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为伊朗清除了东西两侧的劲敌，“阿拉伯之春”又削弱了伊朗的阿拉伯邻国，伊朗的战略优势才得以显现；伊朗的崛起其次也是因为其主动经营，伊朗不仅利用什叶派宗教认同竭力打造什叶派势力范围，而且为沙特、也门和巴林境内的什叶派反政府力量提供政治和道义支持。[11]沙特将伊朗客观和主观上的战略扩张视为对其地区战略地位、地区和国内稳定的主要威胁，阻止伊朗继续扩大势力范围再度成为沙特外交战略的优先任务。

        诚然，遏伊联盟和海合会存在诸多区别，海合会当时还只是以防御伊朗输出革命为己任，而遏伊联盟则以遏制伊朗扩大势力范围为任务，更具有地缘政治的内涵；海合会作为集体安全机制，只包括6个成员国，而遏伊联盟则试图将整个逊尼派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纳入其中。然而，两者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又是显而易见的，两者不仅都是以沙特为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以海湾国家为主要参与者，而且两者都以伊朗的威胁为主要对象和目标，反映的都是沙特等海湾国家应对伊朗崛起的战略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遏伊联盟符合沙特和伊朗地缘政治博弈的历史逻辑。

        （二）遏伊联盟也符合美国战略收缩的历史逻辑。伊朗的崛起不仅被沙特等地区内国家视为威胁，也被一些域外大国如美国等视为地区秩序的潜在挑战，遏制伊朗故而也被域外大国视为其中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域外大国愿意发挥主导作用并承担起遏制伊朗的任务之时，沙特等域内国家则坐享其成。另一方面，这也预示着，一旦域外大国不愿在中东地区投入战略资源的时候，那么，域内大国将不得不通过自助的方式构建以自己为主导的战略联盟。

        1991年美国领导多国部队击退了伊拉克萨达姆的军队，不仅为恢复中东地区秩序作出了贡献，也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构筑单极秩序奠定了基础。美国借此机会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等国相继建立了军事基地，成为主导中东地区事务的唯一域外大国。在此基础上，克林顿政府将“东遏两伊”和“西促和谈”并列作为其中东政策两大支柱之一。美国将萨达姆的伊拉克视为地区秩序的主要挑战，也将暂时因为两伊战争消耗而处于低调收缩状态的伊朗作为潜在的遏制对象。199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克林顿政府批准了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法案。美国遏制伊朗的政策固然是为了服务于后冷战时期美国单极秩序的需要，但也是保护沙特等盟国的安全。

        “阿拉伯之春”之后，伊朗的崛起引起了沙特等海湾国家的不安。为此，沙特也试图强化沙美同盟，借助美国的力量遏制伊朗的扩张势头，但在美国的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选择了从中东地区收缩的战略选项，包括先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以及慎于武力干预叙利亚危机等。[12]具体在伊朗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选择了通过谈判与伊朗达成了伊核协议，事实上已经放弃了遏制伊朗的政策，引起了沙特等国的极度不安。

        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沙特显然试图争取美国在遏制伊朗方面投入更多战略资源。2017年5月沙特召集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峰会，目标直指伊朗。尽管特朗普也认同遏制伊朗的目标，但只不过将其中东之行解读为“给美国带来3500亿美元的贸易和数十万个就业岗位”的商贸之旅，[13]并不表明美国将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特朗普一直强调美国优先，意味着美国将减少对美国之外地区的战略承诺。特朗普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包括参加与伊斯兰世界的峰会以及对伊朗实施制裁，固然部分出于其本意，但并非积极主动介入，而是一种被动卷入，或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更何况美国学术界一直存在强烈主张重新思考美沙特殊关系的声音，认为美国应该放弃为沙特无条件提供保护的政策。[14]

        正如基辛格指出，沙特面对伊朗的威胁一度“在公开场合几乎总是避免出头”，但在“认为美国将从这个地区抽身退出的时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时不再含糊其辞，转而采取更直截了当的做法，明确表达它对什叶派伊朗的恐惧和敌视”。[15]因此，通过自助的方式组建遏伊联盟成为沙特等海湾国家合乎逻辑的选择。

        （三）遏伊联盟也符合2015年以后沙特国内政治变化的逻辑。2011年沙特等国出兵帮助巴林维稳虽有遏制伊朗的意图，但侧重于维护海湾地区的君主制政权的稳定。而以2015年3月26日干预也门危机为标志，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则开始了其积极遏制伊朗的政策，不仅干预直接以遏制伊朗在也门扩大影响为目标，而且规模也超过了其在巴林的维稳行动。

        这一战略调整的最重要条件则是联盟领导国沙特的国内政治变化。2015年1月，奉行低调和温和政策的沙特阿卜杜拉国王驾崩，为主张积极遏制伊朗政策的萨勒曼国王掌握权力创造了条件。继承王位之后，萨勒曼国王任命其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出任副王储，兼任国防部长，任命沙特前驻美大使祖拜尔为外交部长。相对于前政权，新的决策集体主张更为激进的改变现状的政策，这和萨勒曼国王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1963年至2011年担任利雅得省省长期间，萨勒曼与沙特国内各种伊斯兰势力交往密切，受其影响很深。[16]而这些伊斯兰势力主张强硬对抗伊朗利用“阿拉伯之春”扩大影响，它们认为“伊朗在蚕食阿拉伯人的土地，应该受到惩罚”。[17]在沙特等国强势干预也门危机之后，一些伊斯兰势力的代表人物还撰写诗歌赞颂萨勒曼国王的勇敢精神。[18]

        简而言之，萨勒曼国王对伊政策调整，是其国内宗教势力激进反伊朗的立场与对伊朗扩张势力范围的担忧在政策上的体现。关于萨勒曼即位之后沙特对外政策转变，美国华盛顿研究所阿拉伯政治项目主任大卫·申科（David Schenker）指出，萨勒曼国王登基传递的信号是，“沙特将对伊朗颠覆地区秩序的政策实施更为激进（robust）的反制措施”。[19]国内学者也指出，“萨勒曼即位未几便发动了对也门的战事，反映了新领导层的果断和强硬……为遏制伊朗，沙特还会采取强硬和激进的政策”。[20]特别是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这个‘85后’领导人、世界最年轻的国防部长展现出非凡的魄力和果敢，在短短两年间便颠覆了沙特延续数十年的温吞的内政外交政策”。[21]

        三、遏伊联盟的脆弱性

        尽管沙特不遗余力打造遏伊联盟，但并不能改变这一联盟本身的脆弱性。一是因为沙特等国对伊朗的威胁认知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二是因为联盟主导国的资源有限；三是因为联盟主导国维系联盟的政策反而削弱了联盟的基础。

        （一）维系遏伊联盟存在的威胁认知基础比较脆弱。结构现实主义的联盟理论认为，安全是国家行为的基本动力，国家结成联盟是为了应对共同的威胁。建构主义的联盟理论认为，联盟的形成在于建构，威胁的存在可能是客观的，但取决于联盟主导国家能否成功建构对同一种威胁的认知。[22]换言之，联盟形成和维持的基础在于成员国对同一种威胁保持共同的认知，只有共同的威胁才能为联盟的形成和维持提供基础性动力，尽管这种威胁可能是建构出来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如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将宗教和经济视为对外行为的重要动力，但也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它们基本上已经接受了民族国家体系，故而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其对外行为的主要任务，它们参与联盟的深度也取决于它们对共同威胁的认知。

        沙特一直强调其作为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宗教圣地的守护者的身份，并坚信该身份理所应当地赋予了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位，故而试图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建构一种基于教派矛盾的对伊朗威胁的共同认知，但伊朗作为一种威胁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或者说，沙特建构伊朗威胁的努力并不成功。2015年12月沙特以反恐名义组建的遏伊联盟涵盖34个成员国，2017年沙特召集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峰会。沙特所构建的遏伊联盟似乎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海合会国家，二是阿拉伯国家，三是伊斯兰世界，但这三个层次的国家对于遏制伊朗的态度显然都并不一样。

        海合会国家因为紧邻伊朗故而有着较强的逊尼派教派身份认同，也因为地理距离的邻近故而也部分认同伊朗作为地区大国威胁的存在，但即使海合会国家内部对于伊朗威胁也抱持不同的看法。沙特、阿联酋和巴林更加认同伊朗威胁的存在，但三者对伊朗威胁的认知也不尽相同。沙特更多的是将伊朗视为其地区和伊斯兰世界领导地位的挑战；阿联酋将伊朗视为威胁，很大程度上因为阿布·穆萨和大、小通布岛屿的领土争端；巴林则将伊朗视为其国内什叶派反政府力量的背后支持者。而远在非洲的埃及虽然与沙特的立场比较接近，但埃及塞西领导的政权对伊朗威胁的认知主要来源于伊朗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

        而除了上述国家之外，其他国家则未必将伊朗视为威胁。阿曼、科威特以及卡塔尔均与伊朗保持友好关系，近年来来，它们与伊朗之间的互访非常频繁。而远离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以及距离更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对于教派矛盾和教派政治并没有多少热情，一些国家的穆斯林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属于逊尼派还是什叶派。这些国家成为沙特所组建联盟的成员，也参与了部分遏制伊朗的活动，但其联盟活动更多地来自于被动的选择，而不是主动参与。毕竟，沙特是伊斯兰世界两大圣地的守护者，而且掌握着每年麦加朝觐配额和管理工作的决定权。尽管它们会在表面上支持沙特，但不可能深度参与遏制伊朗的行动。

        经济援助则是沙特维持其遏伊联盟的另一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小国和经济欠发达国家，经济援助是争取其政治和外交上对遏伊联盟给予支持的比较有效手段。2016年1月，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等国追随沙特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原因则是它们得到了沙特的援助承诺。“拿了沙特的钱，那就得干事”。[23]但援助只能造就一种表面上的尊重，而不可能促使主权国家深度参与遏制另一个国家的集体行动。事实上，吉布提和索马里等国除了能够提供政治支持以外也没有能力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

        （二）联盟存在的物质基础比较薄弱。联盟存在的基本前提在于成员国、特别是联盟的主导国家能够担当起提供人员、武器装备以及其他物质资源的任务，而在现实的世界中，很难有国家能够真正长期持续提供上述资源。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频频提出要求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国家提高军事预算，分担负担，虽只代表其一届政府的看法，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联盟的现实困境。具体在遏伊联盟问题上，尽管埃及的塞西政府、也门的哈迪政府、阿联酋和巴林等均可谓与沙特一样高度认同伊朗威胁的存在，但沙特以及经济状况尚且不错的阿联酋能否长期提供军事资源维持联盟，则仍是一个未知数。在石油出口市场萎缩以及价格不振的情况下，沙特自身尚且面临财政压力，能否长期维持联盟开支则是不言而喻的挑战。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最新公布的数据，2005-2015年时间段内，沙特年均石油出口量不升反降，增长量为-0.7%。[24]更何况，沙特还试图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吸引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留在联盟之内。而随着沙特自身财政状况恶化以及对外经济援助的减少，原本便对遏制伊朗兴趣不大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可能会选择公开脱离联盟。

        （三）联盟的主导国家所实施的激进政策削弱了凝聚力。沙特是遏伊联盟的主要组织者和主导者，但沙特所采取的一些维持联盟的措施非但不能维持联盟，反而削弱了联盟的凝聚力。2016年1月，因为沙特处决尼米尔，伊朗爆发冲击沙特驻伊使馆的暴力事件，沙特不仅本国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而且要求盟国采取同样的行为。2017年6月5日，沙特和埃及、阿联酋、巴林等国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之后，还号召“兄弟”国家采取类似行动。7月20日，科威特宣布要求伊朗外交官员限期离境的行为也被视为是迫于沙特的压力。

        尽管沙特的一些诉求并非不合理，但这种迫使盟国因其自身利益而进行效仿的政策也引起了盟国的不满，反而可能会削弱联盟的纽带。就断交事件而言，如果沙特没有采取过于激进的政策，那么卡塔尔调整政策的空间可能还存在。但是沙特等国提出卡塔尔必须在限期之内满足13点要求，事实上则是堵塞了卡塔尔任何调整政策的空间。卡塔尔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驱逐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也不可能立即关闭半岛电视台。沙特上述政策事实上将使卡塔尔实施疏远自己的政策。

        虽然面临来自沙特的压力，但阿曼和科威特两国并没有改变它们与卡塔尔的关系，科威特埃米尔甚至不遗余力在沙卡之间穿梭斡旋；约旦也没有与卡塔尔断交，只是宣布降级其与卡塔尔的关系。科威特虽然迫于压力选择牺牲与伊朗关系的道路，但其与沙特的关系也必然有所疏远。

        四、遏伊联盟对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影响

        由于上述诸多原因，遏伊联盟将表现出脆弱性和松散特点，但遏伊联盟的存在也有一定的必然性，特别是沙特、阿联酋、巴林、埃及以及也门的哈迪政府对伊朗威胁抱持高度的认同，因此，遏伊联盟仍将作为历史现象而长期存在。遏伊联盟作为一种平衡伊朗阵营的力量从长期来看未必不利于地区稳定，因为它有可能造就一种稳定的力量格局。然而在现实中，遏伊联盟对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的影响将会是消极的，换言之，遏伊联盟将进一步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恶化。

        （一）遏伊联盟将作为对抗的一方加剧热点问题解决的困难。沙特和伊朗的对抗由来已久，并且一直是中东地区动荡的原因之一，而遏伊联盟的形成则标志着两者的对抗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果说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朗成为横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所谓什叶派地缘政治板块的力量中心，那么遏伊联盟的形成、升级和扩大将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沙特作为另一个力量中心的产生，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中东地区两极格局的形成。

        遏伊联盟以地缘政治博弈为题中之意，是故也必然以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一方而成为地区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中东地区诸多热点问题的生成和诸多矛盾的激化，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两大阵营之间的激烈竞争。伊拉克教派和解进程之所以并不顺利，原因便在于沙特及其领导的遏伊联盟出于阻止伊朗势力扩张的目的，加强对伊拉克逊尼派力量的影响，增加了伊拉克国内教派和解进程的复杂性。沙特等国的支持也是叙利亚反政府力量至今仍然不肯妥协的重要原因，增加了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的困难。遏伊联盟军事干预则是也门危机持续升温的重要原因，也将会增加未来也门危机政治解决的困难。

        需要强调的是，中东地区两极并非是平衡的两极，而是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尤其将对地区安全形势造成破坏性影响。伊朗及其领导的阵营将长期处于强势地位，而沙特及其领导的阵营则处于弱势地位。伊朗的领导地位得到了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政府、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承认，伊朗能够在情报分享和资源调配方面切实发挥作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能够长期提供军事和物质支持。而遏伊联盟如前文指出仍然只是一种脆弱的、松散的存在。这种不平衡的两极格局将尤其对地区安全形势造成破坏性影响，因为处于弱势的一方更有可能采取激进和强硬的政策，加剧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的动荡。沙特激进干预也门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其这种不平衡两极格局的反映。

        （二）遏伊联盟将会强化教派矛盾。当代沙特和伊朗都已经建立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都以国家利益、而不是教派分歧为国家行为的基本取向。正如美俄等大国凭借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扩大势力范围一样，沙特和伊朗等中东大国则试图利用宗教身份认同这一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因素，构筑自己的势力范围。伊拉克战争之后中东地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形成固然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副产品，但也是伊朗积极主动建构的结果。[25]沙特强调其作为“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核心，代表了伊斯兰教的心脏”的身份地位，[26]实则是为了在逊尼派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培养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同，显然试图建构和强化宗教身份认同，并以此作为遏伊联盟的重要基础。

        这种利用宗教身份认同的政策将会强化教派之间的差异，并使原本低烈度的教派冲突转变为高烈度的教派对抗，因为“源于政治问题的冲突可以通过谈判予以解决，基于身份认同的冲突在本质上则是零和的”。[27]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力量之间的矛盾固然首先在于伊朗和沙特的地缘政治博弈，其中伊朗支持前者，沙特支持后者，但教派对抗的色彩已经越来越鲜明。虽然伊朗并没有将阿萨德的阿拉维派视为什叶派的分支，但沙特将反政府力量视为逊尼派反抗什叶派政权的斗士，这种建构出来的教派矛盾是叙利亚危机恶化的重要原因。也门危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教派矛盾发展的结果，[28]教派矛盾色彩愈益强烈的也门危机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政治解决前景。

        （三）遏伊联盟可能影响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政治稳定。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间，沙特通过大量投放社会福利平息了不满，渡过了危机，但能否通过类似的办法实现长治久安则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目前沙特国内存在诸多潜难以满足的要求和危机：[29]一是大量青年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对增加就业机会的要求；二是中产阶层和知识精英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三是石油价格下降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大幅下降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四是王室内部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过于专权的不满。

        诚然，沙特的决策精英试图通过对伊朗实施强硬政策，巩固国内稳定，但遏伊联盟未必能够对内发挥稳定政局的作用。不仅遏伊联盟自身的活动，而且联盟的维持，都需要主导国家投入大量的财政资源，而沙特投入战略资源维持遏伊联盟必将进一步恶化沙特的财政状况，并进而引发或激化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同时，遏伊联盟在对外行动上发生严重失误，比如，未能在也门战场上实现预期目标，也必将对沙特现王室政权的合法性造成严重打击，这也可能引发沙特的政治危机。沙特与其他海湾逊尼派国家同为君主制国家，且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均为海湾国家之首，沙特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波及到其他海湾国家。

文献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