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是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国家，长期高举反以、反美旗帜，与伊朗结为战略同盟，与埃及、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有宿怨，致力于争夺阿拉伯世界领袖地位，在中东地区发挥着独特作用。目前的叙利亚危机构成西亚北非动荡的组成部分，并将对中东格局、力量对比、阿拉伯世界发展前景、域外大国角逐态势等产生重要影响。推翻巴沙尔政权是美国既定目标，可能实现，但叙利亚的动荡将长期化。

一、叙利亚战略作用重要
叙利亚位于亚洲大陆西部，地中海东岸，分别与土耳其、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毗邻，面积18.5万平方公里，人口2220万（2011年），[①]是阿拉伯世界古代文明摇篮之一。公元前16世纪，乌加利特王国（Ugarit）就创造了楔形文字。公元前9世纪出现农耕文明。公元前4世纪发轫“建筑革命”，出现中东地区最庞大的城廓、庙宇和宫殿群落。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叙利亚出现奴隶制城邦国家，主要居民是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Semite），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居民同宗同族。闪米特人勤劳智慧，使古叙利亚王国的商业、造船业和航海业驰名地中海。因叙利亚美丽富饶，扼东地中海战略要冲，故引发列强争夺。亚述、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拜占庭等帝国先后统治过叙利亚。

公元633—638年，伊斯兰教首任哈里发阿布·拜克尔发动征服叙利亚的战争，剿灭拜占庭帝国守军，迫使原住民皈依伊斯兰教。公元661年，麦加古莱氏部落首领穆阿维叶在叙利亚建立倭马亚王朝（Umayyad Caliphate），定都大马士革，中国史书称为“白衣大食”。公元750年，倭马亚王朝被阿巴斯王朝推翻，叙利亚沦为阿巴斯王朝领地。1175年，库尔德政治家和战略家萨拉丁（Saladin）率军占领叙利亚，将阿尤布王朝扩展为萨拉丁帝国，首都大马士革，并于1192年挫败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517年，叙利亚被奥斯曼帝国征服，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1918年10月至1920年7月，麦加酋长谢里夫·侯赛因趁奥斯曼帝国对中东的统治土崩瓦解之时，派其三子费萨尔（Faisal bin Hussein）进兵叙利亚，宣布成立“大叙利亚王国”，疆域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这也成为叙利亚从1976年至2005年驻军黎巴嫩的“理由”之一。“大叙利亚王国”是在英法等欧洲列强加紧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地并试图霸占中东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英法不能容忍这种局面。1920年4月，英法等协约国聚会意大利圣雷莫（Sanremo），[②]决定叙利亚和黎巴嫩由法国托管，巴勒斯坦由英国托管。1920年7月，法军占领大马士革，废黜费萨尔国王，开始对叙利亚的托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被纳粹德国击败并占领，贝当傀儡政府无力维持对叙利亚的殖民统治，1941年9月，“自由法兰西军”总司令加德鲁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名义宣布叙独立及结束法“委任统治”，“自由法兰西军”取代了维希法国（Vichy France）的对叙占领。1943年8月，叙利亚政府成立，舒克里·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当选首任总统，他要求法国撤军。1945年，叙利亚加入联合国。1946年4月17日，法军撤出叙利亚，这一天也成为叙国庆节。法军撤离使叙获得真正独立，叙开始成为阿拉伯大家庭的一员，并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发挥重要作用。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领导埃及人民抗击英、法、以色列的联合侵略，被阿拉伯世界拥戴为民族英雄和领袖，引来叙军方部分将领崇拜。1958年2月，埃叙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纳赛尔宣布解散叙一切政党，要求叙工商业实行国有化，推行对叙军的“彻底整编”。这些举措是纳赛尔“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初步尝试，叙政界和军界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最终反对派占据上风。1961年9月，叙部分军官发动政变，夺取国家政权，宣布叙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各政党恢复活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简称复兴党，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上升为中坚力量，并扩展为跨国政党，在伊拉克、约旦、黎巴嫩、也门、突尼斯和巴勒斯坦建立了分支机构。1963年2月，复兴党在伊拉克发动政变，夺取国家政权。同年3月，复兴党在叙利亚发动政变，上台执政。1970年11月，叙国防部长兼空军司令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在军队支持下发动“纠偏运动”，改组复兴党领导机构，接管国家政权，从此开始了长达42年的家族统治（2000年6月阿萨德次子巴沙尔继任总统），直至今日。

本文所涉及的叙利亚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战略作用，与阿萨德家族统治息息相关。概括而言，叙利亚战略作用主要表现为：

（一）叙利亚是阿以冲突的重要一方，其战略选择和政策走向牵动阿以之间的战与和。叙利亚在阿以冲突中的作用更多体现于阿萨德统治之后。哈菲兹·阿萨德出生于拉塔基亚省卡尔达哈镇，其家族属什叶派阿拉维分支。在逊尼派居经济、政治、宗教压倒优势的阿拉伯世界，阿萨德的宗教血统显然对他实现政治抱负不利。于是，务实、灵活善变、投机钻营、借重各类矛盾成为他的处世之道。阿萨德天资聪颖，能说会道，少年时代学习成绩优良，青年时代加入复兴党，并于1951年当选为“全叙学联”主席。他于1952年进入霍姆斯军事学院学习，后加入叙利亚空军，1955年成为少尉飞行员。1957—1958年，他被派往前苏联受训，回国后成为阿联空军精英飞行员，在埃及开罗郊外空军基地任中队长。他因赞成埃叙合并而在1961年回国后被叙空军开除。1963年重返军队后，他积极参与复兴党政变筹备。同年3月政变成功后，阿萨德从此平步青云。1966年2月，阿萨德再度参与复兴党少壮军人政变，出任国防部长兼空军司令。

阿萨德认为，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对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和前途命运承担“特殊责任”，并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之一”。他曾批评一部分阿拉伯国家“因自私自利”而导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惨败。作为叙国防部长兼空军司令，阿萨德参与指挥了1967年的“六·五战争”，后来把战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昏庸”和叙领导人萨勒赫·贾迪德的“无能”。“六·五战争”使叙利亚戈兰高地被以色列占领，直至今日。1973年，阿萨德与埃及总统萨达特经过筹划，并与沙特、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巴解组织等方沟通，于10月6日发动以“雪耻”为目的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该战于10月22日结束，以埃及、叙利亚为主要参战方的阿拉伯国家未能收复西奈半岛、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且埃、叙两国军事力量大伤元气。阿萨德指责萨达特“指挥失当”，造成叙军承担主要压力并蒙受重大损失，表示要继续联合阿拉伯国家重整旗鼓、“收复失地”。

第四次中东战争惨败，促使萨达特放弃武力收复失地的想法，转而谋求政治解决。萨达特驱逐了全部前苏联军事顾问，缓和了埃美关系，主张与以色列展开和平谈判。在美国总统卡特的调解斡旋下，1978年9月埃以签订《戴维营协议》，以色列承诺归还西奈半岛和分步骤实现巴勒斯坦“自治”。阿萨德猛烈抨击萨达特“出卖阿拉伯世界”，叙利亚与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民主也门、巴解宣告成立“拒绝阵线”，宣示反对《戴维营协议》及埃以媾和，拒绝通过和谈解决阿以争端，加强与前苏联合作，以抗衡美国和以色列。在阿萨德游说下，阿盟开除埃及，阿盟总部由开罗迁往突尼斯。

埃以签订《戴维营协议》后，阿以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以色列的变化。“拒绝阵线”的影响力日渐衰落。1990年8月，萨达姆侵略并占领科威特，引发1991年的海湾战争。阿萨德为除掉萨达姆这个对手，决定取悦美国和沙特，遂派兵加入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海湾战争将萨达姆逐出科威特，美英等国在伊拉克设立南、北两个禁飞区，并对伊拉克实施全面制裁。作为对阿萨德的“奖赏”，美国默认叙利亚以武力剿灭黎巴嫩奥恩军政权，加固了叙对黎控制。时值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东欧剧变，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一超地位确立，阿萨德决定叙利亚参加马德里中东和会。从1991年12月至2000年3月，叙以之间举行多轮会谈，阿萨德与克林顿两度会晤，因叙以立场南辕北辙，谈判无果。2000年4月，叙方以巴以冲突升级为由，主动中断与以和谈。时至今日，叙以之间在国际法意义上仍处于对敌状态。2000年7月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后，为证明以色列仍“侵占”黎领土，阿萨德之子巴沙尔（Bashar Hafez al-Assad，继位总统）决定将“叙属以占”沙巴农场认定为黎领土。从阿以争端全局看，叙以之间若不媾和，中东和平进程就难以全面突破。

（二）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地区强国，其纵横捭阖关乎阿拉伯世界的分化组合。阿萨德及其子巴沙尔都是拥有远大抱负的阿拉伯政治家，父子俩渴望阿拉伯世界能够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得到振兴，更渴望阿拉伯世界实现“集体领导”，叙利亚成为这种领导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沙特凭借其宗教影响和雄厚财力，自诩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及清真寺的守护者，并仰仗伊斯兰会议组织（OIC）总部所在地的区位优势，被多数阿拉伯国家认定为“宗教领导者”。事实上，沙特的宗教影响力正不断转化为政治领导力、经济诱惑力和战略影响力。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人口大国并依托自身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一直将这些因素不断转化为调动大国关系及引导“战与和”走向的能力，自1956年收回苏伊士运河并倡导不结盟运动以来，特别是在四次中东战争中担当“领导”，在巴以和谈中担当斡旋者，因而与沙特并驾齐驱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虽然2011年经历“阿拉伯之春”，埃及经济和内政问题堆积如山，影响到地区行为能力，但这只是阶段性现象。从总体和总趋势看，沙特、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恐难有他国取代。尽管如此，自阿萨德掌权以来，叙利亚一直是能够撬动阿拉伯世界分化组合的重要力量，先后表现为组建“拒绝阵线”将埃及逐出阿盟，长期操控黎巴嫩局势牵制中东和平进程，策应美国、沙特、埃及推翻萨达姆政权，与伊朗结盟，使阿拉伯世界难以结成遏伊（朗）统一战线，目前又竭力争取伊拉克、黎巴嫩、也门、苏丹、突尼斯、利比亚等国与沙特、埃及明争暗斗。

（三）从20世纪80年代起，叙利亚与伊朗结为战略同盟，有力牵制了美国中东战略的推展。20世纪70年代，阿萨德家族因教派、阿以战争“功与过”、《戴维营协议》、黎巴嫩战乱等问题与多数阿拉伯国家产生矛盾，陷入孤立。最主要的刺激因素包括：什叶派阿拉维分支在叙利亚掌权引起沙特等国不安；叙利亚将四次中东战争失败的责任归咎埃及，并脱离阿联，造成埃叙不睦；叙利亚与伊拉克争夺阿拉伯复兴运动领导权致使彼此反目；叙利亚独控黎巴嫩、恢复“大叙利亚”版图的努力引起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警觉。为增加地缘政治筹码，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老阿萨德毅然决然地与伊朗结盟。其主要考虑是利用两伊矛盾（特别是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削弱萨达姆政权，同时消除伊拉克复兴党对叙利亚复兴党“阿拉伯民族领导地位”的挑战；借重伊朗巩固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控制，利用黎巴嫩战乱牵制中东和平进程和美国中东战略的推行，主要通过与伊朗联手扶植真主党坐大，并与伊朗“抱团取暖”抵御美国压力；支持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削弱沙特、埃及等国的地区影响力。

二、推翻巴沙尔政权是美国引导中东变局的重要内容
中东历来是美国全球战略重点之一，无论是冷战年代还是21世纪均如此。多年来，美国中东战略目标具有稳定性，主要包括：

（一）维护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避免因在此问题上的失误，冒犯美国国内强大的犹太财团和利益集团。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犹太裔族群为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奠定作出了突出贡献。犹太裔族群无可争议地构成美国知识界、商界、政界的精英阶层，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形成与制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对美国而言，以色列是制约阿拉伯世界崛起的重要力量，维护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涉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坐大、打击恐怖主义和推动阿以（含巴以）之间实现和平。

（二）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市场和战略通道，重点是海湾地区，以确保美国对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导力。多年来，美国一直努力构建 “中东大市场”，并试图将其与欧盟倡导的“巴塞罗那进程”（即“环地中海经济圈”）协调起来，但进展不顺，主要阻力来自阿以矛盾（含巴以、叙以争端）和伊朗搅局。

（三）对阿拉伯世界进行“民主改造”。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曾推出“民主改造大中东计划”，主要依据是阿拉伯世界独裁政权成为域外“一党专制国家”的战略依托，成为“民主制度在全球胜利”的障碍，须逐一拔除。叙利亚早就被美国列为“无赖国家”[③]之一，并认为叙与“邪恶轴心”[④]结为命运共同体。因此，叙利亚是美国在中东推行“政权更迭”的必然对象。

（四）遏制并更迭伊朗政权。伊朗自1979年 “伊斯兰革命”胜利以来，内外政策发生彻底转变，由冷战时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盟友，摇身变为美以头号敌人。这就迫使美国中东战略增添一个重要目标：组建遏制伊朗的地区联盟，并择机推翻伊朗政权。自里根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均认为，伊朗是美国推展中东战略的最大障碍。叙利亚因与伊朗结为战略同盟，故成为美国更迭伊朗政权须先扫清的“外围”。

自2011年初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一些国家爆发民众要求执政者下台的街头运动，美欧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媒体将其描述为“阿拉伯之春”[⑤]，用以类比1968年爆发的“布拉格之春”。1月14日，执政24年的本·阿里迫于内外压力流亡沙特。2月11日，穆巴拉克在失去埃及武装部队支持后宣布辞职并遭软禁。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权更迭，在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引发骨牌效应。也门、巴林、阿曼、约旦、阿尔及利亚、黎巴嫩、伊拉克、苏丹、毛里塔尼亚、摩洛哥、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陆续爆发规模不等的反政府游行或集会。阿曼、约旦、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等国出现政府改组。阿尔及利亚结束长达19年的紧急状态，允诺“给予民众充分民主与自由”。[⑥]苏丹总统巴希尔宣布2015年任期届满后“不再谋求连任”。[⑦]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宣布“不再寻求第三个总理任期”。[⑧]

受突尼斯、埃及政权更迭刺激，从2011年3月15日起，叙利亚大马士革、阿勒颇、哈塞克、德拉、代尔祖尔、哈马、霍姆斯等主要城市相继出现反政府示威，要求开展政治改革和保障人权。当局出动军警逮捕了3000多人。翌日，数万民众响应叙利亚女权主义者苏海尔·阿塔希（Suhair Atassi ）的号召，继续在上述城市游行。叙利亚内政部则对外国媒体吹风说，各地出现了拥戴巴沙尔总统的游行。但是，巴沙尔总统对总理府、内政部及地方官员应对举措及表态不满，先后撤换了总理、内政部长、德拉省和哈马省省长，命令正规军动用坦克、装甲车和直升机镇压，允许特种部队进入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抓捕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者。从4月上旬至6月中旬，政府军先后平息了德拉、霍姆斯、吉斯尔舒古尔、哈马等城市的反政府活动，基本控制了局势。中东媒体报道，约有几百人死亡，几千人受伤。西方媒体报道的死伤数字则更大。[⑨]叙官方声明抨击外媒夸大了死伤数字。在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被镇压下去后，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在北部地区与政府军展开了游击战，使政府派出的军警蒙受一些伤亡，促使政府方面加大清剿力度，并将军事行动定性为“打击恐怖分子”。政府方面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民众越境逃生至土耳其、约旦、黎巴嫩等国。截至2012年9月，逃往约旦、黎巴嫩、土耳其的叙难民超过25万。其中，土耳其境内的叙难民约10万人。

在主要以军事手段稳定局势的同时，巴沙尔总统为应对内外压力，也采取了一些怀柔措施，包括取消“紧急状态法”、颁布大赦令、批评军队“反应过度”、承诺开展政治改革等，但主要反对派并不领情。在上述背景下，美欧不断施加影响，冀望以压促变。奥巴马多次指责巴沙尔总统“镇压民主运动”。欧盟及英、法、意等国领导人予以呼应。4月29日，奥巴马以侵犯人权为由宣布美国对包括巴沙尔总统在内的一批叙利亚高官实施制裁并冻结他们的资产。欧盟宣布了相同内容的制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谴责叙利亚的15国提案。5月20日，奥巴马公然要求巴沙尔总统辞职。7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巴沙尔已失去执政合法性，美国已经在考虑叙利亚进入后巴沙尔时代的可能性。[⑩]

推翻巴沙尔政权同时符合沙特、土耳其等国的利益，因此在叙利亚动乱伊始，沙特、土耳其、阿联酋等国便积极推波助澜，大力扶植叙利亚反对派，包括提供大量资金。埃及在推翻穆巴拉克、基本完成政治过渡后，也加入了“倒巴沙尔”的地区联盟。在沙特、埃及等国推动下，阿盟数次通过谴责巴沙尔“镇压平民”、“制造人道主义危机”的决议，直至终止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并启动对叙经济和外交制裁。

这些国际和地区气候对叙利亚反对派形成巨大鼓舞，坚定了它们依靠外部支持“倒巴沙尔”的信心。2011年7月，以里亚德上校（Riyad al-Asad）为首的一批哗变官兵组建“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拉开了叙利亚内战的序幕。“叙利亚自由军”总部设在土耳其境内，在难民营内招兵，开展军事训练，并依托土叙边界向叙境内渗透。从2011年8月至12月，“叙利亚自由军”由几百人扩展到两万人，截至2012年10月，其规模已接近5万人，具备了在阿勒颇、霍姆斯等地展开争夺战和在首都大马士革从事袭扰战的能力。“叙利亚自由军”得到美国的政治支持，得到沙特、阿联酋等海合会国家的雄厚资金支持，得到法、英、土耳其的武器装备和人员培训支持，故日益壮大，战斗力越来越强。“叙利亚自由军”的主要构成包括政府军变节官兵、“穆兄会”激进成员、越狱逃犯、失业青年、流氓地痞、对社会不满且要报复的人员等。“叙利亚自由军”成立后，“基地”组织新掌门人扎瓦赫里发布宗教敕令（Fatwa），号召阿富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车臣、伊拉克、阿拉伯半岛、马格里布等地的追随者们前往叙利亚“开展圣战”，推翻巴沙尔政权，原因是巴沙尔政权违背伊斯兰教义，长期实行世俗统治，腐蚀了穆斯林的灵魂，理应受到真主惩罚。鉴于巴沙尔统治摇摇欲坠，故可将其推翻。为响应扎瓦赫里的号召，许多“基地”组织武装分子进入叙利亚，他们骁勇善战，令“叙利亚自由军”刮目相看，部分“基地”组织成员还渗入到“叙利亚自由军”，企图日后对其进行“伊斯兰改造”。除“基地”组织外，西亚北非的其他武装组织也派人进入叙利亚。例如2012年初，约有600名“利比亚国民解放军”武装人员经土耳其入境，约50名埃及“赎罪与迁徙者组织”西奈半岛分支武装人员经黎巴嫩进入叙利亚。他们中的部分人在与叙政府军交战中被俘，直接印证了“外国武装人员参与叙内战”的事实。

为实现低成本、短时间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标，美欧及沙特、土耳其、阿联酋等国曾推动安南出任联合国和阿盟“双特使”，斡旋叙利亚危机，尝试复制“也门模式”，[11]但因巴沙尔不放弃权力且政府军与“叙利亚自由军”交战升级，故转而全力支持反政府武装，冀望以武力推翻巴沙尔。2012年7月9日，安南承认斡旋失败，8月2日宣布辞去特使职务。在俄罗斯、中国等国的强烈主张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与阿盟秘书长阿拉比磋商后，任命阿尔及利亚前外长卜拉希米接替安南。卜拉希米于9月13日访叙，与巴沙尔和叙外长穆阿利姆会谈，希望促成叙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间实现停火。巴沙尔强调，政府军是在“打击恐怖分子”，希望联合国和阿盟站在公正立场上，制止一些国家向恐怖组织提供援助。巴沙尔还表示，叙政府愿与主张以和平方式呼吁政治改革的派别展开对话。2012年10月初以来，叙土边界不断发生叙境内迫击炮弹落入土境事件，土军予以还击，并向土叙边界大量增兵。继而发生土耳其空军拦截并迫降叙客机事件，土叙双方先后宣布禁止对方客机飞越领空。土叙紧张关系骤然升温，土总理埃尔多安和土军总参谋长均扬言将视情对叙采取军事行动。美、法、英、沙特、阿联酋等国表示支持土耳其。为使局势降温，卜拉希米先后出访土耳其、伊朗、法国、沙特、埃及，呼吁各方推动叙危机的和平解决。除得到伊朗积极回应外，其余各国对卜拉希米的呼吁虚与委蛇。美国通过“倒巴沙尔”的努力，进一步加固了与沙特、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等地区盟友的关系。美国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决心早定，不会更改，且对以和平谈判方式达成妥协不感兴趣。

目前，巴沙尔政权在伊朗的慷慨支持下，包括资金和军事顾问援助，重新将斗争重心转向对包括“叙利亚自由军”在内的反政府武装的全力清剿，政府军在阿勒颇、霍姆斯等地已经掌控战场主动权。反政府武装规模虽继续扩大，但山头林立，缺乏统一指挥与协同，从总态势看仍不是政府军的对手。但反政府武装藏匿暗处，分散游击，战术灵活，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政府军也难以剿灭它们。叙利亚内战正在继续进行。
三、巴沙尔政权终将被推翻，叙利亚将陷入长期动乱
在有限的政治改革措施无法化解反对派“倒巴沙尔”和西方干预的情况下，巴沙尔政权将主要依靠国家强力和伊朗支持来维系统治。通过长期经营，叙利亚建立起了复兴党控制下的警察、安全部队、情报搜集、反间谍体系和约40万人的常备军，装备前苏联、伊朗和朝鲜武器系统。叙安全部队和正规军武器系统与北约装备相比虽有差距，但由于部队训练有素，与包括“叙利亚自由军”在内的反政府武装相比，仍居压倒性优势。在北约国家和美国地区盟友不直接进行武力干预的情况下，叙政府军尚有较强的控局能力，可保障巴沙尔不被推翻。

对于这一形势，美国及法、英、土耳其等北约国家心知肚明。如需对叙利亚进行武力干预，也必须由美国出面担任政治和外交“领导”，法、英、土耳其等冲在一线具体实施干预，变相复制“利比亚模式”。[12]无奈奥巴马正忙于大选，顾不上将军事干预叙利亚一事提上日程。在此情况下，法、英、土耳其等国不能抛开美国提前进行军事干预，只能等待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目前，法、英、土耳其、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埃及等国所能做的仍局限于扶植伊斯坦布尔、开罗两地的叙利亚政治反对派，继续在舆论上对巴沙尔政权进行“妖魔化”，继续向“叙利亚自由军”等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武器和人员培训支持，鼓励反政府武装在阿勒颇、霍姆斯等地采取更大规模的伏击和偷袭行动，以壮声势和动摇政府方面的军心民气。

美国大选结束后，无论奥巴马蝉联总统，还是罗姆尼入主白宫，对叙利亚军事干预一事都将提上日程，主要动因有：

（一）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都认定，伊朗将在2013年上半年搞出核武器，必须加以阻止，办法是在伊朗跨过“核门槛”前将其核设施摧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希望与美联手干，并扬言如美不干，以色列将“单干”。对伊朗核设施动武事关重大，美须在更迭巴沙尔政权后才能将动武矛头指向伊朗。在巴沙尔未被推翻前，美国须压以色列“克制”，并领导盟国加速推翻巴沙尔。

（二）美国希望通过推翻巴沙尔政权，确保以色列的北部安全。受美国政府委托，美国和平研究所已于2012年7月出台“翌日计划”（“The Day After” Project），[13]主张加快叙利亚“民主过渡”。报告建议，“后巴沙尔时期”的叙利亚政府必须是“民主且对以色列无敌意的政府”，“不再要求以武力收复戈兰高地”，“奉行与西方民主自由世界充分合作的政策”。因此，更迭巴沙尔政权，可同时讨好以色列和美国内强大的犹太势力，这对民主、共和两党领导人都是必修功课。

（三）土耳其、沙特、埃及、约旦等地区盟友已经承受不起叙利亚问题久拖不决。土耳其已接收10万难民，经济上不堪重负，加之叙利亚危机刺激土叙两国的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联合，威胁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稳定，这是土急欲更迭巴沙尔政权的原因，并急盼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约旦国小且财力有限，在国际金融危机和西亚北非动荡的双重冲击下，经济十分困难，旅游业萎靡不振，青年失业率达14%，民众不满日增，而接收8万叙难民更是雪上加霜。约旦王室惧怕西亚北非动荡祸水殃及自身，呼吁美国“解决叙利亚问题”，并警告美国，一旦哈希姆王朝被推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将上台，约以和平条约将会被废止。埃及希望尽快“倒巴沙尔”，以清除对手，提升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沙特敦促美国主导叙利亚“政治转型”，以便阿拉伯世界“各利益攸关方”腾出手来应对伊朗威胁。对于地区盟友的呼吁及困难处境，美国不能置之不理，否则美国中东战略调整无法推展。

（四）包括奥巴马、希拉里在内的美国政要多次信誓旦旦要“推翻巴沙尔政权”，如不能兑现，既有损美国颜面，又将失信于西方和中东地区盟友，故美国须树立言行一致的形象。希拉里已扬言，美国说到做到。

从叙利亚危机发展趋势看，巴沙尔政权终将被推翻。原因在于：一是叙利亚与美欧及地区反叙国家间力量对比悬殊，虽获伊朗支持，但难以扭转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态势。二是叙在世界和中东地区空前孤立，外部形象已被彻底损毁，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的人心向背局面极为不利。尽管美欧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向安理会三次提交涉叙问题决议遭中俄否决，但这些国家在联大两度推出涉叙决议，获高票通过，间接占领了推动叙政权更迭的“道义高地”。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赖斯称，一百多个国家都认为巴沙尔政权践踏人权、屠杀平民、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已经丧失执政合法性，说明推翻这样的政权“顺应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下一步，美欧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可能再次向安理会提交涉叙决议，也可能再次遭否。在这种情况下，联大涉叙决议将成为军事干预的“道义通行证”。三是巴沙尔当局逐渐丧失凝聚力，军警宪特部门“反水”人员已逾2万，20多名将军、300多名校级军官加入反政府势力，包括总理、驻外大使在内的高官陆续叛逃，这些事件严重冲击民众对当局能否维持统治的信心。四是与利比亚相比，叙利亚幅员狭小，一旦外部军事干预开始，战场力量对比将迅速改变。多轮空袭过后，叙空军、防空系统、雷达站可能瘫痪，大部分坦克、火炮、装甲车可能被摧毁或被迫隐蔽，无法对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持。相反，反政府武装的重武器会增多，队伍会迅速扩展，并展开对首都和巴沙尔家乡的进攻，直至俘获或击毙巴沙尔，改朝换代。欧美及中东地区舆论普遍估计，在外部军事介入的情况下，叙利亚“政权更迭”的时间跨度要比利比亚“倒卡扎菲”耗时短得多。

巴沙尔政权被推翻，并不意味着叙利亚和平、民主、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百姓福祉的实现，而是拉开了更大动乱的序幕，甚至是更加惨烈的战乱，主要动乱因素包括：

（一）新政权将遭遇阿拉维派（Alawis）的武装反抗。巴沙尔被推翻后，作为其家族统治基础的阿拉维派将丧失对国家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掌控地位，沦为弱势群体。不仅如此，在阿萨德家族42年的专制统治中，政府、军队、复兴党、警察、特务机关、法院、监狱由阿拉维派控制，权贵和精英阶层的主体为阿拉维派，大量官员成为既得利益者，许多人被反对派认定“有血债”，势必遭到“彻底清算”。根据叙主要反对派“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NC）”的施政纲领，包括“穆兄会”在内的主要反对派都将在未来权力架构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穆兄会”代表逊尼派穆斯林的利益，是阿萨德家族和阿拉维权贵和精英阶层的死敌，强烈主张“彻底清算”。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穆兄会”在声讨巴沙尔“罪行”的檄文中，多次提及1982年2月的“哈马惨案”，[14]约2万5千名“穆兄会”成员及家属被政府军杀戮，哈马城几乎被叙军炮火夷为平地。而阿拉维派则不会甘心于巴沙尔政权被推翻和被“彻底清算”，将选择与新政府展开武装斗争，重新夺权。

（二）伊朗不会坐视伊叙战略同盟被摧毁，势必要动用一切手段，将美国“民主改造叙利亚的硕果”变为“苦果”。其主要途径包括：支持阿拉维派以武力反抗新政府，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秘密进入叙利亚，与阿拉维派并肩作战；策动黎巴嫩真主党介入叙利亚战乱。近几个月来，中东和欧美媒体陆续出现真主党武装与叙政府军协同作战的报道。[15]除地缘战略考量外，伊朗力挺阿拉维派还源自宗教情结。阿拉维教义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重要分支，与伊朗什叶派同属“十二伊玛目”分支，伊朗于2012年8月宣布的“抵抗轴心”[16]就包括阿拉维派和黎巴嫩真主党。

（三）“基地”组织搅局。为响应扎瓦赫里的号召，世界各地的“基地”组织成员分别从黎叙、土叙、约叙、伊（拉克）叙边界渗入叙利亚，或加入“叙利亚自由军”，或各自为战。扎瓦赫里指责巴沙尔政权推行世俗化统治，“玷污伊斯兰教”，呼吁伊斯兰圣战者在推翻巴沙尔的同时，向广大民众“传播真正的伊斯兰教”，在“后巴沙尔时期”抵制任何维系世俗化的政治转型，积极投身伊斯兰社会的建设，用《古兰经》改造叙利亚。由于“基地”组织武装分子不但表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且伊斯兰教义功底深厚，使得其他渗入叙利亚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团伙纷纷与“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建立联系，并协调作战行动，比较知名的组织包括纳斯努拉阵线（The Al Nusrah Front）[17]、伊斯兰晨礼（Fajr al-Islam）、阿卜杜拉·阿扎姆旅（Abdullah Azzam Brigade）等。其中，从2012年1月至9月发生的34起恐怖爆炸案中，纳斯努拉阵线就搞了27起，袭击目标包括阿布·卡迈勒军用机场、大马士革哈拉斯塔（Harasta）空军情报局、叙军总参谋部大楼等。从以上情况看，“基地”组织已经在叙利亚扎根，不会轻易撤出。

（四）各路反对派因争权夺利发生火并的可能性存在。在分享国家权力和经济资源问题上，不但政治反对派之间存在龃龉，政治反对派与武装反对派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政治反对派之间的纷争主要在国内反对派、流亡土耳其反对派和流亡开罗反对派之间展开，总部在伊斯坦布尔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占据优势，因为该组织得到美、英、法、土的支持。政治反对派与武装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主要在“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与“叙利亚自由军”之间爆发。前者自诩“由高水平政治家和经济专家组成”，有能力担当领导叙利亚实现民主过渡和经济重建的使命。后者标榜“江山是靠枪杆子和流血牺牲打出来的”，而不是“靠嘴皮子吹出来的”，主张国家权力和经济资源分配应根据“倒巴沙尔”的贡献大小来决定。一旦未来的权力分配方案难以满足“叙利亚自由军”的主政要求，政变或各派武装割据的可能性就无法排除。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