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变局持续一年多来，地区局势依旧存在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但剧烈的群体性动荡局面有所缓和，地区国家将渐次进入深化变革和转型的长期过程。当前的转型主要反映在国内政治方面，但中东转型需求是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转型更具深意，很大程度上决定转型的方向和成败。地区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传统文化、宗教及社会思潮都试图在中东转型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和影响力，而全球政治的变化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将对中东转型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新形势，中国中东外交要拓展思路，着眼未来，主动谋局，塑造有利环境，提升政治影响力。

       自2010年岁末中东地区爆发群体性动荡以来，中东局势的变化始终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西方一开始用“阿拉伯之春”来界定这一事件的性质，认定这是一场它们盼望已久的地区民众自发的民主革命运动，于是为之欢呼雀跃，并积极地予以支持和引导。然而一年多过去了，西方发现，它们看到的只是“与长达数十年的暴政终结和长期遭受压制的力量崛起相伴而生的混乱”，于是感叹：“为什么民主在阿拉伯世界生根如此困难？”[①] 相比之下，大部分中国学者对此看法要保守的多，“动荡”和“变局”是他们表达对中东局势看法时最常用的两个关键词。这一方面反映了国人对重大国际事变的一贯谨慎态度，另一方面，西方一边倒的舆论引导以及试图将所谓“中东民主革命”与中国挂钩，一度也影响了国内一些学者包括媒体对事态实质的判断。
        关于中东动荡的性质并非本文要讨论的内容。笔者在去年早些时候就对此表明了观点，认为中东动荡本质上是该地区国家迫切需要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一部分。[②]本文基于“中东国家将渐次进入深化变革和全面转型阶段”这一判断，分析可能对中东政治转型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地区和国际因素，强调把握中东转型趋势对我国开展积极有效的中东外交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提出中国中东外交如何顺应变化，调整政策的若干思考。
中东政治转型中的地区格局演变
        尽管叙利亚危机仍在升级，地区内还存在大量不稳定因素，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时有可能在局部爆发，但去年以来中东多米诺骨牌式的剧烈动荡局面已有所缓和。与此同时，变革之风已在本地区越来越多国家中悄然吹起，中东政治转型已是大势所趋，而其发展将会受到多种因素制约。
        中东的转型需求是全方位的，虽然当前的转型主要反映在国内政治方面，涉及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的重建，但是对中东国家而言，社会文化的转型才是更深层次的，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转型的成败和方向。从突尼斯、埃及等已经进入政治转型国家的实践看，社会和文化因素已经开始对政治转型产生影响。这些转型国家正在试图建立的现代国家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其基本特征是由多元政治取代专制体制。这样的体制和制度需要一个成熟而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来支撑，但是中东国家长期的历史现实是，家族和政府一直是最强势的力量，社会力量从未得到充分的发育成长。从更深层面看，上千年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在中东已根深蒂固，并且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内向性和聚合力，一部民主宪章或者一次民主选举要在短期内撼动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观念和社会伦理谈何容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专题节目主持人兼撰稿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近期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对阿拉伯世界来说，历史及其培养出来的习惯是民主最大的敌人。”[③]
        当然，中东并不总是游离于世界民主化进程之外的。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就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向民主多元化转变的趋向。但是，由于缺乏能为现代政治和社会民主发展的各种行为提供价值认同和理论支持的社会文化铺垫，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努力最终都沦为一种形式上的东西。最具戏剧性的例子就是，突尼斯、埃及、也门等国家当年曾率先实现多党制，而其领导人却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又率先被以独裁和专制者的身份推翻。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心理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靠外国的援助，先进的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④]如果中东国家的政治转型不能同时促进社会文化转型，就难获得真正成功。传统文化对现代政治的制约作用，将很快在这些国家未来的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来。
        除了转型国家本身的社会文化因素之外，地区内不同力量间的博弈也将对各国政治转型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世俗与宗教力量之争已经明显地在已经进入政治转型的国家中反映出来。在地区内部，这两种力量的博弈更多表现为伊斯兰势力的上升，正在进入长期由世俗主义者把持的政坛。一些学者曾将“动荡主要发生在共和制的阿拉伯国家”视为这场变局的主要特征之一，但笔者以为，共和制并不是问题的实质。关键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受到打击的政权都是世俗政权，这一特点更有深意。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已经进入政治转型和那些有可能是下一个的国家里，“伊斯兰团体是最团结的力量，而且有最明确和清晰的思想观念”。[⑤] 突尼斯、摩洛哥、埃及等国家的选举情况表明，伊斯兰政党是最有组织性、为百姓熟识、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政党。因此，它们也是“唯一做好准备参加大选的组织”。[⑥]动荡以来，宗教因素在整个地区内的影响不断扩大，用宗教的认同感来凝聚民心的传统做法正在成为一种新趋势。
        世俗与宗教力量的竞争在埃及大选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埃及军方近期解散议会的举动某种程度上也是俗教之争的一部分。军队在伊斯兰势力有可能在国家政权争夺中抢占上风时出面干预的例子在中东历史上并不鲜见。在突尼斯，胜选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虽然与两个世俗政党组成了执政联盟，但复兴运动党背后有来自海湾国家的资金支持，而世俗党派则多有前政权人士加入，并得到了前政权商业合作伙伴的资金支持，“突尼斯现在和未来不得不面临世俗党派与伊斯兰党派的政治争夺”。[⑦]
        第二，中东局势因为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危机变得更加动荡，而这两个紧张关系的背后凸显的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裂与对立。教派斗争成为这次中东变局的背后推手之一已是不争的事实。本地区的教派之争存在了千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矛盾变得更加尖锐。美国占领伊拉克期间采取的权力“平衡”政策，最终导致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对抗，甚至引发了2006年的内战。虽然在美国的强压下冲突有所缓和，但教派之争隐患未除，其背后更有伊朗和沙特的影子。去年底，美国撤离伊拉克后，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再次处于了正面交锋的状态。其时，在更大的地区范围内，两大教派的对峙也到了白日化的时刻。中东变局中的教派博弈色彩越来越浓，“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为争夺地区霸权而展开的竞争，使得这种对抗成了一场扣人心弦的争夺”。[⑧]目前，叙利亚正成为两派争斗的主战场，而在黎巴嫩、巴林、也门，甚至沙特阿拉伯，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和一切条件也都具备。教派冲突不仅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也对地区国家的转型产生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第三，地区不同力量的博弈还表现为一些国家对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争夺。这种争夺包括利用金钱及其他手段对地区国家转型施加影响以及在叙利亚危机上展开更直接、更激烈的斗争。其中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表现最为引人注目。人们看到，人口只有22.5万的卡塔尔在台前幕后为推动“阿拉伯革命”冲锋陷阵，发挥着超乎寻常的作用，在协助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反对派推翻所谓独裁者的斗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沙特阿拉伯则在变局中悄然取代埃及成为阿盟的主导者，并直接出面对巴林的抗议浪潮进行了军事干预，遏制了占巴林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的政治诉求。土耳其近年来强势回归中东，在一系列中东问题上表现抢眼，其对叙利亚问题所持的立场更是体现了其中东政策令人目眩的变化。中东动荡前还与叙利亚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埃尔多安政府如今已是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最积极支持者，土耳其甚至不惜将自己置于与叙利亚直接对抗的境地。
        在关于中东变局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影响的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海湾合作委员会（下称“海合会”）未来将成为本地区的主导力量，土耳其将成为转型国家的榜样而大大提升其在中东的影响力，而埃及、伊朗等传统地区大国因难以走出目前困境而一蹶不振。笔者认为，中东变局确实导致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新的格局远未定型。中东当前出现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状况并不代表一种必然的趋势。在笔者看来，土耳其和卡塔尔在变局中的表现更像是在玩一种危险的游戏。事实上，土耳其在中东影响力的上升，更多得益于其前些年奉行的保持中立，与周边邻国实现“零问题”的外交政策。但现在，“与邻邦零问题”已经变成了“零邻邦无问题”，土耳其已开始在它的中东冒险中遇到麻烦。而所谓“土耳其模式”的榜样作用，恐怕更多反映的是外界的一种主观愿望。埃及的革命者对土耳其的支持或许心存感激，但是他们也很清楚：“他们想要遵循一种埃及的模式，而非土耳其模式，他们也提防土耳其想要从他们那里夺走阿拉伯世界领袖的野心”。[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近期也撰文指出，“土耳其越把自己当成一个地区大国并以此来行事，就越有可能削弱其想成为榜样的雄心，同时让其东边的邻国害怕”。[⑩]同样，卡塔尔过火的表现也开始“在各处引起不安”。“无论在巴黎还是在的黎波里，人们都对卡塔尔的意向表现出怀疑”。[11]笔者近期走访中东诸国时得到的印象是，地区的世俗力量和宗教少数派对沙特、卡塔尔等国支持各国逊尼派势力及试图掌控阿盟高度警觉。突尼斯一些政府官员表示，突尼斯当前外交重点就是要重整马格里布联盟，以平衡海合会的影响。笔者认为，未来海合会必然在地区内发挥重要作用，但其不断扩张影响的做法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并且，由于海合会各成员国内部以及成员国之间也存有爆发危机的隐患，因此，现在断言海合会将成为地区核心力量似乎为时过早。未来的地区政治生态不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地区政治格局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多元平衡的架构，不太可能出现一方坐大的局面。同样，中东的政治转型也将是遵循多元多样、体现各国自我认同需求的原则，而不会简单套用某一种模式。
中东转型的全球政治变化视阈

        中东转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区域内外各种发展的影响。因此，笔者始终认为，中东各国政治转型既难完全难摆脱本地区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制约，也不会游离于世界发展进程之外。[12]去年以来，学界对引发中东变局的内外因素及其这些因素对局势发展的影响有大量论述，但总体而言，大多学者强调内因的作用及变局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本文想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更加深入发展的趋势下，全球政治的变化对中东转型更具影响。
        从近期看，中东变局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当口，但今年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大选和换届年，各国领导人都开始聚焦本国政治，介入中东变局的政治意愿大大减弱。美国卡内基中心中东分部（黎巴嫩）主任萨勒姆曾明确告诉前往拜访的笔者一行：即使中俄不投反对派，叙利亚局面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美国和西方本来就没有投入更多资源的政治意愿，更不会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乔治敦大学多哈分校的学者也表示，出于选举需要，美国必须更多地把注意力从海外转移到国内。这也验证了笔者之前的一个看法，即中俄投反对票其实是给了美国一个既可使自己悄然隐退，又可顺势制造舆论，将导致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升级的脏水泼到中俄头上，从而转移公众视线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中俄投了反对票之后，西方舆论的反应会如此强烈。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和中国政府换届的临近，全球目光都将聚焦到这两个世界大国身上，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也大都会集中到与中美有关的问题上来。这无疑将对当前中东局势乃至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据了解，安南计划出台后，巴沙尔既表示接受，又不愿从那些冲突的城市撤出军队的根本原因就是希望利用美国大选前的数个月时间来尽可能削弱反对派力量。
        从中长期看，未来5至10年将是国际新秩序逐渐成型的重要时期。各主要大国都在积极调整战略，争取在新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占据主动，为在未来的秩序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而展开争夺。美国几年前就决定将美战略布局从“两大扩张计划”（大中东和大中亚计划）调整为收缩中东和重返亚洲的“西退东进”部署。[13]如果说，中东动荡初期还有人对中东乱局会牵制美国战略东移抱有幻想的话，那么在美国近期进行了一连串实质性调整举动之后，恐怕再也不会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或者心存侥幸。
        2012年1月奥巴马公布了美国新军事战略，明确宣称要将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近期“转移”一词被改为“再平衡”，意在强调美国从未离开亚太地区，只是在伊、阿两场战争后，对关注重点的重新调整。6月2日，美国防长帕内塔在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演讲，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以及如何推进“再平衡”的新军事战略做了详细介绍。帕内塔表示，今后五至十年，美国将继续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拟将六成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
        美国加快战略调整部分的另一个重要国际背景是，欧债危机不断深化，短期内看不到解决前景。希腊选举的结果，虽然暂时挽救了欧元，但欧盟南北国家间的经济差异仍将持续扩大，欧盟的明天依旧乌云密布。希腊的政治动荡，让世人清楚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即使在欧洲，民主运作的方向和资本市场的要求间的巨大落差，也可能使得宪政民主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存的政经体制本身也深陷危机。
与西方的持续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不久前在墨西哥海滨城市洛斯卡沃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第七次峰会上，中国主张和中国作用受到与会各国乃至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新兴大国的崛起必将对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的演变乃至转型中的中东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世界力量持续此消彼长的事实也表明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秩序加速重构、由美国主导的旧秩序逐渐让位于日益与非西方的新兴国家平分秋色的新秩序的势头依然强劲。美国和西方不得不调整战略部署，以应对现实的挑战。这也反映了美国面对不断恶化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其全球战略雄心与实际执行能力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美国以及西方大国在整个阿拉伯变局过程中的前后作为以及实际取得的效果，就会发现，美国在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方向发展的能力已经明显减弱。法国在大选后除了得胜的奥朗德在叙利亚问题上高调秀了一下姿态，并无实际表现，英国更是连声音也没有了。
        在美国明确宣布要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再平衡”后，国际社会包括中东地区国家都非常关注美国对于中东变局的下一步计划。去年11月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美国深知它对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控制权，但一直在设法影响其方向，“我们想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利益来发挥领导作用，这样，不管今后十年里的发展轨迹如何，人们会知道美国是站在民主一边的，是站在法治一边的……我希望这会强有力地抵御无论是宿命论还是极端主义论调。”[14]这段话极其精妙地描绘了当下美国面对中东变局的复杂心态：对继续干预中东事务底气不足，但受价值观和利益驱动又不得不为之，同时对结果却并无十分把握。《时代》周刊的评论是，这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对变化中的21世纪世界的看法，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看法，但这是“极具美国特色的看法”。[15]笔者以为，希拉里这番话更多流露出的是一种无奈，也是美国当前对许多国际事务表现得力不从心的真实写照。这也同样也有助于我们理性观察美国未来对中东转型的影响，客观评估美国未来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以及可能产生的结果。
        从长远看，美国战略调整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导致使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持续下降。笔者认为，这将进一步促进中东地区向整个世界开放，从而为中东政治向多元化方向转型提供更多的可能。美国的收缩也使更多的中东国家开始寻找与新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合作，这也为世界其他力量进入中东提供了机遇。笔者近期在访问中东时了解到的一个动向是，海湾国家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过于依赖美国等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国家明确表示未来将加快外交多元化步伐，并在安全上寻找更多合作伙伴，新兴大国将成为地区各国关注重点。同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进入“后革命时期”的转型国家而正在为重建国家，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中国等新兴国家在这些国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未来中东转型国家与新兴大国的关系将更加密切，这种新型关系的建立，无疑将对这些国家乃至整个地区的转型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中东外交的调适
        关于中东变局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不仅是国内各界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我国学界和外交部门对此已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一般而言，此类话题常常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具体事件所产生影响的判断及我应对之策的探讨；二是结合国际形势变化及中国外交转型的大趋势来前瞻性地探讨中国中东外交的应变之道。就笔者参与的多次讨论情况看，前者远远多于后者。鉴于中国在中东具体问题上已经有很大的参与度，在应对方面也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下文尝试对中国中东外交如何顺应形势的变化提出些尚不成熟思考。
        如上所述，当前中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这种变化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看，会发现它与当前的全球政治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同样，全球政治的发展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使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及我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外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转型期，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我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中东外交也须与中国总体外交转型相协调，根据变化了的中东形势及对各国转型趋势来调整相关的政策，掌握中东外交的主动权。
        （一）调整思路，以我为主
        这里所说的“以我为主”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我利益为主”，而是要更多体现出主动性和塑造性。包括主动设置相关议题，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是被动地陷入西方设置的议题陷阱，不得不在西方的霸权语境和话语系统里忙于应对。还应包括基于自己对事态的判断和我必须坚持的原则立场，对中东的突发事件第一时间主动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是被认为是躲在某些国家的后面，并且不必太过顾忌一些国家的想法。（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反对票及其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加以认真研究）未来10年，中国要完成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大国的角色转换，中国的外交也要从被动应对式的大国小外交向主动塑造式的大国强外交过渡，中国的中东外交也必须配合外交转型，做一些思路和政策的调整，而当前最重要的是培养这方面的意识。
        （二）扩大视野，更新观念
        过去我们经常听到西方国家批评在中东就是为了谋求石油利益，近年来这些声音也在阿拉伯一些国家出现。这当然是不客观的。中国在维持中东地区稳定和参与热点问题的解决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必须要承认，很长时间来，既使在中国国内，许多人说到中国在中东的利益首先会想到也是能源安全、商品市场、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等等这些相对狭隘的物质利益。利比亚撤侨后，不仅是境外舆论，很多国内媒体包括一些学者都将企业在利比亚的损失放得很大，从而影响了他们对中国政策的正确理解。笔者以为，中国发展到今天，国家利益的内涵已经大大丰富了。国家的舆论安全、形象塑造，议题设置与国际话语权的确立、软硬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等都是国家利益的重要部分。中国未来的中东外交都应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胡锦涛总书记2009年7月在中国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的“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更有感召力，”的要求应该在中东外交中有所体现。
        （三）顺应变化，细化政策
        显然，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但必须考虑中东目前出现的许多变化来制定不同的政策。以阿拉伯世界为例，阿拉伯世界的分化自伊拉克结束后便日趋明显，阿盟各国在这次中东变局中的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凸显。不仅各国利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对中国需求——无论是政治和经济的也有很多不同。中国在不同问题上与不同阿拉伯国家间出现意见分歧，将来会越来越多成为常见现象。这对习惯于把阿拉伯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利益集团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新情况。过去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同中东各国关系的传统做法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过去阿拉伯国家常常抱怨阿盟缺乏统一的对话政策，阿盟手中的22把钥匙（22个成员国）开不了中国一把锁。现在中国遇到同样的难题，中国这一把钥匙不仅很难去开22把锁，有时还会妨碍我们去开中东其他国家的大门。因此，面对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的现实，我须做长期战略考虑，并根据各国不同情况细化相关政策。
        （四）抓住机遇，拓展领域
        如上所述，未来中东国家的对外关系重点将会从过去的主要集中在欧美向追求更多元的国际合作调整。那些处于政治转型中的国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经济，稳定社会，它们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巨大的经济实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应把握时机，加大对这些国家的关注和投入，我可利用经济优势，及时施以援手，以经济援助带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并与之分享转型经验，让阿拉伯人真正感受到中国帮助的价值。如此，既可提升我在中东地区的文化软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也可平衡与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

文献来源：《西亚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