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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院作者
师学伟
21世纪初印度与亚太多边机制关系分析
师学伟 2012-08-15
印度与亚太地区 外交战略 多边机制
简介
随着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多边外交成为一个国家矗立于世界舞台的重要途径,尤其对新兴大国来说更是如此。为了尽快融入亚太地区,印度非常重视对多边外交的应用,积极开展与亚太多边机制的合作,努力使这种合作向制度化方向发展。本文主要分析印度与亚太多边机制关系发展的现状、动因及其意义。
正文
21世纪初,印度在亚太的崛起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在亚太地区,无论是在传统安全领域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都能看到印度的行动,聆听到印度的声音。印度积极活跃于亚太舞台,这与其从事的多边外交密不可分。诚然,印度在亚太的双边外交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但其多边外交更是开展得有声有色。
一、印度与亚太多边机制合作的现状
(一)印度与东盟

东盟在印度的亚太多边外交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印度将东盟作为其走向亚太的理想通道,扩大其在亚太影响力的跳板,事实上也是印度亚太总体战略的基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印度就稳步发展和深化与东盟的全面关系。从“全面对话伙伴”到“东盟地区论坛”,从“恒河—湄公河合作组织”,到印度与东盟“10 1”机制和“10 4”对话机制。这些活动见证了双边关系逐步走向制度化,也印证了东盟在印度“东向”政策中的地位的稳固和提高。为深化双边合作,印度与东盟制定了“印度—东盟2020远景规划”,这成为未来双边关系走向的指南。2010年印度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标志着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实质性阶段。

从印度方面来分析,印度与东盟合作主要源于以下几个要素:第一,印度领导人对“扩展邻国的概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1998年,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提出要加速推进“东向”政策。2000年,印度外长贾斯旺特·辛格在新加坡战略研究所的演讲中指出,“印度的安全关注参量显然超越了南亚次大陆的范围。在印度的安全范例中,南亚始终是一个不确定的架构。鉴于印度的领土面积、地理位置、贸易联系和专属经济区,印度的安全环境和潜在关注必须从波斯湾延伸到马六甲海峡的西部、南部和东部,东北部的中国以及南亚。”[①]因此,印度期待发展与超越其当前邻国的国家间关系,将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看做是较远的东部邻国,将东盟国家看做是更近的东部邻国。[②]印度采取的第一个具体措施是2000年建立的湄公河—恒河合作项目,包括印度和五个东南亚国家(四个东盟新成员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泰国)。印度意识到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将取决于东盟新成员国能以多快速度追赶上其余东盟成员国,印度有意向新成员提供经济与技术援助。[③]第二,印度政治圈对东盟在印度国家利益的经济与战略层面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知。2002年,瓦杰帕伊总理在新加坡演讲指出,“东南亚地区是印度外交政策、战略关注和经济利益所关注的焦点之一。”[④]东盟地区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地区。随着缅甸加入东盟,印度与东盟有了共同的陆地边界。印度认为东盟是东亚地区的核心,重点强调与东盟的合作。由于深深担忧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印度期待东盟推进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秩序。[⑤]同时,在东盟和日本看来,印度可以被看做是平衡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可能力量,但印度避免公开地扮演那样的角色。事实上,印度期待发展与中国互惠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度不必要与中国对抗,但应当为未来严酷的竞争和可能的冲突做准备。[⑥]第三,海上贸易和能源安全日益重要,印度必须确保东南亚海上交通运输线的安全。马六甲海峡的海盗对于经济领域的安全有重大意义,是印度和东盟的共同威胁。印度超过97%的全球贸易依赖海上,东盟地区海上航线的安全对印度至关重要。印度认为,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东盟能够保护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重要海上航线的安全,这有助于印度利益的最大化。[⑦]第四,经济合作稳步增长。印度与东盟在许多领域有巨大发展潜力,诸如贸易与投资、科学与技术、旅游、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发展,合作蕴含着巨大经济利益。第五,货币与金融部门合作能促进投资和贸易一体化,有助于国家的持续增长。印度需要海外资本和直接投资,东盟国家是良好来源。双边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倡议将为这种合作提供便利。第六,印度与东盟在科学与技术领域合作有很大余地。东盟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其拥有重要的硬件和制造业能力。印度需要开发东盟国家的硬件能力和本国软件与服务能力之间可能的协同增效效益,以便加强地区的IT基础和跨越数字鸿沟。第七,印度和东盟的旅游业也有巨大潜力。在该领域,印度急于与东盟联系,其目的是促进双向旅游贸易,以便与东盟在国际旅游市场实现利益互补。此外,人力资源发展也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印度希望推动各种计划包括学术交流、东盟印度研究中心,这将对所有相关国家带来专门的和充满活力的人力资源。

同时,印度与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计划(BIMSTEC)和湄公河—恒河合作(MGC)也展开了积极合作。BIMSTEC包括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泰国、不丹、尼泊尔和印度,其目的是提升次区域内贸易、投资合作与技术交流。对于印度来说,该组织的成立有利于实现其东北部的发展与一体化,这也是其积极推动BIMSTEC成员国加强合作的基本动因,从而实现其与东盟联系的多渠道化。通过该组织,印度的影响可延伸到东南亚,并扩展到太平洋共同体,在南亚和东南亚发挥建设性作用。MGC论坛是印度与几个东南亚国家合作的又一有效途径,其成员包括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和印度,其目的是扩大和加强印度与东盟经济合作以及发展印度与湄公河盆地国家的陆上交通联系,以便于跨境商品服务活动和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区。这几个东南亚国家中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余东盟国家相比相对落后,印度有意向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使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余东盟国家相匹配,以便更好推进与东盟整体的经济合作。

(二)印度与东亚峰会

2005年12月14日,首次东亚峰会在科伦坡举行,包括所有东盟国家和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国家参加了会议。印度作为东亚峰会的创始国和非东亚地区的国家,无疑受到了更多关注。印度参加首次东亚峰会是其“东向”政策一个重要成就,用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话说,这是“历史性的会议”,标志着印度与东盟最终实现一体化的开始,是印度在21世纪全球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第一步。

自首届东亚峰会之后,印度以东亚峰会为平台稳步推进与东南亚和东亚国家的合作。印度积极参与东亚峰会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东亚峰会的理念、宗旨与印度倡导的亚洲经济共同体设想有相通之处。东亚峰会是东亚国家有关政治、经济与安全问题的对话论坛,其目标是推进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最终建立东亚共同体。印度积极倡导亚洲经济共同体,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提出了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的设想。曼莫汉·辛格总理将这一理念进行了升华,积极支持东亚共同体发展前景,将其作为“亚洲和平、共享繁荣与利益的有效途径”。[⑧]第二,巩固与东盟关系的需要。事实上,东亚峰会最终形成了东盟 6机制,东盟无疑成为东亚峰会的核心。印度已经认识到东盟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在东亚峰会平台上与东盟合作可以深化印度与太平洋地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其他世界经济贸易集团合作。印度想要在东亚峰会上发挥更大作用需要东盟成员国的大力支持。第三,深化与亚太国家合作的需要。在东亚峰会平台上,印度可以在次区域和双边层面与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寻求积极的合作,构建更加稳定的双边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从而稳步推进亚洲区域主义的发展。第四,平衡该组织各种力量的需要,譬如中国或日本。新德里参加东亚峰会可能使该组织更加平衡,也减少这一地区被任何大国支配的可能性。

(三)印度与上海合作组织(SCO)

    上海合作组织是亚太地区另一个重要的多边机制,从2001年该组织成立,印度便对其表示了密切关注。2005年,印度在阿斯塔纳峰会上获得了该组织的观察员地位。此后,印度就作为观察员列席每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2011年6月,第十一届阿斯塔纳峰会前夕,印度提出要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印度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不仅是满足其地区与全球战略的需要,也是上海合作组织在过去十年作为地区战略推手所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当前,上海合作组织成为维护中亚地区稳定和加强地区合作的重要手段和平台,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和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为基本内容的 “上海精神”有助于印度当前在中亚地区战略目标的实现。第十一届阿斯塔纳峰会再次重申开展经济、安全和人道主义合作,建立冲突预防与应对机制,讨论成立SCO能源俱乐部。这对印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当前,印度急于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主要为实现五个领域的利益:第一,确保能源供给的多元化,保持印度经济发展的增长势头。这是最为重要的利益。能源来源多元化,可以减少印度对动荡的中东地区的依赖,这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印度对石油进口的依赖预期从当前的72%增加到2030年的83%。中亚拥有丰富的能源,可以缓解印度能源需求压力。据估计,中亚占有世界天然气储备的4%(270—360万亿立方米),占有世界石油储备的2.7%(130—150亿桶)。[⑨]中亚地区的能源不仅有助于印度经济的增长,更能促进其民用核计划的发展。第二,安全利益。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在中亚的复兴引起了印度不安。新德里认为,如果这种趋向不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将最终对印度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尤其在激烈竞争的克什米尔。[⑩]鉴于伊斯兰运动诸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联系日益密切,进一步强化了印度的担忧。印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可以确保不稳定因素不溢出中亚。当前,印度加强其在中亚的安全利益最明显的成效是获得了在塔吉克斯坦艾尼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如果印度利益受到威胁,印度可对阿富汗和中亚的危机形势作出积极回应。一旦与巴基斯坦开战,艾尼基地则可为印度提供打击巴基斯坦的能力。第三,防止武器扩散。中亚在战略上位于四个核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中亚原先是前苏联的武器供应基地,中亚国家拥有大量高浓缩铀、核废料和铀储备。由于在边境和海关缺乏特殊检测装备,再加上政治腐败,导致裂变材料有走私的可能。其潜在的危险是致命的武器和原料不仅会落入同印度不友好的国家,而且会落入非国家行为体诸如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手中,这将对印度的安全利益构成巨大威胁。第四,商业利益。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之一是鼓励成员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和其他领域的有效合作。中亚能够为印度提供巨大的消费产品市场。印度的茶叶和制药工业已在中亚获得立足点,其IT、金融业、服务业、建筑业和食品加工业在中亚有巨大潜力。中亚的矿业对印度也具有吸引力,因为中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铜、铀、金和银等,而印度国内有巨大需求,完全依赖进口。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印度能够与中亚实现利益互补。第五,战略利益。印度人民党曾经宣布其雄心是让印度登上全球政治的中心舞台。中亚地区无疑是印度全球战略的必争之地。当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中国对该组织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印度在中亚的活动与中国形成了竞争。印度希望利用该组织缓解与中国竞争的压力,同时防止中国控制中亚地区,以免本国被该地区边缘化。

(四)印度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囊括了太平洋两岸主要的经济体,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1997年,印度表示愿意成为APEC的伙伴,但APEC未给予印度成员国身份,其理由是印度缺乏政治影响力、政府不稳定以及在亚太组织内部缺乏强有力支持者。印度急于加入APEC的主要原因在于印度想让“东向”政策合理化并得到APEC成员的认可。当前,印度加入APEC的愿望并不像当年那样强烈,其原因在于“东向”政策已获得了亚太国家的认可并取得巨大成就,印度几乎与所有APEC国家建立了稳定、健康的合作关系。

事实上,印度已经具备成为APEC成员的条件,其对APEC有巨大吸引力。第一,印度是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许多部门对国外投资开放。第二,由于新德里实施有效的“东向”和“东进”政策,印度与亚太许多国家的贸易(包括商品与服务)成倍增长。第三,印度一方面与东南亚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在双边基础上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协定,这有助于其“扩展邻国”经济目标的实现。第四,由于其经济表现,2007年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东亚峰会上日本提出泛亚洲经济区,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中日韩和东南亚国家,这被认为是使印度融入亚太轨道的坚实一步。第五,印度超过3.5的新兴中产阶级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为亚太成员国培育和发展经济活力提供了更好的市场。第六,印度与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以及美国建立了多层面的、稳固的双边关系,尤其是2006年与美国签订核协议后。第七,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包括欧盟和美国,印度虽也受到冲击,但很快便出现复苏。由于印度拥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以及庞大的新兴中产阶级队伍,使世界多数国家视印度为未来经济市场的终端。2010年奥巴马和萨科齐总统、温家宝和普京总理相继访问印度,表明新德里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日趋上升。

当前,对于印度和APEC而言双方都面临机遇。第一,印度与APEC国家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已取得巨大成功。据贸易统计资料显示,2005—2006年印度向APEC国家的出口总计达到470亿美元,占印度同年度全球出口的约46%。2005—2006年印度从APEC国家的进口共计520亿美元,占同年印度全球进口的35%。就流入印度的海外直接投资(FDI)而言,从1991年8月到2007年3月印度接受的全部FDI中APEC国家占据20%。同一时期,印度接受的全部FDI为540亿美元,APEC国家占据大约115亿美元。[11]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年几乎所有APEC国家都对印度进行了独立投资。第二,印度强大的IT部门能为APEC贸易便利化提供大量支持,诸如海关程序、无纸化交易和电子商务。而且,印度在WTO对话中获得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使APEC成员国能在世界贸易和新兴全球经济中收益处于有利地位。第三,印度能为APEC能力建构过程增添新的活力。印度可与APEC共同处理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问题。APEC始终在与全球共同面对的恐怖主义作斗争,而印度有这方面的直接经验。第四,APEC能为印度的贸易与商务促进、经济与技术援助以及地区公共商品和能源合作提供机遇。就贸易与商务促进而言,与APEC合作对印度有很大帮助,因为印度在基础设施部门有短缺,国家需要巨大投资来强化。来自发达的APEC国家专门的金融和技术援助可能有助于应对印度基础设施面临的一些相关问题。第五,APEC在处理能源安全方面有稳固的制度安排。对印度这样能源不足的国家来说,与APEC合作能带来重大利益。印度在技术方面已取得了重大发展,其最优的生产、分售和传输实践在发达的APEC国家很受欢迎。印度也期待APEC国家能在能源部门实施大范围投资。

也许,对于印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APEC能否给予其成员国的身份,而在于能够与APEC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实现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

综上所述,印度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其根本的动力在于发展经济,一切对外对内活动都要服务于发展经济的大局,这也符合当前印度总体的国家发展与对外战略的主导思想。
二、印度与亚太多边机制关系发展的深层次根源
当今时代,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已成为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的基本形式之一,与单边、双边构成国际关系和国家外交的三大基本形态。[12]在多边机制日益繁荣的今天,对于主权国家来说,依靠多边外交推进本国利益已经成为了一种必须。对于新兴大国来说,多边外交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在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的时代,新兴大国的崛起必须借助于多边外交来拓展本国的利益,抵制超级大国的挤压,改变现有的国际规则和条例,提高在国际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以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印度积极推动与亚太多边机制的合作体现了这一主题思想。

印度积极推动与亚太多边机制合作,其根源在于实现大国目标。印度独立前夕,尼赫鲁就曾指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13]印度独立后,尼赫鲁为实现印度的大国地位,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就是积极实施多边外交即不结盟运动,其结果是印度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力,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誉。当前,曼莫汉·辛格政府大力倡导“21世纪是印度世纪”的大国理念,要把印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国。辛格在外交上所采取的战术之一就是多边外交,如今在WTO、IMF和G20等重要的多边国际组织都能感受到印度的声音,听到印度的话语。在印度走向大国的道路上,亚太地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其积极推动与亚太多边机制的合作。

具体分析,印度参与亚太多边机制要实现四个目标:发展经济;促进自主;确保国家安全;实现社会地位和尊重。事实上,这四个目标是对印度大国目标的具体分解。2004年,印度外交部长贾斯旺特·辛哈就印度的大国追求发表演讲,具体概括了以上四个目标中的前三个。[14]同时,瓦杰帕伊总理谈到第四个目标,指出印度试图确保“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有意义的角色”,通过推进“合作化多极秩序”,这种秩序将会抑制现存大国并给予印度更大的发言权。[15]辛哈和瓦杰帕伊表述的印度对外政策目标并不是新鲜事物,所有这些目标根源于1947年印度独立后初期,但这些目标至今依然重要,对印度的对外政策趋向始终具有指导意义,也有助于理解印度大国追求的动机。

首先,发展经济。印度内部的安全问题与经济发展的目标密切相关。自从独立后,印度的发展面临都市贫民窟和农村大规模贫穷的挑战。作为正在争取大国地位的国家,多数人口贫穷对印度来说是个极大挑战,并对印度在扩大军队建设、经济自由化和其他政策等方面形成障碍。

印度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重大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当时的财政部长辛格指出,“只有成为全世界主要的经济大国,印度才会摆脱贫穷。”[16]事实上,印度的经济始终都在增长,其在国际贸易中表现更加积极,地位日益突出,强劲的经济增长也使印度总的GDP购买力接近于日本。然而,贫穷和不平等成为期主要问题。印度名义上的人均GDP甚至远远落后于如蒙古和喀麦隆这样的贫穷国家,国家多数财富的积聚提高了中产阶级的收益,而广大农村则更加落后。[17]2009年,印度计划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国家有超过4亿的人口每天生活不足1.25美元——这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界定的绝对贫困指数。[18]由于这些原因,一些印度人尤其是政治左翼对以军事扩张和自由化为特征的大国诉求的判断提出了质疑。[19]

作为新兴大国,印度国内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挑战,影响到印度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多边平台上与亚太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以确保印度在对外经济合作中有更多选择,并能够获得最优化的战略资源配置,对于印度来说是优先选择。

    其次,促进自主。长期以来,自主始终是印度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现代印度脱胎于英国殖民统治,其大国追求无法摆脱和避免与英国或其他外部大国的联系。1946年独立斗争期间,尼赫鲁提出了大国的概念,其明显的意图是提升印度人民和全体官兵的信心。他声称:“印度是当今世界的第四大国,另外三个大国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20]诚然,那个声明的理论意义要大于其现实意义。印度拥有庞大的军队和人口,但其拥有物质能力或政治影响力还不能对其大国地位进行合理的定义。甚至在摆脱英国统治之后,印度新政府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依然比较弱,国内面临严重挑战,印度面临被外部大国控制的可能性。冷战时期,印度的对外战略与战术在不断变化,但自主始终是国家外交政策的支柱。

    如今,印度的总体实力要比冷战初期强大,但自主仍旧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过去几年,当印度试图与美国达成有争议的民用核协议时,国内对该项计划批评最多的是其将有损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和独立。值得注意的是,执政的国大党虽然遭受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批评,仍旧展示了其在政治领域独立自主决断的魅力。殖民压制的记忆依旧存在于许多印度选民的脑海中,这给新德里的对外政策施加了强大的影响,激发国民的这种情结将有助于确保国家的政治独立。

    印度在运用多边主义确保自主性方面有成功的案例。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在外交上倡导不结盟政策,在印度的领导和推动下先后召开了泛亚洲会议、万隆会议和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印度通过不结盟外交使其独立于两大敌对阵营之外,成功扮演了第三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展现了其外交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今,伴随印度总体实力的增长,印度成为亚太主要多边机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子,其所展现出的大国风范和魅力为多数亚太国家称道,这也是其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

    再次,确保国家安全。对于印度执政精英来说,加强国内外安全既是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建设强大国家能力和影响力的原因所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其他新兴大国或既有大国相比,印度所面临的安全状况更为复杂。印度国家战略优先考虑的是将国家的能力用来阻止强大的对手。在现代历史上,印度认为其未能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主要由于其军事的脆弱性和受限制的地位。1962年中印战争产生了两大结果,一方面打破了尼赫鲁对第三世界团结的信念,另一方面加强了印度对其外部大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自此之后,印度始终认为中国是印度的安全隐患,许多印度官员至今仍然认为中国是印度利益面临的真正外部威胁,由此导致印度大国能力的“防御性”动机。[21]事实上,从近几年印度对外活动可以看出,其所展现的大国能力日益具有“进攻性”动机。

当前,印度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海上安全。印度认为,中国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缅甸的关系是其担忧的一个主要来源。中国在这些国家建立的基地或设备对印度形成了合围,运用“珍珠链”战略,中国能够对从亚洲沿海的马六甲海峡到波斯湾施加海上影响。中印在阿克赛钦和阿鲁纳恰尔邦未解决的边界争端也引发印度去建设更强大的军队。与任何新兴大国领导人一样,印度官员的最低限度是避免其在边界争端中处于劣势,保证不受邻国的威胁。

在陆地上,印度要实现其支配性地区大国地位也面临重大障碍。巴基斯坦始终是印度谋取支配性地区大国地位的最大障碍。1971年印巴战争将巴基斯坦一分为二,强化了印度的军事优势,但巴基斯坦频频向印度发难,拒绝默许南亚安全秩序由强大的印度来领导。克什米尔对印度来说也是特别棘手的事情。有印度学者认为,美国和中国频繁对巴基斯坦实施军事和经济支持强化了大国政治和印度地区志向失败之间的联系。[22]

国际关系理论通常关注的是与崛起大国相关的外部安全动向,而印度努力实现大国地位却反映了内部安全问题。尼赫鲁给印度留下的是一个庞大的、相当贫困的和令人生畏的多种族国家。甚至今天,印度虽然拥有发展良好的经济以及完备的民主规则和机制,但其领导人必须面临由贫穷、不平等和民族宗教分离导致的社会动荡的永久性挑战。分离的威胁依然严峻。

印度面临的国内外安全状况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必须与外部力量合作来化解安全困境。新时期,印度积极与亚太多边机制诸如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展开合作,一方面是为了抑制区域外大国对其形成的安全压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国内极端势力和分裂分子与外部势力勾结。

最后,实现社会地位和尊重。印度积极推动与亚太多边机制关系的第四个目标是提升其在国际外交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印度的领土面积、作为世界主要文明的中心地位以及反帝的身份,赋予印度成为地区领导和在世界舞台发挥重要作用的某种权利感。[23]然而,即使弱国也倾向于拒绝把印度看作地区和全球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印度还不是国际社会官方或非官方重要俱乐部的成员,印度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是G7和G8成员,也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主要股东。这表明印度的国际地位还未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印度的权势和影响力还未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为了实现加入这些有影响力的俱乐部,印度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战术性调整。印度首先关注的是地区性的多边机制,尤其是在经济上充满活力、政治上有重大影响力、安全上有密切相关性的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实践将证明,印度的选择为其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具有长远意义。
三、印度与亚太多边机制互动的意义
    进入21世纪,印度逐步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关注,这与其地缘战略的转变和对外战略的调整密切相关。冷战结束后,印度的地缘战略以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为战略核心,向东部、西部和北部三个方向进军,积极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展势力,试图从南亚大国迈向亚太大国。其地缘战略的具体规划是:印度的海洋战略利益从印度洋延伸到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域的广大地区,进一步向东扩展到南中国海和太平洋西部地区。印度的陆上战略利益向西延伸到战略位置重要和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地区,一旦控制西亚优越的战略位置,就可以控制从地中海进入红海和印度洋的战略支点;一旦控制了中亚这一传统的地缘政治中心地带,就可以扼住亚太各国进口石油的要道,从而与世界大国展开利益角逐与博弈。由此可见,印度的地缘战略逐步向亚太倾斜。同时,印度外交战略也在逐步调整,从追求以道义为基调的“理想主义”转向了以追求利益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印度采用了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而这些外交活动尤其重视亚太地区,所取得的成效显著。分析印度在亚太地区外交活动所取得成功的原因,除了重视与亚太大国的双边外交之外,多边外交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当前,印度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外交受到了亚太各国的普遍关注,为印度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也提升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因此,有必要对印度与亚太多边机制互动的意义进行分析。

第一,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印度不仅通过双边外交,更多是通过多边外交,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促使世界权力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从西方逐步转向亚太地区(当然,中国的作用不可忽视)。冷战时期,亚太地区的权力构成主要由美苏主导,两大派别的对峙和斗争是这一地区的明显特征。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权力构成以美、日、中为核心,成了金字塔状的等级结构;中亚地区,苏联解体后形成了权力真空,美国迅速入驻中亚一度形成了对中亚的支配地位。进入21世纪,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形成了超级大国主导下的多极权力中心,而这个中心中印度的地位日益重要。从经济层面分析,这个多极权力中心主要指中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等主要国家。在中亚地区,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展开了博弈,打破了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当前,印度已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并已申请要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一旦印度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地区将形成美、中、俄、印四大国相互博弈的局面。此外,印度对亚太地区权力结果的影响还表现在多个与印度相关的战略三角的出现,诸如中美印战略三角、中俄印战略三角和美日印战略三角。这些战略三角中,中美印战略三角具有决定性意义,其将决定未来亚太局势的走向,而印度的战略与政策将对整个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也决定印度在亚太地区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提升了印度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21世纪初,印度“东向”政策开始转变为“东进”政策,其范围超越东南亚延伸至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印度跻身亚太的逻辑是,要想在国际政治舞台中心有所作为就首选亚太,因为只有增大印度在东亚的存在,印度才有可能跻身亚太大国行列,在该地区取得与美、日、中、俄同等分量的角色。对于印度来说,如何跻身于亚太大国行列,依靠什么手段是个重大挑战。新兴大国崛起虽然与主导大国制定的规则有冲突,但在更多情况下,它们是在既定规则框架下发展的,在它们真正成为主导性大国之前,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去挑战现行规则,而是尽量去利用这些规则为自身谋取利益。[24]印度就是在遵守既定规则前提下,一方面平衡发展与亚太大国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多边机制,利用现有规则为本国谋利。印度与东盟关系成功走向制度化,就是印度参与亚太多边机制,利用既定规则并提升其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典型例证。2005年,印度受邀参加东亚峰会,是印度在亚太影响力提升的最好证明。当前,印度申请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已得到俄罗斯的大力支持;APEC的一些成员国已向印度发出邀请,作为APEC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美国也多次表示希望印度成为APEC的一员。这一切都表明印度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已为多数国家所认可。

第三,确保印度有一个相对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正如学者胡志勇所指出的,目前,印度正着力进行对其外交影响巨大的两件事:第一,努力发展军事实力;第二,努力营造与周边国家和谐的安全环境,与周边国家建立军事互信,以缓和外界对其所带来的压力。[25]印度的外部环境不仅限于南亚次大陆的周边,还包括东部的东南亚、西北部的中亚和北部的中国。当前,中印关于边界问题进行了十几轮谈判,虽然无实质性进步,但签订了相关的维护边境和平与稳定的协议,中印边界地区总体上保持稳定。印度始终认为中国是其最大安全威胁,事实上印度的安全隐患主要来自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在东南亚,马六甲海峡是联结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枢纽。每天世界石油约20%的供给要经过马六甲海峡。[26]对于印度及其亚洲邻国来说,它们共同关注安达曼尼科巴岛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资源、毒品贸易、枪支走私与恐怖主义……[27]对于印度来说,重点关注是“安达曼海的枪支走私活动,因为这些武器经过印缅漫长边境可能落入印度东北部搞分裂叛乱的集团之手”。[28]来自金三角国家(跨越泰国、老挝和缅甸)的有组织犯罪始终将安达曼海作为其活动基地,严重扰乱海上交通秩序。除了海上恐怖主义威胁,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几个伊斯兰军事组织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包括基地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圣战军等。当前,伊斯兰祈祷团(the Jamaah Islamiyah)是活跃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的最大恐怖组织。近些年,该组织将恐怖活动渗透到了巴厘岛和雅加达。印度对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关注主要源于能源问题,印度必须确保来自东南亚地区能源供给的安全。为了减少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印度希望东南亚国家诸如印尼、越南和缅甸向其提供能源。在地区层面,东盟地区论坛已经成为主要的安全机制,通过该机制印度已与东南亚国家进行了全面合作。在双边层面,在东盟 1框架下印度与几个东南亚国家建立了有效合作机制。近些年,印度与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家签订了防务合作协定,并与许多东南亚国家进行了联合反恐演习,有效打击了恐怖主义和犯罪集团。在中亚,印度的担忧主要在于能否有效确保能源供给安全、能否抑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外溢到南亚和能否防止伊斯兰极端势力与其国内伊斯兰势力勾结。在这些方面,印度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合作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之一是联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是成员国的共识,为此成员国进行了多次联合反恐演习。印度事实上间接地享受到了上海合作组织为其带来的利益。当前,印度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其目的是为了使该组织更好地服务于其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

第四,中国周边的局势更加复杂。中印作为正在兴起的两个大国,有合作的层面,但其竞争的层面会受到更多关注。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军事力量的拓展,中国周边的多数国家都认为中国是潜在威胁。而印度由于其经济、军事实力增长和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提升,自然被多数国家认为是制衡中国的最佳伙伴。从国际结构角度来看,印度容易被各国视为安全方面的伙伴,原因在于各国为应对中国的崛起,而将印度定位为针对中国的平衡器。而且,印度自身也希望成为多边战略伙伴,走多边主义道路,致力于谋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29]因此,印度与亚太多边机制的合作至少在逻辑上包含有制衡中国的企图。在东南亚地区,印度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对中国利益在这一地区的扩展起到了制约作用。在政治上,东盟对外的策略是大国平衡外交,在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形成“10 3”机制之后,2002年东盟也与印度达成了“10 1”机制。近些年,印度领导人频繁访问东南亚国家,加深彼此的互信与交流。在经济领域,印度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的水平虽然与中国与东盟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发展势头迅猛。2010年印度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双方在努力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同时致力于全面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2010年,印度和东盟10国的贸易额为503亿美元,双方领导人已经设定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700亿美元的新目标。此外,印度在科技、服务和人力资源领域的优势要强于中国。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印度逐步扩大与东盟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在马六甲海域共同巡逻、打击海盗和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将触角伸向了南中国海,参与了中国与相关东盟国家的利益争端。使该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印度进入东南亚及南海地区的重要动机就是在安全布局上反制中国, 防止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 并借此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增加中印博弈的筹码。[30]在中亚,该地区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资源对中印两国都有重要意义。两国在中亚有合作的理由和基础,但明显存在竞争,尤其是在油气开发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中国可以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来发挥其影响力,但中亚国家希望印度进入中亚能对大国(中国、美国和俄罗斯)起到牵制作用。同时,印度也在努力扩大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往来、商品贸易、服务、投资和技术交流。一旦上海合作组织接纳印度,中国在中亚的利益和优势将会一定程度上的削弱,也会使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增添更多的变数。
结 论
世界体系并不具有自动给予新兴大国与其力量相匹配的地位的机制,因此新兴大国势必要努力争取所谓的国际地位。[31]作为新兴大国,其所要获取的无非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势力范围以及对海上航线的控制权。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之下,新兴大国只有在既定规则下活动才不会招致既有大国的排挤和压制。印度很好地把握了这一传统国际法则,借助亚太多边机制的舞台,实施了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通过多边外交,印度提升了其国家实力,扩大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开始从次大陆大国迈向亚太大国。在亚太地区,印度不仅是中小国家合作的伙伴,也是大国所努力争取的对象。这一切要归因于印度为亚太多边机制带来的活力,也要归因于亚太多边机制为印度展现其外交魅力提供的平台。印度将亚太多边机制作为其崛起于亚太舞台的重要手段,这一外交策略在可预期的未来不会改变,因为印度还希望加入亚太地区两个重要的多边机制APEC和SCO。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


注释:

[①] Malla VSV Prasad,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ASEAN,” in Kumar, Sen and Mukul Asher (eds.), India-ASEAN Economic Relations: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oi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2006, p.270.

[②] 同上。

[③] Zhao Hong, “Indi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ASEAN: From China’s Perspective,” East Asia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133, October 2006.

[④] A. B. Vajpayee, “India’s Perspectives on ASEAN and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dia’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Website, April 9, 2002, http://www.mea.gov.in/sshome.htm.

[⑤] Amitabh Mattoo, “ASEAN 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Frédéric Grare and Amitabh Mattoo (eds.), India and ASEAN: the politics of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New Delhi: Manohar, 2001, p.168.

[⑥] 同上,第175页。

[⑦] Malla VSV Prasad,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ASEAN,” in Kumar, Sen and Mukul Asher (eds.), India-ASEAN Economic Relations: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oi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2006, p.270.

[⑧] Nagesh Kumar,"India in 21st Century Asia-Pacific", in Y. Yagama Reddy (ed.), merging India in Asia-Pacific, New Century Publications, 2007, p.11.

[⑨] Inglof Kiesow and Nicklas Norling, “The Rise of India: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 Silk Road Papers, January 2007. p. 86.

[⑩] Blank, Stephen, “India’s Rising Profile in Central Asia,”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22, No.2, April 2003, p.141.

[11] K K Modi, “India: APEC’s Missing Piece?” CACCI Journal, Vol. 1, 2008, pp.1-5.

[12] 汪小澍:“新形势下亚洲多边主义发展趋势”,《国际展望》,2004年7月,第57—61页。

[13] [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页。

[14] Yashwant Singh, “What It Takes to be a World Power,” Address to the India TodayConclave 2004, December 3, 2004, 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press/eam_indiatoday.htm.

[15] Atal Bihari Vajpayee, “India Tomorrow: Building an Indian Century,” Address to theIndia Today Conclave 2004, December 3, 2004, http://pib.nic.in/release/release.asp?relid=1305&kwd=.

[16] “Commanding Heights: An Interview with Manmohan Singh,” PBS, February 6, 2001, http://www.pbs.org/ 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int_manmohansingh.html.

[17] Jayati Ghosh,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and India: Policy Implications of Recent Trends,” United Nations DESA Working Paper No. 92 , January 2010, pp.14-16.

[18] “100 Million More Indians Now Living in Poverty,” Reuters, April 18, 2010.

[19] The 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sia Report, Rising India’s Great Power Burden(summarizing a lecture by C. Raja Mohan), January 2010, http://www.gwu.edu/~sigur/.pdf.

[20] Jawaharlal Nehru,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1 (1984), p.311 and vol. 14 (1995), p.325.

[21] R.S.N. Singh, “Threat Perception of India,” Indian Defence Review, August 13, 2010,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spotlight/Threat-Perception-of-India.html.

[22] Baldev Raj Nayar and T.V. Paul, India in the World Order: Searching for Major-Power Sta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 3, pp.66-98.

[23] Stephen P. Cohen, “India Rising,” The Wilson Quarterly, (Summer 2000), p.52.

[24] 赵干城:“国际体系与印度崛起”,《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6期,第22页。

[25] 胡志勇:“全球聚焦下中国、印度崛起的战略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7 年第6 期,第84—89页。

[26] Prakash Nanda, Rediscovering Asia: Evolution of India’s Look-East Policy, New Delhi: Lance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03, pp.19-20.

[27] Kishore Kumar, “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 Our Gateway to the East,” in Raja Reddy (ed.), India and ASEAN: Foreign Policy Dimensions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Delhi: New Century Publications, 2005, p.48.

[28] Frédéric Grare, “In Search of a Role: India an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in Frédéric Grare and Amitabh Mattoo (eds.), India and ASEAN: the politics of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Manohar, 2001, p.135.

[29] 胡志勇:“全球聚焦下中国、印度崛起的战略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 年第6 期,第84—89页。

[30] 刘少华、高祖吉:“印度崛起对中国地缘政治的影响”,《南亚研究》,2011年第2期,第28-29页。

[31] 赵干城:“国际体系与印度崛起”,《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6期,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