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是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构成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的动因之一。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安全困境”现象很难完全消除。中国在崛起的进程中，其地缘安全环境中的“安全困境”问题尤为突出。美国把中国列为主要的地缘战略对手，认为中国的崛起挑战美国的霸权甚至威胁美国的安全；日本面对中国崛起，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千方百计强化日美同盟，增强军事实力以牵制中国；中俄互有需求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中俄地理上的邻近使发展动力有限，也存在若隐若现的“安全困境”问题；印度作为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的崛起，肯定会分散中国的精力，使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更趋复杂。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构成国际关系紧张、对立乃至冲突的动因之一。“安全困境”描述的现象古已有之，但首次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他于1950年在世界最具权威性的国际政治研究刊物《世界政治》上发表“理想主义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赫兹在文中指出：“在当今两极化和拥有原子武器的世界里遇到的令人揪心的窘境不过是有史以来困扰人类的那种困境的极端表现。这种困境源于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众多的相互联系的群体构成了政治生活的终极单元，却未能组成一个更高一级的统一体。只要这样一个无政府社会存在——已知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某种程度上都是如此——就会产生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以及他们领袖之间所谓的‘安全困境’。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群体或个人必须经常关心他们是否会遭到其他群体或个人的攻击、降服、统治或消灭。为了努力避免这些攻击而实现安全，他们被迫去争取越来越多的权力以抵消其他权力的影响，这反过来又使其他人感到不安全从而被迫做最坏的打算。因此，在这样相互竞争的世界里，绝对的安全感根本不存在，权力竞争无休无止，并形成寻求安全与权力扩张之间的恶性循环。”[①]后来，赫兹又在另一本专著中系统地阐述了“安全困境”的内涵：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民族国家（或地区）间的相互不信任，相互惧怕，致使安全成为首要目标。为获得安全，各国竭力增加军费，力图获得军事上的优势，改善自身的安全状况。但由于军备竞赛是互动的、无休止的，一国的军事优势很快被其他国家同样的扩军努力所打破，因此使得绝对的安全变得不可能，各国陷入了一种无从解脱的困境之中。[②]

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安全困境”现象很难完全消除，中国在崛起的进程中，其地缘安全环境中的“安全困境”问题尤为突出。中国国土辽阔，背陆面海，地处东亚的中心，而且是不断扩展的“大亚太”的地理中心，周边列强环伺，陆海邻国众多，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亚太地缘战略格局的震荡。尽管中国一再宣称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与中国利益攸关的陆海大国——美、日、俄、印不免心存疑惧，中国周边众多的中小国家面对中国崛起心态也极其复杂。美国学者埃弗里·戈尔茨坦指出：“崛起的中国意图的不确定，以及无法仅从军事现代化的模式就推断出其意图，都会刺激那些设想必然将与中国发生严重冲突的国家两面下注。中国在如何解释对其崛起的反应上，面临同样的挑战。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应对它们无法摆脱的安全困境，随着中国实力的继续增长，这的确是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③]本文着重分析中国与上述四国关系中的“安全困境”问题，意在对中国崛起面临的地缘安全环境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一



美国是中国地缘安全环境中的特殊邻国，中国面临的地缘安全问题无一没有美国的因素。“美国因素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时间上的恒久性、空间上的广袤性、力量上的多元性和战略上的多层性的混合体，可以说是一个首要的外部因素。”[④]美国企图长期维持世界霸主地位“为美国密切关注中国实力的增长提供了强烈的动机，因为中国是少数几个可能拥有与美国匹敌所需要素的国家之一；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是最佳的候选对象”。[⑤]美国或明或暗、时紧时松、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崛起，不但有其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担心，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深受“边缘地带论”的影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二战期间在批判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边缘地带论”，他认为，麦金德过高估计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潜力，从西欧、南欧、中东再到南亚和远东的沿海地区，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才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原因是，在这一弧形地带上有着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以及高度发达的海陆交通。而且，边缘地带既可以作为海洋强国进入欧亚大陆的前沿阵地，也可以作为遏制大陆强国向海洋扩张的缓冲地带。因此，他特别重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各大力量的消长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认为美国在地理位置上被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和澳洲包围着，美国的战略宗旨是维护欧亚大陆的均势，绝不允许欧亚大陆出现一个统一的和压倒其他所有国家的权力中心。为此，美国必须积极干预欧亚大陆的事务，控制该大陆的边缘地带。斯皮克曼甚至把麦金德的名言修改成了“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⑥]他强调指出：“欧亚大陆上的均势是我们目前作战的目标之一，建立和维持这种均势将继续是我们在战争胜利后的目标。所以，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仍要继续同那些设法阻止边缘地区结成一体的强国合作。”[⑦]

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对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美国学者威廉·富兰克林在“美国战略政策与欧亚边缘地带”一文中所说：“很明显，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采取的国家战略，在骨子里所代表的也就是斯皮克曼所提倡的‘边缘地带’战略观念……是以围堵（遏制）麦金德所谓心脏地区的向外扩展为主要目标，而其手段则为增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欧亚边缘地带。”[⑧]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用斯皮克曼的理论来概括，就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保持一种美国的军事优势，以此压制苏联向边缘地带突破进而向西方海上力量挑战的企图。这一基本思路一直是冷战前期美国对苏战略的指导原则。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我们理解了为什么美国因“失去”中国而歇斯底里，为什么“失去”中国后还要顽固干涉台湾问题，即使中美建交后美国依然不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干涉。

苏联解体后，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前苏联的地位，与太平洋彼岸的超级大国美国遥遥相对，美国很自然地把中国看成是最主要的地缘战略对手。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的边缘地带，又连接“心脏地带”，堪称亚洲的地理枢纽，战略地位十分显要。因此，无论中美关系如何改善，无论官方如何表述中美关系的性质，美国全球战略目标对中国的指向性是非常明显的。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不断加大牵制、遏制中国的力度，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在西太平洋的驻军，向台湾地区出售先进武器以及在南海问题上搅局，这些举措必然会引起中国的警觉，促使中国进一步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安全威胁。而中国维护自身安全的行动反过来又成为美国加强军事部署、防范和围堵中国的新口实，使中美关系陷入某种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之中。美国习惯于对外扩张，想当然地认为崛起的中国也会步美国的后尘。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评论道，美国“一些分析家以己度人，将这种进攻性意图强加给中国，从而鼓吹美国继续大规模扩军，以抗衡这种所谓的‘中国威胁’。比如一位评论家说，美国需要40艘航空母舰，外加至少1000架新一代隐形轰炸机”。[⑨]其实中国根本无意也无力与美国争霸世界，这些误解与曲解凸显了中美两国在军事领域里增进互信的极端重要性。但美国的“冷战思维”是根深蒂固的，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改变的。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卡普兰2010年在《外交》双月刊上撰文“中国力量的地理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全面分析了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影响，其观点和结论有别于一般性的舆论炒作。他认为：“中美之间战争的几率很小，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只是间接的。中国的挑战主要是地理上的，尽管还有棘手的债务、贸易和全球暖化等问题。”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在世界主要大国中，美国的地缘环境最为优越，但卡普兰认为，“在陆地和海洋，中国在地图上都占据着有利的位置，从中亚到南中国海，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到印度洋，北京的影响正在发散和扩张。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洲际大国，正如拿破仑的名言所说，此类国家的政策与生俱来在于他们的地理之中。”卡普兰的结论是“中国正在改变东半球的均势，并且强烈地影响着美国”。[⑩]

可以预料，随着中美之间综合国力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以及中国国防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问题会更加凸显，中美两个全球性大国在一些领域加强合作的同时，也会在另一些领域展开激烈的争斗，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博弈仍将长期进行下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最不希望骨肉相残的是中国人民自己，但国家统一高于一切，中国大陆不可能承诺放弃武力统一的权利。布热津斯基却声称：“美国如果默认使用军事力量强行统一台湾的尝试，那么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将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如果台湾那时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11]美国为了它的所谓“地缘政治利益”，势将继续干涉台湾问题。其实，布氏还有潜台词不便明说，那就是美国也极不愿意看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因为无论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其地缘政治效应是一样的：台湾这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将为中国所有，香港的信息、台湾的技术和资金加上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多年积蓄的巨大能量，将使中国迅速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世界级强国，将意味着美国西太平洋军事锁链的断裂，进而将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霸权地位的终结，这种前景对美国不啻是梦魇。而且，美国把第一岛链看成是阻止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的“逆向长城”，第一岛链断裂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在中国人看来非常荒唐，但一些美国战略家却非常严肃地用这种思维方式看待台湾与大陆最终统一产生的深远影响。随着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回大陆省亲开启了海峡两岸重新融合的进程，两岸经贸往来日益密切，2005年连战登陆以来两岸政治关系也热络起来，美国有学者认为，台湾正在进入中国大陆的势力范围，“华盛顿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是利用台湾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国，还是遵循自由主义的逻辑通过进一步密切台湾与中国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寻求促进长期的和平”。[12]如何妥善解决相互关系之间的“安全困境”问题，考验着中美两大国政治家的智慧和能力。



二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用田中角荣的话说，是谁也不能搬家的邻邦。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恩恩怨怨，不论其关系如何，各自对对方都极为重要。中日关系与其说是外交问题，不如说是国内问题，每次中日之间的风波都会引起两国国内民众的情绪化反应。现在中日关系面临着历史性转折，两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民众心态和国际地位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于中日两国复杂的历史纠葛和现实的利益冲突，可以预料，21世纪前期在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中，中日关系可能是最差的，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问题也非常突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日关系还正面临着共同发展繁荣、共同构筑东北亚持久和平、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和亚洲一体化进程等三大机遇。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摆在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共同课题。

二战后，日本经济从1956年开始起飞，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始终走在中国的前面，这使日本人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对亚洲大陆国家居高临下的孤傲感。1986年，日本赫赫有名的经济、军事评论家，同时也是日本政府高级智囊之一的长谷川庆太郎出版了一本名噪一时的畅销书《再见，亚洲》，书中扉页上赫然写着这样一段文字：“从前日本属于亚洲的一部分，日本人也是亚洲人的一种，但现在日本已不属于亚洲了，日本人也不是亚洲人了。在亚洲这个巨大的垃圾堆之中，只有一幢高耸入云的现代化摩天大楼，那就是日本。在这幢高楼里，人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垃圾堆里则没有财富，也没有自由。战后40年，日本已与亚洲隔绝了，存在于日本和韩国以外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差距，今后会越来越大”。[13]通过这段文字，人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狂傲和对亚洲人民的鄙视跃然纸上，同时，日本精英阶层缺乏战略眼光，看不到历史大趋势的通病也暴露无遗。

日本有句谚语：盛者必衰。正当80年代末日本人得意洋洋的时候，一场经济危机如飓风般袭来。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形成了三个所谓的“神话”，即土地神话、消费神话和就业神话，也即地价永远是上升的，消费永远是增加的，就业是绝对有保障的。而这三个“神话”交织在一起就产生了巨大的魔力，在这种魔力的驱使下，银行大量贷款，企业大量投资，个人大量消费。也正是这一系列综合性的行为构成了巨大的经济泡沫。泡沫一旦破灭，经济危机随之而来。从1990年开始，日本泡沫经济开始破灭。1990年到1993年股市持续下跌，股市规模从当初GDP的两倍，跌至GDP的50%。地价、股价的暴跌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企业收支状况恶化，生产被压缩或停顿，金融机构不良债券骤增，国民手中资产大量缩水，收入下降，消费需求长期低迷，从而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根据“国家生命周期”理论，[14]日本经济发展早已过巅峰期，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持续下降。反观中国，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持续20年高速发展，而且继续处在“国家生命周期”的上升期，中日两国相对国力的比较已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2010年，中国GDP总量按美元汇率计算达5.88万亿美元,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在2001年就已超越日本，当时中国购买力平价GDP占全球总额的7.58%,而日本为7.48%。根据国际货币组织估计，2010年中国购买力平价GDP占全球总额的13.27%，日本为5.83%。2015年中国经济将占全球总额的16.96%，美国为18.36%，日本为5.15%。[15]

当今的东亚已是今非昔比，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今后几十年中国将把日本远远甩在身后，这恐怕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大趋势。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评论道：“在发展水平上，日本在本地区已不再是一枝独秀，昔日那个被众多落后邻国包围、自身已达到西方发达水平的日本已经不见了踪影。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小，整个东亚地区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改观，而中国这个日本的老对手则在谱写着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经济转型奇迹。简言之，历史终于让中国和日本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16]面对庞大邻国的快速崛起，日本一时难以适应。“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暴露出其本质上的弱点，日本就像一只兔子，在迎面而来的汽车的明亮车灯下显得有些惊慌失措。”[17]在日本人看来，最好中国永远不会崛起，或者中国崛起的势头被一阵“神风”吹到九霄云外，但中国的崛起对日本的影响又最大。如何面对中国崛起这一“百年未有之变局”，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面临的世纪性课题。过去十余年间，日本各界精英和国内舆论的中国观经历了严重不适、激烈对立、过度反应、剧烈排斥等心理与行为症状。日本试图遏制中国的成长势头，重夺“亚洲盟主”宝座，以免遭受被边缘化为“亚洲大不列颠”的命运，为此不惜两败俱伤，大有日本武士道精神再现之势。在日本右翼势力的鼓噪下，“中国威胁论”、“中国报复论”、“中国讨债论”在东瀛风靡一时。但历史事实是，一个强盛的中国屹立于亚洲的中央不但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反而会为日本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尽管这种安全保障并非完全出于中国的主观意愿，而是客观形势造成的。例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苏联在世界上咄咄逼人、大肆对外扩张时，是中国站在了抵抗苏联的第一线。日本战后走“重经济、轻军备”之路，成为令世界仰慕的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客观上中国起到了日本的战略屏障作用。但日本右翼势力绝不会这样看待中国的崛起，而是千方百计强化日美同盟，增强军事实力以牵制中国，日本的所作所为反过来使中国有理由担心日本走军事大国之路，再一次祸害亚洲人民，更要增强军事实力以反制日本，由此形成了双方都难以摆脱的“安全困境”。

日本对中国崛起的防范与恐惧，本质上是日本“岛国根性”的自然反应。日本岛国的地位使其无法摆脱对大陆邻国的依傍，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自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陆邻国的支持和帮助。但是，日本的“岛国根性”又使其对大陆邻国产生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担忧。在古代，日本依傍于广袤、富饶而又高度文明的大陆邻国，被罩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华夷体系”之下。但是，日本的岛国环境，又使日本人有着强烈的，甚至有些神经质般的危机感和孤独感，产生了浓重的忧患意识和防范心理。现在面对强大邻国中国的日益崛起，其危机、忧患、自卑、防范的心理日益增强，以邻为壑的观念挥之不去，心态失衡的同时又滋生了对中国的对等和抗拒心理。中国人口数量是日本的10倍之多，国土面积是日本的近26倍，又是距日本最近的大国。中国这种天然的大国优势和地理条件，使得作为海岛小国的日本存在自然的“大陆恐惧症”和“大陆羡慕症”。如果说，当中国不强不弱时，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产生担心和恐惧的话，那么一旦中国强大起来，潜意识的担心和恐惧就会油然而生。正如日本学者横山即作所说：“中国从政治大国走向经济大国，而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很难想象两国还会像过去那样携手并肩，保持良好关系。大陆国家从本质上构成对邻近岛国的威胁。”[18]正是由于岛国心态作祟，日本在对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防范与遏制色彩日浓。

目前日本正在受到并将继续受到“中国的冲击”，表现出对“中国地位上升、日本地位下降”现象的严重不适应。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学者认为：“近代以前的‘大中华世界’重建的潮流正在出现。日本是挡回这一潮流呢，还是被这一潮流卷入呢，抑或保持孤高呢？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日本无论如何也要作出抉择”。[19]人们有理由相信，尽管21世纪日本外交抉择是艰难的、曲折的，但“形势比人强”，日本外交会顺应时代潮流，作出理性的抉择。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现象经过一段时期的上升期后，随着中日双方的交流磨合，有可能趋于淡化，但这种假设需要时间的检验，更需要中日双方的努力。



三



中国传统上是大陆国家，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新中国成立后，除了50年代短暂的中苏“蜜月”期，中国的安全威胁也主要来自北方的超级大国苏联。1991年12月，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崩溃于一旦。苏联的解体，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使得在中国的北部消除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赢得了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和两个安全缓冲区（蒙古和中亚），中国东北、华北、西北的地缘安全环境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这是自秦汉以降中国陆上地缘安全环境中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化。有美国学者评论道：“苏联的瓦解不仅使战略三角寿终正寝，而且标志着俄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在中苏边界掌握绝对优势的地位的结束。”[20]面对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咄咄逼人之势，新生的俄罗斯与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对方的战略价值和相互关系，中俄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需要，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中俄关系发展的动力。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俄双方都不能以过于浪漫的情调看待两国关系，漫长的边界线加之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两国关系中同样存在着若隐若现的“安全困境”问题。正如前俄罗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科尔图诺夫所说：中国和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一样，“客观上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对手……对俄中关系丝毫也不能理想化和简单化。俄中关系可能包藏着极其危险的冲突，尤其是将来。”[21]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依然是军事强国和核超级大国。大国意识和强国精神是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俄罗斯从来就不甘心沦为世界二流国家。自俄罗斯独立以来，无论是叶利钦时代还是普京时代，俄罗斯外交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重振大国雄风。俄罗斯反复强调，它“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成为多极世界中有影响的一极”。[22]俄罗斯国土极为辽阔，依然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约达1700万平方公里，背靠北极，俯瞰欧亚，战略地位显要，自然资源丰富，具备成为世界一极的基础条件。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弱项，例如，俄罗斯人口基数小，经济发展模式过度依赖能源、原材料出口，国力比较单一，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今后难以与美、中、欧相提并论。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俄罗斯的雄心与实力之间有不小的差距，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俄罗斯的心态同样是复杂的，在总体合作的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猜疑和戒备心理。

事实上，俄罗斯也有自己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口扩张论”。俄罗斯国土辽阔，人口规模却非常小。截至2008年5月，俄罗斯总人口为1.41亿，而且继续呈负增长趋势，目前中国人口差不多已接近俄罗斯的十倍。俄远东地区面积为600多万平方公里，但截至2010年1月，人口仅有650万，而相邻的中国东北三省则达到1亿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沿边开放政策的实施，中俄边境一带的民间贸易和人员往来不断兴旺，这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间交往日趋频繁和边界趋于“模糊”的自然体现，政府需要做的只是加强有序管理。但是，在一部分俄罗斯人看来，中国移民大量涌入西伯利亚和远东，目的是要实现中国对俄罗斯领土的“事实上的占领”。[23]这种现象被俄罗斯国内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并在媒体上进行夸大宣传，使得“非法移民”问题成了在俄罗斯有一定市场的中国“人口扩张论”和“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根据之一。2.“军事威胁论”。苏联解体后，由于经济下滑，财力不足，使得俄罗斯的军费投入受到很大限制。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财力充足，国防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这原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但俄罗斯国内却有人将此同中国未来的军事战略走向联系起来，宣扬中国军力强大后会对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或者进行军事威慑。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安德烈·比昂特科夫斯基在“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文中认为：“在军事力量方面，中国比俄罗斯在总体上占有相当大的数量优势，有无限的后备人员可以扩充到军队中，有大量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储备，装备更新也在全速进行。今天中国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但在未来，就像不久前的过去一样，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很可能急剧转向，从而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24]3.“固有领土回归论”。所谓“固有领土”，即历史上的沙俄通过《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从清政府手中掠夺去的大约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虽然迄今俄罗斯已经实际控制并经营这些土地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但是仍然感到心虚和不安，担心中国强大后会采取行动，将这些领土收回。即便是对中国友好的那些俄罗斯人也对此心存疑虑。例如，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雅科夫列夫就曾指出：“中国人大批渗入和落户的威胁特别大，因为‘渗入者’深信，他们不是到别国的土地上，而是到历史上属于中国的、只是在150年前丢失的土地……目前，同我们友好的中国还在继续紧张地进行着对上述领土的科学论证工作”。[25]而“中国威胁论”的主要鼓吹者、俄罗斯政治军事分析研究所所长沙拉文的言论就更加直白。他声称：虽然目前中国不会觊觎俄罗斯的土地，“但是10年后谁能保证中国不会分割俄罗斯的版图？”[26]4.“原材料掠夺论”。俄罗斯一部分持这种论调的人对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怀有顾虑，担心俄罗斯会变成中国的“资源附庸”，大量的中国商品涌入俄罗斯将挤垮俄罗斯的民族工业。此种观点建立在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的不断扩张和国外能源及资源需求不断扩大的推论之上，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目前中国在世界贸易、投资和金融格局中的地位明显超过俄罗斯，这的确会使俄罗斯人担心本国在与中国竞争中处于劣势，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成为中国“吸收”的对象。不过，尽管存在这种可能性，但俄罗斯的这些担忧却是不必要的。事实上，俄罗斯正是依靠其在国际分工中最强的优势才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增长。

俄罗斯国内之所以对发展中俄关系存在种种顾虑，是因为俄罗斯是一个以实用主义为对外政策指导原则的国家，这种观念决定了俄罗斯对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所宣扬的“大国兴衰”规律和“霸权交替”、“权力转移”等逻辑持有很深的认同。在俄罗斯看来，中国的崛起使得昔日贫弱的中国在历史上首次不仅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而且在人均国民收入方面已经超过或即将超过俄罗斯。根据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占世界总产值的16.5%，而俄罗斯即使在年增长率保持在5%—6%的情况下，至多也不会超过3%。[27]如此巨大的差异使俄罗斯在其昔日的“小兄弟”面前第一次感到了衰弱，自卑和忧虑也就在所难免。因此，俄罗斯实际的对华政策是合作、借重与适度平衡。英国学者博博·罗认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既非西方观察家所断言的反西方联盟，亦非中俄两国宣称的“国际合作典范”，而是属于传统的大国关系，是既含有短期功利考虑，又隐藏着长久战略谋划的“权宜轴心”。中俄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不对西方构成威胁。相反，两国的伙伴关系为世界格局提供了某种稳定力量和可预测性，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28]俄罗斯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也理应如此。中国在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应注意世界各大力量之间的战略平衡，以灵活、务实的外交争取中国最大的战略回旋余地和安全利益。



四



印度是与中国接壤并存在领土争端的陆上强邻。进入21世纪，南亚大国印度正雄心勃勃地谋求冲出南亚，走向世界，西方舆论形容印度象正在追赶中国龙。印度也热衷于和中国进行没完没了的比较。有学者指出：“中央之国日益成为一种标尺，印度人，常常将其在全球背景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发展，按照中国的标尺进行比照。”[29]确实，这两个大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地区的大国，两国是近邻又都是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逐步增大；中国和印度的改革对全世界都有强大的影响力；中国和印度拥有廉价的熟练技术工人，两国都致力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两国都存在巨大的国内市场；两国都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保持着9%左右的增长速度，而印度则维持在8%左右。总的来看，中国改革开放比印度早10多年，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抢占了先机，但印度已经在奋起直追，有人形容印度是个“身披破衬衫的健壮小伙”，在基础设施落后的表象下蕴藏着无穷的潜力。

中印两国都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巨大潜力，被认为是推动21世纪前期世界地缘战略格局演变的两个最有活力的棋手。印度与中国进行理性的比较，可以取长补短，促进共同发展，但在军事安全领域盲目攀比、互不信任，则有可能产生两国之间谁都不愿看到的“安全困境”。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与经济领域相对冷静、合理、积极的认知相比较，印度在中国军事现代化方面所持的看法则以消极、敌视和诋毁为主导。虽然在一部分印度人看来，中国推进军事现代化的意图是为了与“综合国力”的提高保持一致，但更多的印度人则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怀有更“阴险”的目的。印度认为，中印两国曾经有过冲突和敌对的历史，相互怀疑将在两国之间长期存在。虽然两国的新型外交关系已经发展了30余年，但印度大众的记忆仍然停留在1962年的边界冲突以及中国与印度的劲敌巴基斯坦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问题上面。这种观念导致印度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多持消极的看法。尤其是在1998年印度核试验前后一段时间，这种看法非常突出。当时，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就公开称中国为“头号潜在威胁”，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密信中则把“来自邻国的威胁”作为其公开进行核试验的借口。用印度战略研究人员阿斯萨纳的话说就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军事能力、发展近海投送力量的计划以及核打击能力和军事现代化步伐，在不久的将来对印度安全构成一种潜在威胁。[30]

印度国防部《2006—2007年度报告》论及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印度的影响时认为，由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势不可挡，印中之间的军事差距正逐渐扩大。随着中国军队在西藏后勤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格尔木到拉萨的铁路和一系列公路网的铺建以及许多新航线的开辟，中国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向西藏运送大量兵力。所以，印度必须在与西藏接壤地区的后勤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加投资，同时大力发展情报技术以及监视和侦察系统，提高早期预警能力，加强地面和空中火力。此外，印度还需要建立并装备4到6个山地师，以便在需要时将战争引入中国境内。[31]报告还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目的是缩小解放军与世界军事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这尤其表现在具备战略扩展能力的硬件系统方面，这一目标一旦实现，印度与中国的军事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因此，印度必须在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上增加投入，以便应对未来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可能爆发的另一场冲突。不仅要使部队的作战水平足以攻入西藏，而且要提高武器性能以及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系统的软硬件水平，以适应在海拔11000英尺高度的青藏高原上的作战行动。[32]

在21世纪，印度的国家战略以“控制南亚和印度洋，争当世界一等强国”为目标，尽管国内大部分民众生活艰辛，甚至还存在着大量的“贫民窟”，但在发展军事力量上不惜血本。印度尤其重视发展海上力量和核力量，确立了“核武加航母”的“双箭头”目标，不仅要建3个航母编队，从而超过俄、英、法，成为世界第二航母大国，而且大力开发海基作战平台，搞“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体系。印度作为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的崛起，而且以中国为主要对手，肯定会分散中国的精力，迫使我不得不拿出相当的人力物力加强西南边疆的国防建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加强军事力量和走核武化之路都和中国有直接的关联。1947年印度独立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印度并没有走上军事化的道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印度大大加深了对中国的敌意和不信任。由于不明真相，许多印度人认为“中国背叛了印度，从背后捅了朋友一刀”。自此以后，印度不仅担心中国会再次使用武力夺回被印度占领的领土，而且担心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起来对付它，其国家安全可能会同时受到来自西部（巴基斯坦）和北部（中国）的威胁，为此，印度必须做好两线作战的准备。在随后的5年里，印度进入紧急备战时期，组建了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作战的11个山地师，空军由25个中队增加到46个中队，军队人数从1962年的51万迅速增加到1965年的90万，国防开支则由29亿卢比猛增至100多亿卢比。[33]印度最终走上核武化之路既以中国为对手又以中国为榜样。印度国际中心U.S.巴杰帕依在其1983年出版的《印度的安全》一书中指出：“当今国际政治的格言是实力……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他们去北京忏悔朝觐之行辩护时，提醒了这样的事实：一个拥有8亿人口和武装了核武器的国家是不能被忽视的。当中国弱小时，它的领空被经常侵犯，领海被故意超越，合法权益也被否认。一旦它显示了核能力，承认便随之而至。中国的经验对所有的发展中大国都是历史经验，也是印度该好好考虑的时候了。”[34]

中印边界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中印两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印关系也早已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但中印之间围绕边界纠纷、西藏问题和巴基斯坦问题纠缠不清，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安全困境”。印度学者认为，两国间长期存在的边界纠纷之所以难以解决，原因在于：对中国来说，阿克赛钦地区(由中国实际控制)是连接西藏和新疆的重要通道，而对印度来说，“阿鲁纳恰尔邦”（即藏南地区，由印度实际控制）对于维护印度饱受叛乱之苦的东北部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至于西藏问题，虽然印度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印度国内民众层面却仍然存在对西藏事务的明显关注和同情。由于在印度有10多万西藏“难民”，这种情绪显得更加强烈。两国仍然保持对争议领土的主权，这是民族自尊心和国家利益使然，而新德里继续向距中国边界只有200英里的达兰萨拉达赖“流亡政府”提供庇护，始终是印中关系中的一个症结所在。[35]在巴基斯坦问题上，对于印度来说，巴基斯坦是其势不两立的劲敌。两国不仅宗教文化相异，战略取向也完全相对。而由于巴基斯坦对中国奉行友好政策，并得到中国的多方援助，因此印度长期以来对于中印关系中的巴基斯坦因素极为敏感。在印度战略界看来，当印度与中国发生冲突时，一个敌对的巴基斯坦将极大地牵制印度的力量；反之，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冲突时，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对印度形成巨大的制约。美国学者高龙江认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印巴三边互动中，印度事实上被降为一个仅与巴基斯坦相当的地区性国家。中国可以利用印巴冲突得到政治好处，同样，巴基斯坦也可以从中印冲突和中巴友好关系中获得安全保障。[36]

如何消解中印之间的“安全困境”问题，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印度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印度人心中的分量比印度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要重得多。对印度来说，中国是头等重要的国家，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美国、俄罗斯更重要。对中国来说，印度的重要性却不是第一位的，甚至不是第二或第三位。因此，要中国战略观察家客观地了解印度是很难的，必须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摆在印度的地位才能做到”。[37]此话不无道理，中印两大国没有理由再一次兵戎相见，加强两国各层次的交流，设身处地理解对方的核心利益诉求，妥善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在国际问题上相互协作，两国无疑会在亚洲及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的地缘环境中，除了上述陆海大国外，尚有众多的中小国家，在中国崛起的刺激下，与中国有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也纷纷厉兵秣马。尽管这些国家发展军备改变不了亚太地区的军事格局，但增加了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难度，加之其他大国的介入，使得中国面临的地缘安全环境更加错综复杂。

中国地缘安全环境中存在众多的“安全困境”问题，是一个大国崛起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版图和人口都具有洲际规模的超大型国家的崛起，必将对亚太格局进而对世界格局乃至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和意义深远的影响，世界各种力量正在重新分化组合，相互关系必定要经历一个磨合期。中国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争霸、不称霸，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38]中国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终将会赢得世界各国的理解，中国将以极大的耐心和诚意和相关国家一道逐步缓解相互关系中的“安全困境”问题，共创“和谐亚太”与“和谐世界”。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