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中东变局的根本动因是该地区各国内部政治和社会转型的迫切需求，但国际舆论尤其是占据强势地位的西方话语对整个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当前中国持续崛起，与美国及西方大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等领域竞争和摩擦增多的大背景看，西方利用其掌控国际舆论的优势在中东变局中不断制造话语和设置议题，甚至不惜诋毁中国相关政策，不仅是为引导局势走向，更有维系其国际事务主导地位，遏制中国影响力上升的一面。近年来，中国采取了更为积极进取的中东政策，但话语构建和议题设置能力相对不足，常常不得不在西方设置的话语和议题陷阱中被动应对。本文重点考察中东变局中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及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中东变局已持续两年多，虽然前景依然不甚明朗，但与其初期呈现的疾风暴雨般的势头以及一些国家对此表现出的亢奋相比，后期局势已经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事实上，中东变局的发生虽然深受当今变革时代压力的影响，但本应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然而，西方强势的话语引导和实质性介入很大程度上使这场变革运动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方向。并且，西方还通过话语和议题设置诋毁中国中东政策和国际形象，不仅误导国际舆论，破坏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甚至还迷惑了一部分中国民众和学者。从另一方面看，虽然中国的一些政策立场受到质疑的根本原因是西方歪曲和误导，但也暴露出我们自身在话语构建和议题设置方面能力的不足。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①]的今天，如何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掌握表达自己、主导自身国际形象话语权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中东发生变局以来，学界对于西方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已有过无数次的讨论。虽然观点不尽相同，如有人强调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干涉对中东局势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有人更强调其内生性和自发的一面，反对用阴谋论看待这场变革。但时至今日，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外部势力对局势的干涉和影响是贯穿始终的。
很多时候西方的干预是通过话语引导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就是其构建的带有强烈西方价值导向的话语。维基百科、互动百科和百度百科等网站对“阿拉伯之春”一词的解释是，“西方媒体所称的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革命浪潮”，是“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社会运动”。“西方媒体乐观地把‘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预见为这个运动的前景，认为这个‘阿拉伯之春’属于谙熟互联网、要求和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区一样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年轻一代”。[②]现在来看，这一定义显然不能真实反映中东变局的性质和发展现实，但西方利用其主导国际话语的霸权优势早早地为这一事件贴上了历史“标签”。笔者注意到，即使是在“春天”早已不复存在的今天，国际社会也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对事实存在明显认知偏差和价值观念偏见的情况下，许多人在论及中东变局时，依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这一标签，足见西方话语影响之大。
当然，“阿拉伯之春”远不只是一张标签。西方构建这一话语更是为了从一开始就将中东变局引入其图谋已久的所谓民主化轨道。前不久，法国情报研究中心推出了一部名为《阿拉伯革命：不为人知的一面》的新书。这部长达500多页专著以翔实材料揭露了美国是如何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通过多年培训的骨干，利用互联网等形式推波助澜促成了这场“阿拉伯革命”，而国际主流媒体随后又是如何一边倒地渲染所谓“革命”的“自发性与积极性”。该书牵头人，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德内瑟最近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书由来自8个国家的23名权威人士合著。作者来自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观点，与“党派政治”无关，也不是阴谋论者，但他们通过实地调查，“逐一分析有关事件，揭示外部势力在背后起的决定性作用”，最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是一场“媒体革命”。国际舆论受到美国CNN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太多片面甚至严重失实报道的影响，“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被操纵了”。[③]
该书的作者之一，现在旅居加拿大的突尼斯籍学者阿赫迈德·本萨达在接受法国《通讯员日报》采访时也指出，“阿拉伯之春”一经爆发，西方主流媒体就尽力控制话语权，力图将其描绘为群众的“自发革命”，任何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学者即被指控为传播“阴谋论”。在这些西方媒体的引导下，反政府者被视为“英雄”，而政府被置于了“刽子手”的位置之上。由此可见，西方媒体对于整个运动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④]
本萨达指出，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正是通过一些专事“输出民主”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深深介入了这场撼动了阿拉伯国家的街头“革命”，突出的美国相关机构有：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全国民主基金会（NED）、国际共和学院（IRI）、全国国际事务民主研究会（NDI）、自由之家（FH）、开放社会学院（OSI）等。本萨达指出，也正是由于这些机构的操控，当初促成了东欧及前苏联各国国内的“颜色革命”。他解释说，美国的介入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通过网络空间，二是进行实地引导。网络层面主要是培训阿拉伯的网络高手，通常被人称为“网络阿拉伯联盟”。实地引导是指根据美国哲学家吉恩·夏普倡导的非暴力理论，培训熟练掌握街头非暴力斗争方式的骨干。其方法由美国非暴力战略及行动实用手段中心设计实施，该中心的领导就是曾参与了“颜色革命”的前塞尔维亚持不同政见者。[⑤]
事实上，不仅是媒体，美国的一些高官和学者在中东变局中也不断地发表评论，并建议采取实际行动推行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刚刚卸任的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11月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尽管美国深知它对“阿拉伯之春”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控制权，但一直在设法影响其方向。“我们想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利益来发挥领导作用，这样，不管今后十年里的发展轨迹如何，人们会知道美国是站在民主一边的，是站在法治一边的……我希望这会强有力地抵御无论是宿命论还是极端主义论调。”[⑥]一些媒体尽管承认中东动荡归根到底是一国的国内事务，美国不可能对此产生决定性影响，但认为“美国不会因此就摆脱了推进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尽可能地引导这些革命动乱向真正的自由倾斜的责任。”[⑦]
在西方强大的话语影响下，这场原本寓意深刻的中东变革被不少人简单地理解为“民主与专制”的对决。许多人在中东动荡之初为一个接一个的所谓专制政府被推翻而欢呼雀跃，预言阿拉伯的“春天”很快就要到来。但事实是，阿拉伯的精英和民众是在对重大历史行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推上历史舞台的。其结果就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在2011年短暂地“由春而夏”达到高潮之后，很快便“经秋入冬”。如今，不仅中东地区弥漫着“悲观情绪”，一度热情高涨的西方世界也以一种“紧张和不安”的心情看着地区局势的不断恶化。
我们看到，那些“后革命国家” 大多陷入“乱后求治，治中生乱”的后续发展困境：一方面，国家重建，百废待兴，但动荡破坏的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西方的援助承诺口惠而实不至，那些曾经为生计走上街头并在推翻旧体制的革命中冲锋陷阵的年轻人眼下依然在为生计而苦恼，并积蓄着对新政权的不满。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宗教和世俗力量之间、不同教派之间以及不同的部落和政治势力之间还在为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部族利益斗得不可开交。最早“革命成功”的突尼斯，其制宪会议在起草新宪法和选举法方面至今未能取得进展，整个进程因为临时议会内部的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派之间的分歧而屡屡受阻。利比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趁乱而起的各派武装根本无视中央政府的存在，经常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整个国家几近陷入无政府状态。而埃及出现持续多月的反对莫尔西和宪法草案的抗议活动更是增加了埃及陷入“二次革命”的风险。最令人担忧的是，叙利亚至今依然处于残酷的流血冲突之中，成千上万叙利亚人为所谓的民主与专制之争而生灵涂炭。  叙利亚危机是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世界群体性动荡的延伸。叙利亚危机发展到今日地步，固然与叙政府对形势估计不足，未能及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计划来满足反对派的政治诉求，化解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密切相关。但是，随着外部势力不断的介入和干预，它被越来越多地添加了地缘政治利益争夺、教派对抗和大国博弈等色彩，情况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
早些时候，阿联酋海湾新闻网的一篇文章在分析多方试图介入叙利亚危机的原因时曾明确指出：“这与自由无关，而是关于伊朗。”文章称，土耳其、阿盟和逊尼派国家力挺叙利亚反对派，而伊朗、真主党和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则支持叙利亚现政权。叙利亚的地区和国际仇敌抓住机会，试图改变地区力量平衡，通过打压叙利亚来孤立和围困德黑兰。半岛电视台网站一篇文章也表示，围绕叙利亚的角逐，就是一场地区霸权争夺战。[⑧]
除了本地区的地缘政治因素之外，美国和西方在整个阿拉伯动荡过程中带有明显倾向性和煽动性的舆论引导以及对反对派的直接支持，无疑加剧了叙利亚局势的恶化。叙利亚早就被美国列为“无赖国家”之一，并认为叙与伊朗等“邪恶轴心”国家结为命运共同体。因此，“叙利亚是美国在中东推行‘政权更迭’的必然对象”。[⑨]叙利亚爆发暴力冲突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叙政府施压的力度，却对一些国家怂恿和支持叙反政府武装在叙境内制造暴力事端视而不见。这种明显“拉偏架”的做法，显然对叙利亚暴力冲突的升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和西方还屡次试图强行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来进一步引导国际舆论和叙利亚局势的发展，但是连续三次表决都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对。对此，西方舆论反应强烈，每次表决之后，来自西方针对中俄的指责乃至谩骂之声就会铺天盖地而来。美国和西方一些高官甚至不顾外交礼仪，用几近失态的言词来表达他们的“愤怒”。一些受美国和西方长期影响以及在叙利亚问题上打着自身小算盘的国家也跟随西方舆论批评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舆论的影响下，国内外也有不少公众质疑我们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否值得。
笔者以为，投票本身是一种民主决策的体现。中国作为安理会成员国有权按照自己对事态的判断，从有助于解决事端的原则出发决定自己的选择。美国等国仅因为中国对决议案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就如此恼怒，更多是出于对中国现在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还可能在国际政治领域挑战美国主导权和话语权的警觉和不安。长期以来，美国习惯了投别人的反对票——仅在巴以和平进程问题上它就投了不下60次的反对票——如今罕见地被别国投了反对票，而且反对者又是被美国认定是其最大竞争对手的中国和俄罗斯，这种极不自在的感觉恐怕是令美国恼羞成怒的因素之一。而其它一些追随者，除了在叙利亚问题上有着自身的利益考虑的国家外，一些人本身就对西方价值观抱有强烈的认同，这些人不仅在叙利亚问题上，在任何涉及中国的国际问题上都会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更多人是受“阿拉伯之春”这个话语影响，认为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世界动荡只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上述两种人其实对叙利亚以及整个中东的情况知之甚少，大多是在西方舆论的引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美国和西方设置的话语陷阱。
美国和西方设置的话语陷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它转移了国际社会对叙利亚问题的关注焦点，将原本目标是要讨论如何制止叙利亚国内暴力升级的安理会会议主题偷换为“要民主还是要专制”的抉择。事实上，在安理会召开会议前，西方就在舆论上做足了准备。媒体通过大量报道（其中有许多报道被证明与事实不符）和宣传，不断塑造巴希尔残酷镇压民众起义的独裁者形象，一些政府高官和有影响力的学者则在不同场合散布不与叙利亚政府对话，巴沙尔必须走人的话语。到安理会表决时，西方已经为推动叙利亚政权更替营造了强悍的国际语境，一时间，“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独裁者一边？”成为谈论叙利亚问题的核心话语。
其次，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在明知各方对决议草案仍有严重分歧，还有时间继续协商的情况下，拒绝响应中国及其他一些成员以及安南特使关于继续磋商、达成各方都可接受案文的呼吁，强行推动表决。其目的一方面是试图向世人表明它们才是叙利亚议题的主导者，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制造舆论，将导致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升级的脏水泼到中俄头上。西方的话语逻辑是，巴沙尔政权是暴力的源头，因此必须予以推翻。中俄若投票反对，就是在保护一个罪恶的政权，就必须要为叙利亚的持续暴力负责。而事实是，安理会召开会议的根本目的是要制止叙利亚流血冲突。中俄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冲突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动，然后展开包容性对话，政治解决危机。中俄反对西方的提案，一方面是因为由外部势力介入去推动一国政权更替并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有关原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叙利亚政府依然掌握绝对军事优势的现实情况下，鼓动并武装反对派通过暴力去同政府搏斗，不仅难以解决问题，而且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如果就事论事地去看，这本来也只应是双方在如何有效制止叙利亚暴力冲突方法上的意见分歧，但是在美国和西方的霸权话语下，它却变成了“支持民主的力量”与“袒护专制的力量”之间的博弈。这样的转换严重偏离了叙利亚问题的实质和要害，也成为安理会讨论失焦的主要原因。尽管中方事后对自己的政策立场做了明晰的解释。但依然有许多人听信西方而质疑中国。还有不少国家毫无根据地批评中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言论虽无新意，但却很有市场。很长时间来，只要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看法与西方不一致，就会被指责是为了石油或者其他利益，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些人的思维定势，其实也是西方长期主导国际话语的结果。
以下背景或许有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真相。众所周知，去年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大选年和换届年，各国领导人都开始聚焦本国政治，美国和西方介入中东变局的政治意愿大大减弱。笔者在安理会表决后不久赴中东与美国卡内基中心、乔治敦大学多哈分校等美国驻中东学术和研究机构的美国学者交流时，美方学者就明确表示：即使中俄不投反对票，叙利亚局面也不会因此改变。因为利比亚战争之后，美国和西方已经无意（某种程度上是无力）在中东投入更多资源，更不会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并且，出于选举需要，美国必须更多地把注意力从海外转移到国内。这也验证了笔者之前的一个看法，即美国在明知西方提案会遭中俄否决的情况下依然推动表决，某种程度就是要利用其强大的议题设置能力布下一个话语陷阱：即叙利亚危机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全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阻扰。这样，美国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既可转移公众视线，将问题焦点引向中俄，使自己得以悄然抽身，又可顺势贬损中国形象，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机会。 中国近年来采取了更为积极进取的中东政策，在参与解决中东热点问题上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政治影响力有所上升，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但在国际话语权方面，还没有能够得到跟国家发展相适应的地位，起到相匹配的作用。[⑩]
以叙利亚为例：众所周知，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始终坚持政治解决，反对外部武力干预的原则立场。早在2012年3月中方就提出了关于政治解决叙问题的“六点主张”，[11]其劝和促谈的核心思想被时任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安南采纳，成为安南“六点建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南无奈辞职后，中国又在安南“六点建议”、安理会有关决议、“行动小组”日内瓦外长会议公报等基础上，结合形势最新发展提出了以“停火止暴、开启谈判、国际斡旋和人道主义援助”为主旨的四点倡议，[12]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欢迎。此外，中方还同包括叙利亚反对派在内的叙问题有关各方都保持着联系和沟通，为缓和叙局势做了大量工作，并向叙利亚难民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应该说，“中国是在真正维护叙利亚人们的根本利益，坚定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捍卫的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13]然而，如上所述，在安理会未能通过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提案后，中国的政策立场却遭到了大量的曲解、误解、质疑甚至责难。对此原因学界已有许多分析，从话语权角度看，一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虽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已显著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并且，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国际政治格局也开始出现以权势东移为特征的变化趋势，但是“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基本没变。这是因为，冷战以来，美国和西方除了占有以经济和军事为基础的物质性权力优势外，还主导着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际政治话语和议题设置权，这为其话语霸权提供了结构性和制度性空间。而这些年中国自身面临着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和看待外在世界的观念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话语转型。在这些转型尚未完成之前，很难构建出一套不同于西方话语却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14] 从更深层次看，还因为中国的崛起不仅让西方感觉到了在政治经济等多领域面临的挑战，也让它们感受到了中国国际影响力上升对西方话语霸权构成的强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越发试图通过强化话语霸权来维护其在国际话语权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和西方在中东变局中的强势表现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虽然中国这些年开始注重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并为之投入大量资源，但在国际话语竞争中，“西攻我守”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这一态势从双方政府官员、主流媒体和学者看待中东变局的方式上就清晰地反映出来：突尼斯刚开始爆发群众抗议的时候，西方就在第一时间予以积极肯定和引导，并试图将其与中国挂钩，称中东发生的乱局是对中国的警告。他们相信推特网、脸谱网和You Tube等新兴媒体在推翻中东所谓“独裁政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呼吁政府在向中国推广所谓互联网自由方面加大投资。美国国务院也在推特网上建立了自己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账户后表示，不久之后就将建立中文账户。相比之下，中国的表态就要谨慎得多。最初官媒和主流学者大多用“中东动荡”、“中东乱局”这样的话语来描述阿拉伯世界的这一变革运动，即使在后期他们对事情的本质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也只是用“中东剧变”或“中东变局”这样更不具立场的话语来特指这一事件。此外，官方在面对西方的质疑时，多数情况下也只是做出解释性的回应。比如我们会反复强调我们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私利，殊不知这样的问题其实是西方设置的议题陷阱。当我们被纠缠于此时，我们强调的“主张政治解决，反对外部干涉”的话语核心就已经被弱化了。一些学者认为，“西攻我守”的态势根本上是西方文化的扩张性和中国文化的内向性差异决定的。“西方文化霸权就是在历时几代人的西方文化扩张的基础上实现的，” [15]而中国文化总体上崇尚含蓄、低调、藏拙，不显山露水，不锋芒毕露。观察中国这些年对公共外交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发现，我们似乎更多地是强调和运用了公共外交的应对性功能，即在增信释疑、减少猜忌和化解敌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对公共外交所具有的竞争性和塑造性功能，即主动设置议题，传播思想和理念等方面的认识明显不足，也缺乏足够的自信和主观能动性。
第三，虽然西方有意曲解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缺乏了解是中国立场受质疑，形象遭贬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并不能掩盖中国自身对于国际议题设置、国际话语权竞争乃至在国际事务中的自我表达等方面的能力不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许多人一直强调的是中国国力不足，因此在国际事务上需要“韬光养晦”。中国国力渐强后，中国主流的声音依然是，国家要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事务，将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对外仍要强调“韬光养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软实力已经跟不上硬实力的发展。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16]但在笔者看来，目前国内对于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认识依然不足，参与竞争的主观意识不强，在许多问题上仍未形成共识。主要原因一是，“韬光养晦”虽然总体上符合我国前阶段的发展现实，但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们对参与和竞争意识的培养。二是几十年养成的狭隘的利益观使许多人“眼睛里只有石油，只有经贸数字”，[17]对被认为与中国利益关系不大的国际事务不感兴趣，不愿发声。三是不少人对中国的发展缺乏自信，认为在软实力方面中国拿不出自己的东西与西方竞争。这种自信的缺乏有时也影响到我们对重大国际事件及其影响的判断。试想，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能看清中东动荡的实质其实是国家转型，我们就可以从容面对并积极思考其对于中国的机遇。可惜大多数人只看到动乱的表象，更有人听信西方误导将其与中国的问题挂钩，制造不必要的紧张。从这个层面看，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大报告中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8]是极具深意的。
综上所述，中东变局中的国际话语权竞争给中国带来许多启示。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当前国家间的竞争已不局限于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等有形领域，国际话语权、议题设置权和制度创立权的竞争将越来越成为国际博弈的焦点。未来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自身所承载的国际责任和外界对中国的期望值都相应增加，中国也将在这一进程中完成由地区性大国变成全球性大国的角色转换。在这种趋势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必将朝向更为积极主动地塑造和影响外部世界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公共外交同样需要展示成熟和自信。中国的中东政策也应调整思路，确立积极主动、以我为主的指导思想，根据新的形势发展，主动塑造与阿拉伯国家的新型关系。当然，我们也必将面临来自美国和西方的更为激烈的竞争。为此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与时俱进地推动话语体系的转换，而当前最迫切要做的是强化意识，促进共识。

文献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