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动荡是该地区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的迅速变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权势的快速转移是“诱发”中东变局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时机上看，美国中东战略的收缩，为中东变革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可能；从发展上看，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拉大了中东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从理念和制度建设上看，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对缺乏机制和制度创新动力和能力的中东国家形成了巨大冲击。而正在转变中的国际秩序以及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趋势也必将对未来中东地区秩序重构及各国政治及社会转型产生重要影响。

        2011年初以来，中东多国发生持续动荡。对此，国内学界和媒体已有大量分析报道。大部分论述侧重于动荡原因、性质及其对地区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强调其内生性和影响的溢出效应。[①]本文一方面将中东动荡置于今当变革时代的国际背景下，从国际秩序演变的视角，分析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的迅速变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权势的快速转移是如何“诱发”了中东变局，并分析国际秩序的进一步变化又将对地区局势的发展及地区新秩序的构建产生何种潜在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重新观察与思考中东变局，还可以从中透视出当前发生渐变的国际秩序。
一、中东变革运动折射出“单极时刻”终结的国际背景
        “单极时刻”是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全球安全与地缘战略专家西蒙·瑟法蒂（Simon Serfaty）提出来的。他用“时刻”而不用人们常见的“时代”这个词来描述国际关系中一个特定时段，意在说明国际秩序变化速度之快。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独领国际舞台风骚，其各方面优势大大超出任何竞争对手。许多美国人期望这样一个“单极时刻”最终会开创出一个“单极时代”。他们认为，冷战后全球的主要特征就是美国占有了全球主导地位。成为这个单极世界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塑造国际秩序。但出乎美国人意料的是，这一“时刻”在任何“时代”远未来得及开始之前就结束了。[②]这些年来，由美国主导的旧秩序正逐渐让位于与非西方的新兴国家平分秋色的新秩序。
        导致国际秩序出现迅速变化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在鼎盛时期过度行使单边主义。尤其是“9·11”后，美国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消耗掉很大实力。据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其与哈佛大学教授琳达·比尔梅斯（Linda Bilmes）合著的新书《耗资3万亿美元的战争》中的“保守估计”，仅伊拉克战争就耗费了美国3万亿美元的巨资。“3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只需用其中的1/6，美国就能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社会保障体系良好运转，而不用降低福利和提高税收。”[③]另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会今年6月公布的“战争开支”专项调查报告，10年来，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巴基斯坦展开军事行动至少造成了225000人死亡，战争开支在3.2万亿到4万亿美元之间。这项调查结合20家美国学术机构发布的统计数字，计入人员补偿支出、军需消耗支出、战斗支出、战后重建援助等多重因素，综合计算出战争开支总额。报告还指出，以上统计数字仍较保守，未计入美军老兵、伤兵今后的特殊津贴、伤残津贴等多类尚未发生支出，加上战争的开支几乎全靠借贷，这部分的利息也高达1850亿美元，因此，粗略累加这些项目，估计到2020年，战争总开支还得再多出1万亿美元。[④]
        其二是新兴力量的迅速上升。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印尼、土耳其等中级经济体的出现，使得地缘政治格局开始改变，并对二战后自由秩序的体制基础造成考验。虽然目前美国的GDP仍占世界总额的23%以上，但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认为，考虑到美国的增长率与亚洲地区其他许多国家的增长率之间实际和预期的差距——其中许多国家的增长率比美国快两三倍——这一比例必将下降。[⑤]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新兴大国群体以及中等新兴强国群体以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势头，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也扩大了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权和话语权。其中亚洲新兴国家崛起是新兴国家全球崛起的主要标志。在亚洲的引领下，新兴市场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近数十年来稳定增长。尤其是，中国加大了在国际秩序管理中的参与，增加了在与国际安全及和平有关事务中的责任。为旧秩序的转型提供了条件。
        其三是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引发的危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崩溃开始和在各个战线都遭到失败的美国超级大国力量的削弱”[⑥]。 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退。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认为。美国现在正走在通往“失去的十年”途中。[⑦] 经济困难直接导致了美国执行外交政策能力的缩小。同样，金融危机也给欧洲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经济问题，许多国家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不能自拔。从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影响看，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美国的相对地位不断削弱，美国胁迫它国、单方面重塑国际秩序、推行自身主张的能力减低，而这也加速了国际秩序权利结构的变化和世界权势以及全影响力中心向非西方国家的转移。
        国际秩序的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改变。布什政府在其执政后期，美国遭遇金融危机，经济持续下滑，总体实力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在经济领域成为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布什迫于内外形势不得不调整其中东政策，以应对现实挑战。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经济问题更趋严重，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的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明显下降，迫使奥巴马政府加快外交战略调整步伐。其中之一就是将美战略布局从“两大扩张计划”（“大中东”和“大中亚”计划）调整为收缩中东和“重返亚洲”的“西退东进”部署。[⑧]
        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度和实际投入以及美国对其中东盟国的重视和支持力度都有所下降。这在客观上为中东国家反政府抗议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时机和条件。众所周知，中东地区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有迫切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需求，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它被险恶的政治地缘环境所掩盖，并被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错误的中东政策所干扰和压制。事实上，中东许多国家过去都分别爆发过类似今日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但大都被本国政府以打击极端势力等名义镇压下去，而这些镇压行动往往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支持或默认。而今，随着美国中东政策的收缩性调整，中东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矛盾重新凸显出来，并最终酿成群体性反政府抗议浪潮。从国际秩序演变的视角看，金融危机引发的严重经济问题损害了西方支撑的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石，也松动了中东国家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当西方的体系不再能够通过有效的“供给”来“控制”这些国家的时候，西方所加于这些国家之上的结构就动摇了，这些国家的内部变迁就开始了。
二、中东社会转型折射出全球化深入发展及变革的时代精神
        显然，中东变局的征兆早就存在了，除了动荡国家内部因素外，时代的变化、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地区国家政治社会的转型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全球化浪潮深入发展
        全球化带来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它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作方式，还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并对当前的国际关系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种文化或意识形态之间既互相撞击又互相交融、既有竞争也有对话，参与这一进程的国家通过不断的自我修正、自我更新和自我丰富，推动了自身的社会改革和转型。对中东大部分国家而言，全球化本应是个确立对世界制度的感知和明确地向着接受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发展的社会转型过程，它不仅在经济上密切了中东与世界的关系，也在政治上带来了开放的压力，尤其是触动了中东政治民主化这根敏感神经。遗憾的是，大部分国家对此精神准备不足，总体态度是排拒的，实践是被动的。阿拉伯精英们更多地是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担心“全球化文化”对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冲击。正是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使中东国家总体上错失了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其结果是，中东的阿拉伯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原本处于相近起点的亚洲“远远甩开”。此外，全球化进一步扩大了中东国家的贫富差距，并推动了这些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二）全球性使区域合作和地区一体化趋势增强
        除了增强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全球化还推动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各国的沟通和理解，总体上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地区国家间的关系。但中东地区始终未能如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利用经济全球化之势构建起能将各方力量整合起来的地区机制。究其原因，除了中东国家对接纳全球化态度犹豫外，中东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也是重要制约因素。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国利益和诉求不断分化，国家间的关系越来越取决于不断变化和无法预知的环境。阿盟曾是阿拉伯世界团结的象征，然而我们看到，近年来其影响力日渐衰落，阿拉伯世界内部无法形成共同的战略。与此同时，地区大国间关系紧张、教派矛盾激化。近年来，海湾国家经济实力增长，一些国家试图改变过去低调的外交政策，寻求地区影响力，但海湾区域整合也有其局限性。海湾国家与美国关系密切，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的保护，在内外政策上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
        这一切增加了迅速成长起来的阿拉伯知识界尤其是年轻一代阿拉伯人的不安全和失意感。历史上，导致1952年埃及君主政体倒台的革命正是这些政治上和心理上失意的最富戏剧性的结果之一。那场革命被认为“是一场及其重大的社会变革”[⑨]。推翻法鲁克王朝，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战胜英、法、以联军的入侵，这使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在一夜之间成了能够洗刷过去一切羞辱和恢复阿拉伯民族自信和自豪感的阿拉伯英雄。现在的阿拉伯世界与埃及革命前的情况非常类似，阿拉伯各国普遍存在的政治代表性危机最后酿成了全面的动荡。从地区秩序构建的层面看，埃及等核心国家的衰落也使阿盟在地区秩序中失去了支撑者。没有核心国家在区域国际体系中维持秩序和有效应对来自外部的强制，地区稳定就变得十分脆弱。
        （三）涌现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近年来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关系许多传统的规则和观念形成冲击，同时也为各国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许多国家都在与时俱进地调整发展战略，加快改革进程，积极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发展。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都在为争取在国际体系改革中占领新的制高点而展开竞争。新形势下，阿拉伯世界要求政治改革和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向民主化和现代化转型的呼声日高，各国政权面临的压力骤增。前些年，“改革”在阿拉伯世界曾是一个被各国精英、媒体乃至普通民众广泛而且高频率谈论的话题。但从这些年的实践看，阿拉伯国家在这方面的行动是滞后的，关于改革的话题基本上还停留在讨论的层面，无论是观念转变和制度建设都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求。从表面看，这些国家转型一直受制于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执政者忙于应对各种外来挑战而疏于国内改革。而实质却是，执政者担心，一旦改革危及现有政权的权力基础，他们退让和妥协的空间就很有限。因为一旦改革进程启动以后，首先会涉及到的，必然是对现有政权合法性的争论。[⑩]
        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由于对全球化的本能的排拒、信息技术的落后、当权者对权力的留恋以及伊斯兰传统文化造成阿拉伯人观察世界发展方法的局限，阿拉伯世界普遍缺乏对于制度构建而言必须掌握的不断生成和演进的信息和推动制度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许多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机制及制度建设严重不足。可见，中东出现严重稳定问题的结构性前提早已存在。当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终于使阿拉伯世界的广大年轻人看到了自己国家与时代发展的差距时，其受到的冲击力是巨大的。这也是年轻人成为这次变革运动主要推动力量的重要原因。
        综上，虽然中东动荡反映出的是地区国家内部迫切的转型需求，但这些年国际环境的变化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无疑是中东转型的最大外部推力。从这个层面可以说，此次中东变局也是变革时代压力下的产物。
三、中东地区新秩序构建及国家转型依托于国际秩序的变化
        中东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未来发展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新政权将如何选择国家发展模式？地区秩序如何重构？中东与世界的关系又将如何调整？必须指出的是，中东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与其历史、宗教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任何改革都难以脱离这些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现实的影响，更不会改变其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基本属性。但未来中东政治进程的发展及地区秩序的构建同样难以游离于世界发展进程之外。事实上，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
        当前，世界的多样性已显而易见：经济力量平衡的改变已影响到地缘政治力量格局，世界权势继续向非西方的新兴大国转移，多中心的国际秩序架构正在逐渐形成。这一变化趋势将从以下几方面影响中东未来的发展。
        （一）美国将进一步收缩其中东战略，以集中力量应对国际秩序权利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
        长期以来，美国已经习惯于作为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这种角色已经植入了美国政治文化和国家特征中”。 [11] 对美国决策者来说，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出现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地缘政治变化之际维持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是催生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已经呈现出影响未来世界秩序的越发强劲的力量”，[12] 因此，美国毫无疑问地将中国作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这就决定了在未来很长时期内，美国的战略重心将部署在亚太地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放弃对中东事务的主导。相反，美国一开始就对中东动荡进行干预，试图对其引导。美国最近甚至决定恢复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接触，希望维持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但是美国过去主导地区秩序的诚信度和形象已经因其所犯下的错误和由此给中东带来的不良影响而受损。同时，疲软的经济增长、巨额的预算赤字、过度的军费开支以及公众和国会对今后在伊斯兰世界征战的反对等因素正在限制美国的政策执行能力。这也使美国在引导中东国家建立新的地区秩序方面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中东动荡半年多来的各种迹象表明，无论是在维持区域秩序还是影响这些国家的内部局势方面，美国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不管这些国家最终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不管西方国家如何干预这些国家的内部发展，这些国家和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很难回到从前的状态了。”[13]
        这正是世界力量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果。这一变化仍将继续，也必将对中东地区秩序重构及各国政治及社会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新的形势下，世界各种其他力量将逐渐进入并影响中东。中东地区国家相对美国，将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美国凯托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利昂·哈达（Leon Hadar）表示：“对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决定中东战略结果能力的认识，已经促使一些地区大国重新评估依靠美国的力量坐享其成是否明智。”[14] 笔者以为，尽管在很长时期内美国将依然是中东大部分国家的外交重点，但它将不再是中东对外关系的唯一主角。后动荡时代，地区主义将利益成为中东各国外交关注的重点，各主要国家将力争在未来地区秩序的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中东政治多元化趋势已初现端倪。
        （二）美国和西方依然试图主导或者成为未来中东地区秩序构建的主要影响力量，但中、俄、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以及印尼、土耳其等中级经济体的崛起对中东地区的“示范”效应正在增大
        国际秩序的演变趋势表明，虽然西方的经验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现在和未来依然对世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其他文化和历史差异很大的国家也加入了现代化进程。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它们的政治、文化乃至军事影响力也随之大幅提升，并越来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与之相对的是，西方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正在下降。眼下，欧洲许多国家正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希腊和西班牙等国最近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和示威活动。示威者不仅仅是对政府的财政紧缩措施表示抗议，还要求国家实行一种“全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种情绪正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蔓延，让西方人开始担忧自己的“阿拉伯之春”就要到来。美国《时代》周刊驻巴黎分社社长布鲁斯·克拉姆利（Bruce Crumley）最近撰文表示，尽管情况有所不同，但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已经动员起来的大众都具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感受，即他们国家的制度已经使他们变成了牺牲品。[15]
        对中东国家而言，这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西方样板对中东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二是欧洲国家关注中东事务的政治意愿及实际影响力降低。这种此消彼长的世界力量结构变化将会促使更多的中东国家寻找替代的地缘政治力量。更确切地说，那些曾经将眼光投向东方的国家将会更加坚定它们的“东向”战略选择，而那些原来只把眼光盯住西方的国家也会放宽它们的视野，把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合作作为一种新的战略目标。这也意味着，后动荡时代，中东国家的对外关系重点将会从过去的主要集中在欧美向未来追求更多元的国际合作调整。
        （三）中东国家当前进行的政治社会转型迫切需要促进经济增长及加速国家发展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政权更迭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繁荣和民生改善，政治变革和经济好转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共生关系。事实上，埃及穆巴拉克下台后，民众的抗议浪潮并未平息，抗议者要求加快政治、经济改革，改善民众生活条件，而埃及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民众的期望。西方国家也看到，如果不立即为中东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政治变革就可能难以为继。对此，西方有人提出对中东推行所谓“马歇尔计划”，同时也有人坚持，只有进行政治改革、效仿西方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并同西方保持关系的国家才能得到西方援助和贷款。但中东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不是仅通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关系、依靠西方援助就能得到解决的。而且，西方发达经济体目前深陷财政和主权债务危机，一些国家所谓要对中东国家提供援助的承诺，其实大半也只是空头支票。
        在新兴大国崛起之前，中东国家的对外政治和经济关系模式大致只有两种类型，不是高度依附西方，就是和西方互为孤立。而今，新兴国家作为世界经济新的推动力量的出现，正越来越引起中东国家的关注。新兴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仅可以在帮助中东恢复经济和稳定地区局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新兴大国的发展模式对中东的社会转型也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毋庸讳言，中国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演变的最重要变量之一，中国无疑也可以在促进中东地区秩序构建和推动中东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过去10年，中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这一引擎，已经成为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相信中国也可以通过中阿合作论坛以及其他既有或将要构建起来的新合作机制为中东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结 语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中东动荡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场内生性的变革运动，但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国际体系大变革时代带来的一系列格局性和趋势性重要变化对中东的冲击是巨大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东动荡的“诱因”。并且，在中东旧秩序被打破、地区国家不得不面对许多新选择的情况下，外部世界的发展对中东各国转型的导向作用将变得越来越大和越来越重要。当前的国际局势虽然复杂多变，国际秩序在变革过程中也出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但力量消长继续朝着有利于新兴大国的方向发展，国际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均衡化势头不减。[16]这样一种世界发展大势，无疑将对中东局势的演变、地区国家的转型发展、地区秩序的重建及各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调整等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中东动荡半年多后，突尼斯和埃及这样最早出现社会动荡的国家，民众的“革命”激情正在逐渐让位于对变革的实质内容及未来发展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是与当今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结果反过来又会对这些国家自身发展及与世界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当然，国际秩序的变化绝非是一次战争、一场运动乃至地区内国家间力量消长使然，而是一种渐进的历史过程，体现于全球视野的多个点和面。中东变局是该地区乃至世界整体格局的一部分。若将此事件置于其中，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洞悉出国际秩序的变化。

文献来源：《西亚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