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正处于自我修复和变革两种状态下。发端于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迅速扩展至全球各个经济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灾难，显示了现有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无法有效的管理、促进、引导国际金融的健康发展。面对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首次协商一致，采取共同的经济政策来应对危机，降低了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缩短了危机持续的时间，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自我修复。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体系的变动，同时也凸显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需要进一步变革以适应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国际格局变动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即将告一段落，各国政府已经着手考虑如何“退出”经济刺激方案。[1]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一方面随着各国经济的恢复继续自我修复，另一方面国际经济总体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进行深刻的变革已经无法解决这一次金融危机当中现有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所暴露出来问题。本文主要从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为例，分析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与路径。笔者认为，必须将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行为置于变动的国际格局和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当中来考虑，结合国际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和特点，才有可能把握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方向和设计正确的改革方案。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背景

         2007年，一场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震惊全球，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该危机发端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信用违约，却在一年多时间内演变为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危机，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房地美与房利美等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或被政府接管，并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欧、美、日实体经济，三大经济体已经从2008年下半年起集体陷入衰退。危机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市场迅速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金融危机发源地美国和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的欧洲国家货币和金融体系首先遭受打击，银行惜贷，金融体系出现流动性枯竭；金融体系恐慌迅速扩展到实体经济，企业纷纷减产，消减投资计划；实体经济的收缩导致失业率高企，进一步放大了对危机的恐慌情绪，从而影响了居民消费支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当中。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已经交织在一起，金融危机迅速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扩散，引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金融危机。

        危机发生后，鉴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广泛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呼吁采取共同措施应对金融危机。先是欧美五大央行联手宣布救市，随后不久新兴大国也加入到救市计划中。2008年11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四万亿“救市”计划，全球应对金融危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外，为了加强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协调，20国集团在美英两国召开了三次领导人峰会。标致着全球应对金融危机进入了机制化阶段，同时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改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建立了平台。2009年9月召开的G20匹兹堡峰会后宣布G20正式取代G8成为永久性国际经济协作组织，这拉开了发展中国家全面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讨论和决策的新时期。

        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影响，除了其影响范围大、破坏程度深以外，还因为其发源于具有资本主义象征性意义的美国华尔街有关。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先有弗朗西斯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后有小布什总统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声称，“要把自由的好处推广到全球各地。我们将积极致力于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2] 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式价值观是布什任期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同时鉴于美国强大的影响力，诸多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美国标准作为其发展和转型的目标。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客观上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但这种经济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化”。战后主导资本主义世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脱胎于美国政府提出的“怀特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各种规则、制度，基本上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经济管理规则的翻版。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为了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中，必须按照摒改革国内发展模式，按照美欧标准来改造国内的相关制度、规则。

        华尔街次贷危机的爆发冲击了原先对美国标准极力推崇的国家对经济发展道路的认知，他们开始反思对美欧经济发展模式的看法。如印度总理在G20伦敦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来自‘资本主义的心脏’，亚洲和拉美国家不应为其负责，但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受害者”。另一方面，新型大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了损害相对有限，整体实力相对于美欧发达国家有所上升，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新兴大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同时又是此次金融危机中的“得势集团”，呼吁改革现有的美欧创立并控制的国际经济体系，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G20华盛顿峰会上呼吁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同时，新兴国家还加强内部合作，增加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谈判的筹码。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召开首脑峰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增加新兴国家发言权。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呼吁最终得到了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回应，在2009年9月召开的匹兹堡峰会后发布的领导人声明上明确的提出了要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2008年至2009年期间召开的三次G20领导人峰会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达成共识要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转移部分权益。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诞生主要是为了协调和监督各国的货币和金融政策，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一战以后，国际金本位制基本崩溃，资本主义世界国际金融体系陷入一片混乱。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尔州召开了44国参与的“联合和联盟国家货币金融会议”。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布雷顿森林协定》），并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处理日常国际货币事务。从此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形成。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稳定了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究其根本，“国际基金组织是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国际金融体系彼此妥协的结果……并从法律上确立了美国在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绝对主宰地位”。由于内在的“特里芬难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上70年代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保留了下来，但是其维护国际货币金融稳定的功能大不如从前。

        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跨国监管的缺失和缺乏有效的早期预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没有很好的履行职能再次处于风口浪尖。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以应对国际金融的巨大变化。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了对全球金融的分析工作，并且通过《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双边监管报告（Bilateral Surveillance Reports）》向外发布监管和预警报告。现在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和预警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缺乏综合评估手段；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危机缺乏深入分析；对发生的问题抱有侥幸心理，没能坚持自身观点并向外发布预警。[3]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旧处于美国的控制和欧洲的领导之下，从三次G20领导人峰会上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会后达成的共识来看，美欧不愿意让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主导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涉及重大问题决策需要85%的支持率，而目前的机制设计导致了美国一家拥有17.29%的投票权，因此可以说任何重大问题没有美国的点头都难以通过。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的十任总裁全部来自欧洲国家。应该改革现存的总裁遴选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挑选有能力的领导人，一位具有发展中国家背景的领导人更容易理解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诉求。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若想在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货币和金融监管组织，必须要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代表权，使得各成员国能够公平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发出声音。目前，每个国家拥有500票的基本投票权，而美国一国就有37149票的投票权。巨大的悬殊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一直被质疑，很多国家只有在经济遇到困难时才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这影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不利于其从大国俱乐部走向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组织。

        G20伦敦峰会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在这次会议要求大力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并赋予其和新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共同监管全球金融体系，各国一致同意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用资金至7500亿美元。此外，这次会议还承诺将落实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和话语权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的发言权。通过这次会议，明确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上的改革。如何调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配额和话语权上不平等问题。二是功能上的改革，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全球金融稳定的职能；大幅度补充可用资金；增发特别提款权的等。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上的作用。

三、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目标

         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国之一，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一直到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席位。 作为一名“新人”，虽然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一直无法取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应有的地位。华尔兹认为，“国际舞台上出现的任何权威都不能缺少实力作为其基础。”同理，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也必须反映在国际体系当中。对于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是最重要的管理和监管机构，能够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发言权无疑是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改革开放以后，积极融入国际体系是中国对外战略当中的重要一环。门洪华认为，“通过国际制度的参与、创设乃至主导实现融入国际社会和拓展国家战略意义，已是中国既定的战略选择。”

        次贷危机暴露了现有的相关国际机构在监管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上的不足，也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提供了契机。中国应该抓住一机遇，使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方向发展。如何确立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目标，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将其置于国际体系变动与中国的对外战略坐标当中；其次，应该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放在建立在一个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平台上。最后，中国在参与改革的同时应该深切的关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大国的利益。

         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必须认识到，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必须与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相一致。当前的国际体系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大变动时期。这一时期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特点有：一、国际体系的转型将以和平方式进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转型当中采取了融入现有体系的战略，不谋求推翻现有体系；二、国际体系的权力中心将从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转向新兴大国与美欧共同治理。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加强了协作以应对国际体系转型。四、各行为体对于国际规范的共识逐步增加，对于有序发展的认识不断提高。

         根据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体系转型的约束和指引。中国与各国合作并且积极的融入当前国际体系的态度也就决定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大背景。蒲晓宇认为，中国采取了一种类似于依法抗争的战略，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扩大自己在现有秩序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也渐进的推动现有秩序的变化。因此，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应主张：一、在现有架构上发展和演变，不寻求另外设立新的机构来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治理机制，在认可欧美对现行国际体系稳定所做的贡献的同时，强调应该根据各国对国际经济增长的贡献来分配权益。2007年一项名为《与巨人共舞（Dancing With Giants）》的研究中，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在2005-2020年间对世界增长率的贡献是15.8%，仅次于美国。实际上，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投票权不仅大幅落后美国，而且落后于日本等国居于仅仅居第六位。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必须参考各国对国际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三、中国在考虑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应该加强在制度设计和规范制定上的参与力度，并以此作为正确各方共识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不完善、不健全的经济和金融制度早晚都要对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冲击，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不合理的制度尽可能快、尽可能早的调整，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减轻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第四，中国在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过程当中必须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置于较高的位置，与各新兴大国团结一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时增加各国基础投票权的效力。否则，将丧失在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继而影响到G20作为讨论和决定全球事务平台的合法性。

四、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路径选择

        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一种可能性路径是与美国合作。博格斯滕根据中国国力迅速增强而提出了G2（两国集团），弗格森也提出了中美共同体（Chimerica)鼓吹中国与美国联合治理全球。华尔兹也认为，“当大国数量减少到两个时，大国试图管理整个系统的可能性最大。”崛起中的大国能否与守成大国合作以保持旧的体系稳定呢？中国的对外政策当中，一直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政策；中国目前仍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诸多方面与美国的差距悬殊；此外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巨大不同阻止了中国选择与美国共同管理国际体系的可能。

        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应该将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战略依托，并将于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至于核心地位，依靠各新兴大国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力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因此，中国在选择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路径时，不应仅仅着眼于增加中国的份额，应该从谋求建立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衡发展的国际金融体系为导向，积极争取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中国的相关主张，同时紧密的与新兴大国加强合作。支持改革现有的投票权体系，加强各成员国基本投票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当中的权重；要求发达国家进一步向新兴大国转移代表权；从长期来看，消除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大决策当中的一票否决权。中国必须要进一步加大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投入。不仅将其看作是一个全球金融机构，必须从政治高度来看待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作用与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的关系。

         其次，应该积极推动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管全球金融领域更重要的角色。2008至2009年，G20系列领导人峰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一直是各方所关注的热点问题。G20华盛顿峰会上，各国首脑一致同意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给，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监管方面的作用，并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金融稳定论坛（FSF）等多变机构共同加强对于危机的预测工作。[4]G20伦敦峰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赋予了监管各成员国经济和金融、评估各国国内政策对他国影响，监督各国国内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此外，20国首脑同意大幅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用资金至7500亿美元，发现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5]G20匹兹堡峰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并且承诺发达国家至少转移5%的投票权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6]总体而言，目前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并且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的变动趋势。但在核心的领导权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美国没有放弃自己的“一票否决权”，欧洲也没有承诺放弃由欧洲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传统。

         再次，中国应加大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大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输入人才的力度。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制设计和管理运营当中处于边缘地位。2010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出任总裁特别顾问，这也是中国恢复席位后首次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管理岗位。今后，中国应积极培养人才，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特别是一些具有国际视野同时又有国内工作经验的高端人才。

        最后，还应加强加强与美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双边沟通，利用各自不同的关切，寻找共识，推进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牵涉面广，问题错综复杂。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目标不一致，发展中国家内部、发达国家内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甚至立场相对。在2009年9月召开的G20匹斯堡峰会上，美欧就议题的设置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因此，在将全球金融体系内的行为体划分为各个集团的同时，更应注重与各主要行为体双边层面的沟通与协调。

五、小结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融入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当前国际经济体系是由西方国家设计并且主导的，虽然多极化的趋势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对当前的国际经济体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不公平的地位，没有在体系当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代表，在崛起的同时面临着在体系当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调整。顺应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战略依托，积极主动的融入当前体系，并把握时机推动体系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所必须解决的任务。

文献来源：《东南亚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