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8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上海联合举办了“2030：转型中的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来自大西洋理事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斯坦福大学、丹佛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中美智库、高校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就2030年全球大趋势、权力扩散及其对全球领导力的挑战、转型中的全球治理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副院长、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和“战略远见计划”主任班宁·加勒特（Banning Garrett）分别为研讨会致开幕词和进行总结。现将本次会议综述如下：
 一、2030年全球趋势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连续出版了四份关于全球趋势的系列公开报告。这些报告从长期角度分析未来的发展趋势，每4年进行一次全球趋势评估，探讨未来15年内影响世界发展的主要全球性趋势。该报告的撰写团队强调，报告的目标是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一种了解世界发展将会如何展开的视角，辨析出可能会影响政策行为的机遇与潜在消极态势，并由此激发国内外教育和政策研究机构更加广泛的讨论。这些研究报告是公开的，重视讨论趋势、问题和政策制定者担心的事务，但是没有具体的政策建议，旨在澄清战略研究，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服务。
在本次会议上，美方代表团就其尚未发表的《全球趋势2030》报告草案征求了上海学者意见，希望能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全球调研中就报告的主要预测达成国际共识。据美方介绍，在系列趋势报告研究中，一些具有未来研究力量的机构包括大西洋理事会、丹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等建立起了机制性合作关系，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趋势研究团队，参与本次会议的美方代表即来自上述机构。该报告草案的特色在于它不是聚焦传统问题，而是关注能够影响未来趋势的非传统因素，从而拓宽国际社会对全球活力的理解。该报告将在11月上旬以多种语言发布，以期对新的美国领导层分析美国的长期利益提供参考。美方已经就此报告前往巴西和中国调研，此后还将赴欧洲、非洲、墨西哥、俄罗斯、新加坡、印度、土耳其和中东海湾国家听取意见，这样做是为倾听不同的意见。
美方关于2030全球趋势报告草案提出了三个相对确定的大趋势、五个关键的可以改变趋势的变量和三种可能的前景。其中，三个相对确定的趋势包括：（1）个体权力的增强。世界上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中产阶级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扩大。随着中产阶级的队伍扩大，价值观念将发生变化，对社会政治变革的需求增多，对消费品的需求上升。但中产阶级的安全感仍存在问题。10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将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从而对低技能劳工产生额外的压力。（2）人口方面。预期寿命提高，死于传染病的几率将下降40%，南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仍然拥有大量的年轻人口，老龄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下降，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新兴国家，城市化可能会增长60%。（3）权力扩散。亚洲在全球权力中将超越北美和欧洲，但将不会存在任何霸权国家。非西方和中等国家的权力将会上升。除了阿富汗、索马里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仍然脆弱之外，许多现在虚弱的国家将拥有比较稳固的基础。技术会再上一个新台阶，权力均势转向多面向的网络结构，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上升。
在上述相对确定的趋势之下，存在五个非常重要的塑造未来的因素。第一，经济中心多元化将导致世界经济的崩溃还是振兴？西方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在快速的老龄化中保持经济增长，对中国和印度来说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第二，面对新兴大国和非政府组织等的崛起，一个等级性的国际架构越来越难以支撑，国际机制和治理结构能否适应这种变化？国内社会政治转型中存在严重的治理赤字。大城市和地区组织改变了政治图景。第三，权力的迅速变化和转移会导致冲突吗？年轻人口比重较高的国家面临因争夺有限自然资源而陷入内战的危险。更加破碎的国际体系、地区冲突的外溢和资源争夺增加了国际冲突的可能性。第四，技术突破能解决由快速城市化、资源瓶颈和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吗？这些技术突破需要政府加以支持，同时国际合作也是必需的。第五，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领导性力量，美国能否在扩大的国际秩序中扮演新的角色，重新改造国际体系？美国将维持同侪之首的地位，但“单极时刻”将会终结。中国2030年前尚不能取代美国担当国际领导。
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可能导致三种前景：破碎、融合和反向推动。其中，融合和反向推动这样两种极端的前景可能性不大，但出现的概率不能排除，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破碎的前景。在融合前景中，报告认为中美将合作推动技术创新高潮的出现，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国家孕育了跨文化交流，劳动力的流动为更加合作的世界作出贡献。在反向推动前景中，美国受经济问题所困，注意力转向国内，中印、印巴矛盾上升，逊尼派和什叶派矛盾激化，军事技术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失败国家因食品价格高涨和水资源冲突而增多。破碎化前景是在多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中缺乏政治意愿解决大规模的全球问题，西方落后于亚洲，南美和非洲保持增长。冲突的风险增加但并非不可避免。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比较活跃。
二、权力扩散及其对全球领导力的挑战
美方一些学者认为，未来的挑战与权力分散和全球领导联系密切。第一个挑战是体系的维系。二战后体系是为了防止20世纪早期的战争再度发生。除了联合国之外，这个体系在冷战期间基本被“自由世界”控制。在中美建交后，该体系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扩展至非盟友国家。所有国家都从这个体系中受益，但这个体系只有遇到危机才会转型，目前该体系仍然围绕美国进行。第二个挑战是体系的转型。目前，国际体系正在从单极转向多极，但21世纪与70年前大不相同，转型的难度大大增加。二战后只有美国仍然屹立不倒，而现在有193个国家，显而易见的是，国际社会需要更多地参与和领导集团来应对体系转型，但参与和责任的标准并不明晰。
美方还指出个人、非国家行为体和地区性组织的权力增强是权力扩散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民族国家层面，过去我们集中在全球层面的权力转移，但是个人、非国家行为体和大城市的状况没有受到关注。城市需要从外部世界获得能源、资源和市场，从而对国家和国际政治造成影响。地区贸易集团对全球贸易体系有反应但却是破碎的。在未来世界领导建构上，最大的挑战是把更多的行为体带入领导而不损及体系的运转。美国不愿分享权力，但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加急切地想实现体系转型。美国将会更多地依赖伙伴而不仅仅是盟友，冷战格局不会重现。经济权力的扩散是清晰的，但是领导权的扩散或者综合国力的转移是缓慢的。绝大多数国家看美国不是看经济权力，而是关注军事和软实力。
中方学者认为，中国在未来的权力具有四个特征：（1）综合性。中国并没有特别强调GDP的重要性，主张用结构性指标来衡量，联系的世界使得强制性权力使用代价很高。（2）议程设置能力是核心。（3）群体性崛起。中国的崛起不是独立现象，而是权力转移过程的一部分，中国倾向于以合作方式投射力量。（4）辩证。中国重视发展过程中的断续，注意到权力增长与影响增长的非同步。中国大而不强的状态，未来十年不大可能改变，中国不会过度使用权力。中国未来十年更为注重经济权力的基础作用、制度性权力、软权力、塑造地区秩序的能力和国内整合与执行能力。中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探讨这种新型关系终结零和游戏、推动新领域的合作和权力分享以及容纳多元发展模式的可能性。“自由”是一个划分世界的标准，但是治理状况也可以作为世界划分的标准。
中方还有学者认为，如果讨论权力转移，需要认真思考大国国内发展的变化，否则将会有缺陷。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利。权力扩散后，需要更进一步界定多极世界的样貌。也有些中方学者对关键的变量比如技术革命能否走出国界存疑，美国垄断高科技的局面不改，新兴大国很难成为真正的大国。
针对中方学者关于新兴大国的集体作用，美方认为新兴大国不能被看做是一个集团，它们具有发展所需的技术基础、经济和政治结构，但它们的利益并没有重合，还缺乏对国际体系的统一看法，只是说西方没有给它们足够的地位。比如美国支持印度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但金砖国家对此无共识。2030年多极化将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形式，不同类型的行为体可以应对不同的问题，一些小国和国际组织也可以解决特定问题。2030年国际秩序要取得根本改变,需要一场重大危机去推动。
三、转型中的全球治理：碎片化还是融合
美方认为思考全球治理，不仅要思考国际机制可以提供什么，还要考虑非政府组织等新社会组织如何进入这个网络空间。这个空间不应该是严密控制和等级制的。扩大的中产阶级将消费更多的资源，包括水资源，这是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大国领导人担心的问题，需要利用现存的技术来更好地管理这些问题。国际体系的关键变量是更加稳定的全球经济，上世纪90年代美国消费者带动了世界消费，今后世界的转变将在未来15年非常诡异，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持续高速发展。美国需要在硬实力、软实力等广阔的范围内思考其角色，美国需要管理美国失去霸权地位后的世界。大国需要通过合作争取融合的前景。
中方学者认为，关于中产阶级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做贡献，最重要的是改变人们观察世界的方法，改变视角可以改变世界。美国的中产阶级需要从向内看转为向外看。如果只聚焦大国，那么就没有根本改变思想，因为世界已经是无极世界。不但新兴大国，而且现存大国的国内政治变化也需要引起关注。中产阶级扩大后的影响仍是不确定的，比如中产阶级在一些国家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和内向。当前的全球权力格局正在变化，最重要的是非传统安全议题充斥权力转移的过程，没有国家可以单独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创建包括私人的、公共的、市民社会、公司治理在内的组合式治理机制。也有一些学者仍然强调大国的作用，主张中美作为可以影响世界发展方向的国家，应该开拓一种合作方式。
中方学者基本认同美方关于权力扩散的分析，呼吁加强对地区组织正在获取权力和施加影响这一趋势的重视，未来很多挑战将在地区框架内解决。欧盟可能会在克服危机后变得更加强大。全球治理的制度安排上经济结构与安全结构存在错位，经济领域结构在改革，但是安全结构改革步伐缓慢。全球治理中也许不适宜谈领导，而用重大政策协调会更好。美国学者认为领导不是主导，领导可以建议，但不是强制。两国学者在界定领导概念上存在差异。设定规则必须集体来做，这需要一种集体领导机制。中美应发展军事和安全合作，以此推动国际安全结构的改革。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