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是中国外交中的重要环节，中美关系更是中国大国外交中的重中之重，不论是对中美两国，还是就世界影响，两国关系在新世纪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梳理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稳定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继承与变化：对美外交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至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对美外交中提出一系列方针、原则和策略，这些对美外交思想成为新世纪中国对美外交工作的宝贵经验。概括而言，一是外交方针上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积极抓住机遇巩固和扩大两国合作，妥善处理两国分歧和矛盾；二是外交原则上以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判断准则。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指出：“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①] 三是外交策略上既联合又斗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1993年7月12日江泽民在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指出：“在今后一段时期里，美国仍然是我们外交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互有需要，进行合作的一面。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②] 江泽民强调，“如何同美国交道，是我们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简单的说，既要斗争，也要妥协，既要有斗争的勇气，也要有斗争的艺术，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把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作为首要目标。”[③] 在这些外交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尽管经历了“银河号”事件、台海危机和1999年“炸馆事件”，中美关系在90年代保持了大体稳定，这些方针、政策和策略作为新世纪里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加以继承。

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调整仍未结束，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三股潮流继续向前发展，在国际体系的调整中，大国之间的权势转移对国际政治的格局依旧起到至关重要得作用。在这一大背景下，中美两国之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相比而言，新世纪以来美国在经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其霸主地位已经不如冷战刚结束时那么稳固。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一方面增强中国对美工作的主动性，但同时美国对霸权的忧虑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上升。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干扰着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这一变化的出现使得中国对美外交思想需要做出调整，即回答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看待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其二，两国共同利益的扩大。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在经贸关系上两国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2001年两国贸易额为805亿美元，2011年两国贸易额已超过4000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4倍。同时，两国在战略安全、地区和全球议题、非传统安全上存在共同利益，如反对恐怖主义，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等。因此，在利益观上新世纪对美外交思想需要做出调整；其三，两国分歧和矛盾的增多。分歧和矛盾存在于中美关系中双边、地区和全球三大层次上：在双边层面上，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及两国经贸摩擦，贸易摩擦还涉及人民币汇率、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诸多问题；在地区层面上，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中美双方立场和原则分歧较大，南海问题上美国宣称南海涉及美国国家利益，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矛盾上升；在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等全球层面议题，中美两国就彼此承担的国际责任有不同的认识。三大层次分歧的存在促使中国对美外交思想中在处理两国分歧的思维和理念上需要创新。

综上分析，无论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两国共同利益扩大，还是两国分歧和矛盾的增多，皆表明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为此，中国对美外交思想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二、对美外交思想的目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中国外交在外交理念上一直在探索中。新世纪初“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中国与多数大国关系的定位。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与主要大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对话、交流、合作不断加强。[④] 2011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积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互利共赢的大国关系框架。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探索建立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⑤] 胡锦涛指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⑥] 可见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目标。

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构建既是新世纪以来世界潮流趋势下的选择，也是对20世纪传统大国关系经验的总结和创新：其一，不同于20世纪初英国与德国的关系，这一时期的英国与德国是老牌霸主国和新兴挑战者的关系，德国急于取代英国从而称霸欧洲，通过军事联盟企图改变国际体系，结果一战爆发，德国战败；其二，不同于20世纪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作为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社会制度差异巨大的两个国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搞军备竞赛，结果苏联解体；其三，不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开始两国因为意识形态相同而关系密切，但随着两国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冲突导致两国最终走向关系破裂，一度爆发边境武装冲突。上世纪这三组大国关系都是不稳定的，以传统的国家利益对抗思维导致大国关系的悲剧。新世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三股趋势继续深入发展，在这种国际趋势的大背景下，新型中美大国关系首先是一种抛弃传统大国冲突对抗逻辑，两国利益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国关系；其次是一种超越和包容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差异的关系；再次是一种在现有国际体系下，既能共创和共享制度，又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的关系；最后，新型中美大国关系是一种互利共赢、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密切相关。中国将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实现崛起。面对各种疑问，中国给出明确答复：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具有自发性。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分别于2005年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和2011年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详细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6年胡锦涛访问美国期间，在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发表演讲，全面详细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⑦] 事实上和平发展作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在中国对美外交中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崛起，不是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不称霸，在应对霸权国和新兴大国两者关系上，中国抛弃传统思维，选择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建设目标；二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事实上向世界表明中国是当下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破坏者。中国政府强调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和基本行为体，单极倾向和多极趋势是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特点，通过世界多样性和文明对话构建国际体系的主流价值观，推动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⑧] 在这种国际体系观认识下，中国首先承认美国是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认为美国是国际事务的主导者。作为崛起的中国，目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依旧是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参与者，而不具备主导国际体系建设的能力，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⑨]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正面回答了美国各种版本“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发展对中美关系而言是机遇不是挑战。打破传统大国崛起导致战争的思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好了国内环境的准备。

 三、对美外交思想的主张

 （一）把握中美合作大局

把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曾经是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使得两国关系在正常轨道上不断前进，否则必然是南辕北辙。合作伙伴的定位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是中国发展中美关系坚持的方向。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首先不可能是同盟关系，一者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确定了不结盟的外交方针，二者中美两国固有的社会制度差异、不同的文化价值也决定了两国不可能结成同盟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也不能是对抗性关系，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⑩] 中国不会选择与美国对抗，两国对抗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只有合作伙伴是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分歧竞争的关系，它以合作为主导，同时又保持双方外交上的独立自主性。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中始终坚持这一正确方向，其一，中方一再强调两国必须抛弃冷战思维，抛弃简单的“非敌即友”判断标准，而是要以多维的角度和更加务实的手段来看待和把握复杂的两国关系；其二，坚持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发展方向还意味着要始终以合作作为中美关系的主线，尽管两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突发事件，但在方向上中国一贯保持坚定，毫不动摇。

为把握中美合作大局，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定位出现了三次变化，三次定位始终把握中美合作主流。新世纪初，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发展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2006年胡锦涛访问美国期间指出，中美两国不仅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指出在新世纪和新形势下，中美两国应该加强对话，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11] 2009年在伦敦二十国（G20）峰会上，胡锦涛与奥巴马总统首次会晤，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将发展两国全面积极合作的关系。在2011年胡锦涛访美期间，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声明》明确指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12] 两国关系定位的不断提升顺应了两国关系发展的需要，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定位打破了霸权守成大国和新型崛起大国安全困境的逻辑，另一方面也强调中国在中美关系中更加强调两国关系的平等发展和相互尊重。2012年5月3日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指出，中美两国需要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和厚植友谊，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13]

（二）加强两国战略互信

战略互信是指两个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均相信对方不以损害自己的核心利益为主要目标，两国之间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14]新世纪以来，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两国具备了战略互信的基础，但是两国战略互信仍处于较低水平。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15] 新世纪以来两国互信建设一直作为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任务。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2月15日于华盛顿发表的重要政策演说中指出，战略互信在中美两国关系中一直占据首要地位。中美两国利益攸关，战略互信是互利合作的基础，两国信任程度越深，合作空间越大。双方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16] 新世纪以来中美两国为加强战略互信，增进了解，主要通过完善两国机制建设。概括而言：一是两国元首定期会晤交流机制，新世纪以来中国元首会晤次数是前所未有的。胡锦涛主席分别于2006年和2011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奥巴马总统在执政第一年内访问中国，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同时，两国元首借助一系列国际和地区会议进行会晤商谈，如二十国（G20）峰会、核安全峰会、八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等。通过这些会议，两国元首就双方关系的议题进行及时交流，了解对方立场和政策，深化相互理解；二是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中美战略对话于2005年8月1日首次在北京举行，作为两国首创的战略对话机制，中美战略对话是双方增进合作了解、促进合作，深化两国战略共识的重要渠道。截至2008年，中美战略对话共举办六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6年开启，一年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应对和处理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需要，是中美建交以来两国规格最高、影响最大的经贸交流机制。2009年胡锦涛与奥巴马总统在伦敦峰会上会晤达成共识，将两大对话机制合并成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2009年7月27-28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一致认为：这一机制有助于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减少分歧、促进合作。截至2012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举办四轮。通过这一机制，双方讨论了几乎所有涉及两国关系的议题。这对两国增进理解，保持两国关系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三）相互尊重、恪守诺言

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才是大国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实力差距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趋于缩小，不可否认的是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仍然存在，并且这些差异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贯穿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就整体实力而言，未来中美关系将依旧保持“美强我弱”的态势。在这一背景下，中方强调中美两国相互尊重，相互尊重在中美关系的语境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两国之间差异的尊重。不以实力大小来定义两国关系向来是中国的外交主张，中美之间存在多方面的差异，面对这些差异只有相互尊重才能更好发展两国关系，否则一味以此作为非难对方的借口，只能引发两国关系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二是两国间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尊重。新世纪以来，中美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议，特别是分别于2009年和2011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这些协议和声明进一步明确两国关系的权利和义务，相互尊重才能使这些协议内容得到更好地落实。

（四）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17] 中美关系不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关系。[18] 胡锦涛2006年访美期间强调中美两国的发展不是对抗性的，而应该通过互利合作共赢发展两国关系。中美合作的基础一方面源于两国前所未有的巨大共同利益：就世界而言，两国都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期望一个有利的和平发展环境；就地区而言，作为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中美都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就两国而言，双边合作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这也是两国合作的最大动力源；另一方面是两国承担共同的责任，当今世界上很多全球性问题仅依靠一国的力量是不能得到解决的。如全球气候变暖、恐怖主义泛滥、全球体系的转变等等，在这些议题上，中美只有携手，本着共赢的精神，通过合作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以合作和共赢精神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主流还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需要大局意识、战略意识和长远意识。胡锦涛强调中美关系的发展不能受一时一事的影响，不受偶然事件的羁绊。[19] 可以说以合作和共赢精神来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主流是顺应了时代潮流，准确把握了两国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

（五）尊重国家核心利益

胡锦涛在与美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多次强调两国要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2009年7月国务委员戴秉国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指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20] 2009年11月17日《中美联合声明》指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21] 2010年戴秉国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发言指出：“双方重申，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22] 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指出，国家核心利益是指：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23] 明确界定国家核心利益事实上是设定了中国对美关系中的底线，也是向美方表明在国家核心利益上中国的坚定立场，突破这一底线的行为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巨大破坏作用。核心利益的提出类似于中方为保证两国关系稳定而设置的一条警戒线，两国在处理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敏感问题上必须慎重。

（六）管控两国分歧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多领域分布、联动性增强和程度加深的特点。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面对亚太地区在全球战略格局中地位的上升、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崛起势头的加强，美国加快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为巩固和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领导地位，防止所谓中国挑战其在亚太的优势地位，美国在继续发展对华合作的同时，也加大对华战略防范与遏制的力度，从而导致中美矛盾和分歧近年来横向扩展和纵向深化。从近年来中美关系起伏变化中可以看出，中美分歧的扩展和深化已经对中美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乃至全球战略环境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中国对美外交思想中对处理两国分歧需要创新思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11年11月27日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表示，在新的时期，中美应妥善处理、有效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2012年2月14日，习近平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再度表示，中方期待同美方增进信任、巩固共识、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管控分歧”就是要对国家间矛盾和分歧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防止其扩大化、复杂化，进而冲击国家间关系的稳定，争取实现国家间良性互动。就中美关系而言，“管控分歧”就是防止分歧失控，确保两国关系大局稳定。其基本思路是在正视并承认中美分歧客观存在的前提下，通过两国共同努力，对一时难以避免、难以解决的中美分歧进行有效管理，将分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空间和程度上，尽可能防止中美新分歧和新矛盾的出现、避免矛盾和分歧相互联动，让中美关系在动态中保持稳定。

 四、对美外交思想的特点

 （一）全局性

作为中国大国外交中重要的一环，中国一直把中美关系放在中国整体外交环境下，放在中国国家发展外部环境上加以对待。因此在对美外交思想中特别注重全局思维：一是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对美工作追求的目标，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是稳定的，表现在两国没有出现剧烈的突发事件，并且两国的关系定位得到提升，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在看待中美关系上需要长远眼光和战略思维。二是中国对美外交思想、方针及政策是全面的，着眼两国大局发展的需要。与两国建交之初不同，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仅仅是出于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需要，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涉及范围是广泛的，不仅在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层面，同时也包括在地区和国际层面；不仅仅在政府层面，在两国市民和两个社会之间的交流发展也不落后。三是中国对美外交思想还着眼于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外交思想不是为了一时的需要而提出，而是着眼于两国关系的未来，着眼于世界发展的趋势。中方提出中美两国要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24] 即是针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积极探索。

（二）坚定性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是在继承中发展的，对原则性的强调比以前更加坚定。在与美方交往中，中国只有坚定立场和原则，才能在与美方打交道过程中更好维护国家利益。一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不动摇，中美关系一直是并仍然是以利益来驱动,而不是以价值观为基础，也不依赖两国领导人的关系。[25] 扩大共同利益，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是中国对美工作的利益观。二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宗旨没有改变，中国对美外交服务于国内建设大局没有改变。三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方针和政策依旧坚持两手对两手的策略，美国对华策略坚持遏制与接触并行，两者关系此起彼伏，但是两种手段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就中方而言，对此采取两手对两手的策略是正确的选择。

（三）务实性

纵观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演变会发现，中国制定的一系列对美外交方针政策和提出的主张是着眼于国际形势的发展潮流，着眼于中美两国的外交现实，着眼于中美两国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是新世纪以来对美外交方针主要针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迫切任务。2006年胡锦涛访美提出“加强对话，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十六字方针，[26] 2011年胡锦涛访美进一步指出中美关系要“增进互信、加强友谊、深化合作”，[27] 这些方针指出了当下中美关系的迫切任务；二是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调整是一种渐变，而非剧烈的调整。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出现的变化不是剧烈的、颠覆性的，因此中国对美外交思想依然是在和平与发展这一现实主题下制定的。三是在对美外交上，在始终把握中美关系合作主流的同时，针对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中国采取积极面对、不回避、不拖延的态度，主动提出妥善处理。如中方积极与美方开展人权对话等。

（四）灵活性

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中方在处理中美分歧做法上。作为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存在分歧和矛盾是正常的。本身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就存在巨大差距。在新世纪，两国间的分歧和矛盾新旧问题并存：一是中美之间自建交以来就存在的问题在新世纪继续存在（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二是随着两国交往深入，新问题不断出现。概括而言，两国分歧与矛盾主要分布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在双边层面上主要有经贸上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知识产权问题、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人民币汇率升值；政治上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人权问题等；军事上军控和防扩散问题、美国对台军售及两军海上摩擦等。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主要有朝鲜核问题、缅甸问题、伊朗核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和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等。对两国之间的分歧，中国主张“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通过两国的协商谈判，采用平等和平的方式消除两国分歧，尽量降低分歧带来的消极影响，防止其对中美关系大局造成冲击。

结 语

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对美外交工作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框架，即坚持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相互尊重彼此国情和发展阶段，以合作共赢精神不断扩大两国共同利益，明确界定国家核心利益和彼此尊重重大关切。在这些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始终从全局高度、战略高度和以长远眼光来发展两国关系，始终牢牢把握住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主流，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国际风险，妥善处理和管控中美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分歧和矛盾，中美关系在新世纪保持了稳定、前进的发展趋势。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仅给双方带来了巨大利益，同时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必须看到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美结构性矛盾在突出，中美战略互疑有上升趋势，两国间各种风险依旧存在、突发事件爆发的可能性仍未消失，国际形势变化更加复杂。这些因素的存在意味着未来中国在对美外交中，对美外交思想必须与时俱进，从而构建更加成熟的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