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后，该国政治形势的巨变以及两伊在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使得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大增。这种影响力体现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同时这些不同方面的影响力又相互促进。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在伊拉克重建的不同时期大小是不同的。随着伊拉克政治形势的好转，伊拉克民众民族主义的增强，该国什叶派内部政治矛盾的加剧，两国固有的领土、民族等纷争日益显现，再加上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干预，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将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萨达姆倒台后，两伊关系大有好转，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由于两伊均是美国中东外交的重点，因此研究萨达姆倒台后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美国的对伊朗政策和中东力量格局的变化，也可为我国的中东外交提供某些有益参考。本文全面分析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考察其发挥影响力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方法和手段以及具体表现等，并特别对其影响力的限度进行探讨。
一、经济与文化影响力
伊朗对伊拉克的经济影响力主要通过贸易、旅游和投资等手段来实现，而且伊朗特别注意加强与伊拉克东部和南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地区与伊朗在文化和地理上更接近。毋庸讳言，经济等方面的联系是互惠的，但是在伊朗与伊拉克的经济联系中，伊拉克依赖伊朗超过伊朗对伊拉克的依赖。

萨达姆政权的垮台一下子促发了跨越边界的大量旅游、贸易和宗教交流。而这条边界几十年来对双方的什叶派来说都是禁止跨越的。早在2007年就有学者对伊朗在伊拉克的经济影响力有过生动的描述：“在纳杰夫，这一什叶派穆斯林最神圣的城市，伊朗的旅游车每天载着1200名朝圣者来到拥有黄金屋顶的伊玛目阿里的圣坛外。在此，一个较大规模的主要由伊朗资助的翻新改建活动正在进行。一个伊朗代表团正在该市访问，探寻把这一数字提升到5000的方法。当地市场上充斥着伊朗的产品，从砖头到袜子，什么都有。街道摊贩已开始仓促地学习波斯语，以便同旅游者交流。”[①]

伊朗是伊拉克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2006年伊朗对伊拉克的出口达到18亿美元。伊拉克南部的自由贸易区吸引伊朗的货物大量涌入巴士拉的商店，其中包括煤油和煤气。伊拉克南部是伊朗之外唯一一处使用伊朗货币里亚尔的地方。伊朗正在建造连接巴士拉和伊朗边境各商业中心的公路。[②]在向伊拉克出口货物的国家中，伊朗仅次于土耳其，排在第二位。根据跟踪贸易数据的世界贸易信息服务股份公司(Global Trade Information Services)提供的信息，2010年上半年，伊朗向伊拉克出售了价值20多亿美元的产品，比2009年同期增长了33%。[③]2009年，伊拉克政府同一家伊朗公司签订了一项10亿美元的合同，请其帮助重建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伊朗的经济战略与其政治和军事战略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伊朗的许多公司都附属于伊朗革命卫队或由其控制。[④]

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从其“政府全面应对”的措施中获得了好处。伊朗把政府所有的工业部门和受到伊朗革命卫队影响的宗教基金会用作国家管理的工具。自2003年以来，伊朗政府乐见伊拉克东部各省份依赖伊朗提供的重要的民用燃料产品，如煤气、取暖油、车辆燃料等，以及依赖伊朗对伊拉克电网的支持。伊拉克的电力需求日益增长，远远超过了其供电应能力。伊朗向伊拉克提供了其电力需求的8%—9％，从而填补了伊拉克的电力缺口。[⑤]然而伊朗常常展示其在此种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如在冬夏两季伊拉克人最急需的时候切断燃料和电力供应，也导致了伊拉克某种担心：伊朗能够威胁伊拉克未来的石油出口能力，特别是在伊朗反对国际社会对其采取措施或想减弱伊拉克在全球市场上取代伊朗产品能力的时候。[⑥]

伊朗对伊拉克的经济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受到两国密切的文化联系的推动，这种文化联系主要体现在宗教方面。自从伊朗的萨菲王朝（Safavid Dynasty）于16世纪把什叶派教义定为国教以来，伊拉克对伊朗便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伊斯兰教什叶派起源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是传统的什叶派学术中心和宗教朝圣者的目的地。几个世纪以来，伊拉克的圣城受到波斯的较大影响，因此，伊朗把伊拉克南部看作其有历史意义的势力范围。[⑦]伊朗与伊拉克都是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伊朗95%的人是什叶派，伊拉克至少60%的人口是什叶派，这种信众比例状况也为伊朗发挥对伊拉克的文化影响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伊朗的教士们与伊拉克圣城的什叶派宗教领袖关系密切，这些宗教领袖中许多人都是土生土长的伊朗人。巴格达和伊拉克南部相当比例的什叶派人口也是土著伊朗人。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成千上万的伊朗朝觐者前往伊拉克，其中包括被萨达姆强迫流放的人以及为伊朗政府工作的人。[⑧]另外，几个世纪以前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之间就形成了乌莱玛（英文为ulama，系指穆斯林的学者或宗教、法律的权威）网络，其关系盘根错节。如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是伊朗出生的，而伊朗目前有权势的司法总监（Shahroudi）是伊拉克出生的。
二、政治影响力
伊朗与伊拉克的经济文化联系，不但使伊朗对伊拉克发挥经济、文化影响力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其发挥政治影响力提供了潜在可能性。例如：“伊朗已经选派2000多名宗教学生和学者到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学习考查。而其中三分之一属于伊朗的情报人员，一些人是派往什叶派圣地的特工人员，以在大选前影响选民。双方的跨境宗教旅游业务也很红火。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伊朗和伊拉克人越过边境访问圣城，伊朗甚至在纳杰夫修建了一座机场以促进双方宗教旅游者的相互参访。”[⑨]而伊拉克战后政治体制和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形势巨变过程中所诱发的伊拉克政治乱局，更为伊朗对伊拉克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契机。

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什叶派在政治上的崛起具有历史意义。自从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于16世纪早期占领伊拉克并通过与邻国波斯展开的一系列战争而控制该国以来，占多数人口的什叶派在伊拉克过去差不多500年的历史中一直是无权的，并不断遭受迫害。英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并把该地区改造成伊拉克帝国。几年后，伊拉克什叶派受到威尔逊在1919年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上所鼓吹的民族自决权的影响，开始努力要求获得自决权。对此，英国的反应是残酷的。在一次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起义之后，什叶派被击溃。在此后的35年里，直至1958年爆发推翻哈桑王朝的军事政变，英国人最终被赶出伊拉克，该国什叶派团体在政治上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因为政治权力掌握在逊尼派精英分子、部族首领以及一支由逊尼派穆斯林主导的军队手中。在萨达姆掌权的35年（1968年－2003年）中，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也不得不服从逊尼派的统治并受其迫害。[⑩]

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什叶派成为伊拉克最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而伊朗与这些什叶派政治力量的领导人有很密切的关系，这种联系是伊朗对伊拉克发挥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伊拉克民主制度实践进一步提升了伊朗的影响力，因为巴格达建立了一个什叶派主导的政府，其许多领导人在反对萨达姆的岁月里曾受伊朗的庇护，使他们乐意对伊朗友好。[11]伊朗在伊拉克政府内部不乏有权势的朋友，包括达瓦党成员，伊拉克伊斯兰最高革命委员会成员等。伊朗与曾经是五角大楼好友的艾哈迈德·查拉比(Ahmad Chalabi)、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领导人、伊拉克总统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al-Talabani)、库尔德斯坦民主党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Massoud Barzani）、反叛的什叶派教士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过从甚密。萨德尔的马赫迪军已经成为伊拉克最令人恐惧的民兵力量之一。[12]

伊朗帮助组建了一个什叶派集团——伊拉克团结联盟（United Iraqi Alliance），实际上包括所有主要的什叶派派系：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达瓦党以及由35岁的神职人员穆克塔达•萨德尔领导的派系。该联盟在2005年12月15日的议会大选中赢得275个议席中的128个。达瓦党资深领袖努里•马利基（Nouri al- Maliki）当选总理，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的几个人物占据了其他领导职位，5名萨德尔派人士获部长职位。该党曾支持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并在两伊战争期间支持霍梅尼。尽管该党派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但仍接受着来自德黑兰的财政援助。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是该国与伊朗关系历时最长、最为密切的派别，诞生于1982年两伊战争期间。该组织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伊朗保持着密切联系，其全部资助均从伊朗获得。该委员会事实上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政府组织成立，是建立于德黑兰的流亡组织。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的领导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是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齐尔·哈基姆（Mohammad Baqr Al Hakim），他于2003年8月在纳杰夫被汽车炸弹炸死，此前曾在伊朗度过数年的流亡生活，并与伊朗的领导人建立了良好关系。他的弟弟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基姆（Abdul Aziz al-Hakim）接替其任该委员会领导人，但2009年8月死于肺癌。其继任者是其儿子阿马尔·哈基姆(Ammar al-Hakim)。在萨达姆统治期间，该委员会组建了地下民兵组织“巴达尔旅”（Badr Brigades），伊朗革命卫队对其进行重新招募、训练和武装。在两伊战争期间，巴达尔旅从伊朗对伊拉克南部发动数次攻击，主要针对伊拉克官员。1991年海湾战争末期，该组织发动了反对萨达姆的起义，但没有成功。2003年4月萨达姆倒台时，巴达尔旅人数约为1.5万人。2005－2006年间，该民兵组织被编入伊拉克安全部队。[13]这进一步强化了伊拉克安全部队与伊朗的联系。

萨德尔派与伊朗的政治联系最初是有限的，因为他的家庭在萨达姆统治时期留在伊拉克。尽管如此，萨德尔派与伊朗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穆克塔达·萨德尔的堂兄穆罕默德·巴克尔·萨德尔（Baqr Al Sadr）于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了达瓦党，他在霍梅尼于1964—1978年间流放于纳杰夫时成为其政治盟友。巴克尔·萨德尔在1980年达瓦党反抗萨达姆政权的初期被萨达姆绞死。穆克塔达·萨德尔与巴克尔·萨德尔的一个女儿结婚。自2008年起，萨德尔本人一直在伊朗学习以提升其宗教资格，并且从伊朗遥控指挥政治运动。该派别在2006－2010年期间在国会中拥有30个议席，在伊拉克什叶派下层民众中拥有数量可观的忠诚追随者，而且该组织在萨达姆倒台后还建立了一支约6万人的“马赫迪军”民兵组织。2004－2008年间，萨德尔利用马赫迪军对抗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尽管美国和伊拉克政府的军事行动屡屡击败马赫迪军，但伊朗把其视为抗衡美国的有用工具，特别是因为其具备利用火箭和其他武器装备杀伤美军的能力。据报道，2005年伊朗开始通过其革命卫队所属的圣城旅（Qods or Jerusalem force）武装这支民兵组织。[14]

伊朗还利用革命卫队和圣城旅支持亲伊朗的伊拉克其他什叶派运动和什叶派民兵组织，向它们提供大批包括路边炸弹在内的武器并利用它们搜集有关情报。圣城旅受伊朗革命卫队管辖，负责通过他国的运动组织作为代理人，在伊朗国外从事非传统战争。美国指责伊朗利用圣城旅在伊拉克从事颠覆活动。[15]革命卫队和圣城旅向几个反美且同样对伊拉克政府形成挑战的民兵组织提供广泛的训练和弹药支持。伊朗也利用黎巴嫩真主党特工来强化其影响。伊朗认为寻求与伊拉克新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同时，对试图限制伊拉克政府的权威和权力的政党和民兵给予支持是不矛盾的。[16]有学者认为，伊朗圣城旅及其代理人的主要目标是阻止美国在伊拉克取得成功以确保伊朗及其伊斯兰政权的安全与稳定；在“新伊拉克”建立持久的能够服务于伊朗在本地区内外长期战略利益的影响力；阻止一个能够与伊朗竞争的“强大的伊拉克”出现，或者说阻止恢复两国间传统的力量平衡。[17]

伊朗还利用巴格达政权更迭产生的政治真空，增强其对伊拉克的政治影响力。伊朗已在迅速填补这一政治真空，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控制行政官员、市政当局、法官等地方权力载体，渗入伊拉克社会；利用来自伊朗的伊拉克人渗透伊拉克（许多伊拉克人拥有双重国籍并被德黑兰培训了近20年，因此在后萨达姆时代能够加入伊拉克警察队伍。一些伊拉克人甚至在伊朗革命卫队中被提拔为指挥官）；建立地方性慈善组织以帮助地方民众并为招募新成员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伊朗曾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尝试过此种策略，发现此法较有价值）。[18]

除美国外，目前在伊拉克唯一有可能抗衡伊朗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该国向伊拉克的逊尼派提供了大量资金。但沙特军队比不了伊朗军队，其对伊拉克的影响力也不如伊朗大。更重要的是，沙特人在面临周边危机时，注意力被转移了。而且，沙特等逊尼派掌权的阿拉伯国家对伊拉克逊尼派的支持也推动了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治势力倒向伊朗一边。“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阿拉伯国家除了支持伊拉克什叶派的敌人外，并没有给它们任何东西，为什么什叶派不把伊朗看作盟友呢？尽管不看做主人。”[19]伊拉克最有权势的什叶派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li Sistani）是伊朗出生的，他拒绝会见任何美国代表，却多次接见访问伊拉克的伊朗代表团。表明伊朗在伊拉克有广泛影响力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不是唯一的例子）是，当政府军与萨德尔的支持者于2008年3月末在巴士拉开始交战后，正是伊朗帮助结束了那里的战斗。[20]

另有一些例子也表明伊朗对伊拉克拥有较大政治影响力。2005年7月，在进行高层互访时，伊拉克官员承担了发动两伊战争的责任，间接地指责萨达姆在两伊战争中对伊朗军队使用化学武器，还与伊朗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同意伊朗在巴士拉、卡尔巴拉、埃尔比勒、苏莱曼尼亚建立领事馆。2006年5月20日，伊拉克外交部长霍希亚尔·泽巴里（Hoshiyar Zebari）支持伊朗寻求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权利。[21]
三、影响力的未来展望
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依然很大，但较之2005－2008年的高峰期已经减弱了。一些专家早就预言随着伊拉克维护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安全形势的好转、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分歧的再度出现，伊朗的影响力会减弱。这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都将有所体现。

就萨达姆倒台后伊朗对伊拉克的经济影响力而言，经济学家们在伊朗对伊拉克贸易、商业和发展援助方面对伊拉克造成的影响上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在很短的时期内伊朗的援助或许是有帮助的，但伊朗无法向伊拉克提供其最需要的东西——工业、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发展所需的先进技术和资本。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伊朗的影响力将会减弱。伊拉克将不再需要伊朗目前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也将减少，并且实际上伊拉克能够成为伊朗的投资国。目前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或许正处于高峰阶段。[22]

在宗教文化的影响方面，从长期来看，伊拉克可能会对伊朗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未来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将会为争夺对黎巴嫩什叶派的影响力而展开竞争。对许多伊拉克什叶派而言，伊拉克的纳杰夫是什叶派的学术和权力中心，而非伊朗的库姆。萨达姆在忙于瓦解伊拉克的什叶派学术中心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是在强化伊朗的什叶派精英和库姆作为什叶派世界监护人的地位。随着伊拉克被“解放”，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将会慢慢地取代库姆在什叶派中的地位。“纳杰夫这个相对而言安全而繁荣的城市最终会实现战前的这一预期：它将重新超越伊朗的库姆作为什叶派神学世界的中心。”[23]在伊拉克之外，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什叶派少数民族也可能增强其对纳杰夫作为一个神学中心的兴趣，从而进一步强化纳杰夫在这些地区作为伊朗的竞争对手的地位。伊朗与伊拉克的什叶派领导人在这些外部关系上展开的竞争将会对伊朗自身激进的教士集团的权力产生影响。如果伊拉克的什叶派领导人始终拒绝“法基赫的监护”（Wilayat al-Faqih）思想，或者说教士统治的思想，那么这一思想在伊朗将会遭受更大的压力。在伊朗，这一思想从一开始就颇具争议。在上世纪80年代曾被作为霍梅尼接班人的大阿亚图拉蒙塔泽理（Montazeri）的儿子承认，纳杰夫公开的宗教辩论将“肯定会质疑教士绝对统治的合法性”。[24]什叶派是伊拉克重要的主政派之一，但事实上只有激进的什叶派与伊朗关系密切。伊拉克什叶派的最高精神领袖西斯塔尼虽然出生在伊朗，但他的治国理念与伊朗明显不同。霍梅尼主义是当代伊朗立国之基，它主张什叶派的政治行动主义，号召建立伊斯兰政权，教法学家权威治国。西斯塔尼则主张静默主义，不主张政治参与，但主张乌莱玛在公共和法律领域的积极活动。[25]他也曾宣称，“我绝不允许伊朗的经验在伊拉克被复制”。[26]什叶派学者、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成员纳斯尔（Nasr）说：“并非所有的伊朗人都是什叶派教徒，也并非所有的什叶派教徒都是伊朗人。伊朗对一些人有影响力，但对其他人没有。多数什叶派教徒不支持伊朗政权，而且他们不是波斯人。在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有很深的敌意。”[27]伊拉克的什叶派几乎全是阿拉伯人，并且就文化方面而言，与伊拉克的逊尼派比与波斯的什叶派更相近。[28]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什叶派教徒同逊尼派士兵一样与伊朗人战斗。甚至目前与伊朗领导层关系十分密切的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也难以被指责为伊朗的代理人。而且，什叶派阿拉伯人以及逊尼派的人支持伊朗革命并非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政治原因：起义反对一个亲西方的像伊朗王那样的独裁者。[29]

伊朗对伊拉克政治影响力的限度也是很明显的。首先，伊拉克什叶派难以形成持久统一的力量，伊朗无法把其所期望的政策结果强加给伊拉克，该国占有优势地位的什叶派各派别之间缺乏内聚力也威胁到伊朗的政治目标——在巴格达建立一个友好的什叶派领导的政府。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指出，在遭受极大压力和歧视时他们能精诚团结，否则他们像所有的团体一样也分裂为不同的政治派别（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自由主义等派别），也存在不同的阶级、部落、地区利益。即使他们获得了统治权，也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各种集团将不可避免地在其他非什叶派社团中找到政治盟友。[30]近年来，伊拉克的历史也证明了上述论断。马利基在2010年大选前作出的独立竞选的决定使伊朗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什叶派参加竞选的愿望落空了。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内聚力的渴望也因2008年3月马利基在巴士拉对伊朗支持的马赫迪军和其他非正规什叶派民兵发动的进攻而受挫。这种什叶派内部军队的冲突清楚地表明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盟友缺乏实际的控制。这一进攻对马利基而言是个转折点，提高了其关注法律和秩序的独立的民族主义者的声誉。伊朗能够帮助改变事件的发展，但无法迫使伊拉克的政治人物采取与其认为的利益相左的行动。[31]

其次，伊拉克民众中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也严重限制了伊朗对伊拉克政治影响力的发挥。无数次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伊拉克什叶派对成为德黑兰的仆从不感兴趣。[32]的确，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对伊朗而言是一个战略上的横财，但是此事并没有允许伊朗决定伊拉克的议程。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几乎普遍对伊朗意图有所怀疑，没有为伊朗的权力留出余地。尽管马利基和萨德尔在巴格达地位的上升与伊朗对什叶派穆斯林拥有最高权力的渴望是一致的，但他们的崛起是伊拉克人口和政治的反映。一个什叶派占多数、具有伊斯兰主义倾向的国家当然会选出一个什叶派占多数、具有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政府。这就是民主在一个遭受战争创伤国家运作的方式，在那里，种族、宗派的特性决定着政治关系。尽管萨德尔的政治参与会使伊拉克更不可能遵循美国的利益，但这只不过是对伊拉克新生的、有缺陷的民主制度现实的反映。[33]许多伊拉克公民似乎已经反对那些接受伊朗在伊拉克占有优势地位的政党和集团了。这种态度使伊朗在伊拉克遭受重要挫折。最为亲伊朗的派系在2009年1月31日的地方选举以及2010年3月国民议会全国性选举中大多表现较差。“伊拉克名单”这个坚决地反对伊朗影响力并受到伊拉克逊尼派阿拉伯人支持的政治集团在大选中获得了多数席位。[34]

两伊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不但妨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助推了伊拉克民族主义的上升，从而更限制了伊朗对伊拉克的政治影响力。伊朗没有送还在1991年海湾战争初期飞往伊朗的153架伊拉克军用和民用飞机，尽管2005年8月伊朗允许一支伊拉克技术小组对飞机进行估价。另一个两国关系紧张源是伊朗宣称伊拉克在拒绝向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arty for a Free Life in Kurdistan）提供庇护所方面做得还不够。该党是伊朗库尔德分离主义团体，伊朗声称其不断对其发动袭击。领土和资源纠纷也继续破坏两国关系。绝大多数导致过去纷争的领土问题已获解决，因为2000年10月两国重新认可以最深谷底线或者说阿拉伯河航道中间线作为水上分界线（这是1975年伊朗国王与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府之间达成的《阿尔及尔协议》中规定的条款，该协议在1980年9月被萨达姆废除），但这一水上边界取决于解读。2008年3月内贾德访问伊拉克期间，双方同意重修水上和陆上边界标志。2009年2月，伊拉克外交部长泽巴里敦促伊朗加快推进这些划界工作，暗示伊朗拖延解决一个其模糊性目前对伊朗有利的问题。2009年12月18日，伊朗军队进入伊拉克夺取了伊朗边界附近地处伊拉克米桑省边远地区的一座油田的控制权。伊朗声称从技术上讲此油田在伊朗领土范围内，但在伊拉克向伊朗领导人发出抱怨后，伊朗的这支小股部队几天以后撤出了。[35]这一入侵加剧了伊拉克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再次，不应忽视的是，伊朗对伊拉克的政治影响力受到美国多方面的挑战。美国利用核问题、人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不断对伊朗施加各种压力，推动实施了持续的全方位的经济制裁，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伊朗对伊拉克发挥作用的现实能力和潜力。“从伊拉克撤军后，美国仍然需要保证伊拉克朝着成为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一个稳定、民主、和平发展的伙伴的方向迈进。”[36]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早在美军即将完全撤出前的2011年10月23日就警告伊朗不要企图利用美军从伊拉克撤出的机会去填补伊拉克的安全真空。她说任何人都不要误判美国支持伊拉克民主的决心和责任。为了给伊拉克人这种机会，我们已付出了太高的代价。[37]为了预防伊朗填补美撤军后留下的伊拉克力量真空，美国正在借核问题对伊朗进行打压，借助巧实力推动叙利亚的政权更迭以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四、结 语
伊朗对伊拉克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拥有重要的影响力，这不但是美国对伊朗动武有所顾忌的原因，也是美国对伊朗既压（制裁、孤立等）又拉（有条件接触和无条件接触）的原因。伊拉克政治分裂、缺乏管控的特性方便了伊朗向伊拉克政治力量提供竞选经费、媒体支持和调停，以及向武装团体提供准军事性质的支持。然而伊朗的支持经常被证明是难达目的。伊朗对伊拉克边界的侵犯、对民兵组织的支持以及转移伊拉克河流的源头等行为经常招致来自伊拉克所有宗派和种族群体的批评。[38]什叶派议员汉毛迪（Hammoudi）说“伊拉克和伊朗什叶派之间有许多差异：我们想要民主，他们要伊斯兰统治；我们想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他们与美国存在问题；我们想要一个开放的经济，他们的经济是封闭的；我们认为我们是阿拉伯国家，而且我们已把它写入我们的宪法。”[39]总之，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不应当过分夸大。有三个因素将继续限制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第一、美国将依然是伊朗在伊拉克施展影响力的巨大障碍；第二、正如伊朗从两伊战争中所了解的，伊拉克的什叶派人口首先是伊拉克人，其次才是什叶派穆斯林；第三、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对波斯人抱有很深的疑虑，会抵抗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海湾战争后的萨达姆政权，虽然与伊朗敌对，但是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已经很虚弱，且与伊朗一样反西方。萨达姆倒台后，从长远来看，一个对美比对伊朗更友好且更强大的伊拉克，不见得比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对伊朗有利，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伊朗构成的竞争压力可能会更大。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