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柏林墙倒塌，美苏主导的两极国际体系开始解体。近20年来，国际体系先后经历了“美国独大”(或称之为“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和“一超多强”的过渡性阶段，正在向以“多元多体”为主要特点的多极化方向发展。在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中，新兴大国群体(emerging powers)[1]的集体崛起引人注目。本文将主要探索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发展趋势和不确定因素以及新兴大国群体的理念、实践和构建国际体系的战略取向。

    一、国际体系转型中的要素变化特点
 

　　(一)国际体系的学理研究、战略选择和政策应对的三位一体综合思考

 　　当前，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已经进人关键时期，各主要行为体的战略选择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大课题之一。国际体系是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在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指导下，在一定时期内按照共同规则互动的整体状况的概述。[2]从学理上讲，国际体系的研究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从战略层面上讲，国际体系的研究主要是指研究行为体参与国际社会互动的大环境与应对环境的战略选择。[3]此外，各主要行为体对国际体系的考虑重点在于如何构建对己有利的国际体系。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处于历史的新起点之上，需要在学理研究、战略选择和政策应对的结合点上进行新的思考，探索当代国际体系的发展规律和应对之道。   
　　(二)四大要素的趋势性特点    
　　面对新的历史性挑战，国际体系的力量基础、组织机构、规范准则和共有价值观等四大要素正在重新整合，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力量方面，当1989年冷战结束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7个发达国家(七国集团)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总量接近13万亿美元，约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62%；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6国(新兴大国群体)当时的GDP总量约为1. 6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还不到8%。2006年时，从经济总规模而言，七国集团的GDP总量为28万亿美元左右，新兴大国群体则不到7万亿美元，虽然前者仍居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各自实力的相对变化明显呈现此消彼长之势：前者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较1989年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后者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则显著上升，达到14%，增长了将近一倍。[4]无论是按市场汇率法计算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印度和巴西均已成为排名世界前列的国家。在军事方面，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自以为“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5]但正如美国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它运用军事力量掌控世界事务的能力正在减弱。此外，美国的软实力近年来也受到较大的损伤。
　　第二，国际组织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国际体系行为主体多样化的趋势。近20年来，作为国际体系主要载体之一的国际组织呈现以下主要特点：其一，国际组织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根据权威的《国际组织年鉴》的统计，1989年，世界上的各类政府间国际组织有4 322个；到2004年，其数量增加到7 350个。[6]非政府组织更是难以统计。其二，全球性政府间组织的作用在调整中提升。联合国在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的同时，也在进行自身改革，其权威性、重要性和普遍性得到进一步确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也在根据形势发展而进行调整。其三，一些地区性组织正在发挥特殊的作用。在全球性国际体系尚未完成转型的历史条件下，(次)地区性组织的跨国协调和国际合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欧盟(EU)、非盟(AU)、阿盟(LAS)、东盟(ASEAN)、上海合作组织(SCO)、南方共同体市场(MERCOSUR)等(次)区域性组织的作用不断上升。其四，跨地区对话不断涌现和加强，如亚欧对话、欧非对话、欧洲和拉丁美洲对话、东亚和拉丁美洲对话等，这些都加强了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其五，应对全球化时代新问题的具有论坛性质的“软体国际组织”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实体国际组织”的重要补充和自然延伸。
　　第三，国际社会对国际规范、规则、准则和法律等(以下简称“国际规范”)的共识逐步增多，对有序发展的认识不断提高。近20年来，各类行为体逐步认识到国际规范在全球安全和互利共赢等方面的重要保证作用。国际社会在应对传统和非传统挑战方面加强了机制和制度建设，如《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b年)、《京都议定书》(1997年)、《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 200(〕年)、《巴厘岛路线图》( 2007年)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各行为体主要可以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等手段调整关系而不需要军事对抗来谋取利益，各行为体、(特别是主要大国)主要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协调、调节和制约相互关系，因此合作共赢成为可能。应当说，当前的主要国际规范是由西方所主导并获取主要利益，但这并不等于说非西方国家就不能有所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正是利用了现行规范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它们对联合国“一国一票”权利的运用就是典型的例子。随着新兴大国各自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其集体力量的增加，它们在国际规范的制订和实施方面的话语权也在不断地提高。
　　 第四，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呈多元共处和两元对立的复合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结束初期这个阶段，国际体系主流意识形态基本呈二元对立状态。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围绕着社会和经济制度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意识形态之战。两种相互对立并准备取代对方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初，以冷战的“胜出者”和唯一超级大国自居的美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试图向全世界输出“美式”的价值观。进人21世纪以来，美国总统布什、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以及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先后提出过“价值观外交”，掀起对外关系意识形态化的三个波次。但是，大多数国家认为，国际体系的主流价值观是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国际社会应当根据时代要求和各国国情，努力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例如，200()年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凝聚了国际社会在消除贫困和现代化建设等目标上的共识。在2005年的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诺将致力于增进世界各地人民福扯、自由和进步，鼓励不同文化、文明和人民之间的包容、尊重、对话与合作。上述观点正在逐步成为国际体系的共同价值观，指导着国际社会改善和更新国际体系。
     
 

二、可预见的发展方向和不确定性因素
    

　　经过近20年的过渡和转型，一个以“多极多边、协商谈判和基于规则”为基本框架结构和以“多元多体”为主要特征的新国际体系雏形已经依稀可见。但是，这一雏形具有相当大的脆弱性和可变性。如果众多负面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综合作用，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进程将会严重受阻，甚至可能逆转。     
　　(一)当前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说，近现代国际体系的更新往往是通过大规模战争而实现的，如三十年战争(1618一1648年)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一战后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等。但是，国际社会在冷战结束时充分意识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给予国际体系的历史性机遇，自350余年以来，国际社会首次做出了和平转型的战略选择。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国际社会认识到核时代的毁灭性后果和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平手段可以替代战争手段成为各行为体重新配置权势和分配利益的主要方法，世界主要大国在避免世界大战和地区性大规模战争间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一些战争和冲突都处于可控范围内。
　　其二，原有的国际体系可以经过和平改造而继续有效。冷战结束前后，世界各国决定在继承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基础上徐图更新，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继续获得普遍认同。伊拉克战争前后，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拒绝了美国试图以单边主义和武力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做法，维护了联合国的权威性。
　　其三，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主张通过和平、渐进、梯次和交叉方法更新或构建国际体系，各行为体通过长期和艰苦的谈判就世界贸易、防扩散、气候变化等共建了新的机制。一些(次)地区性合作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如欧盟的扩大和巩固、非盟开始了较为正常和有效运转、《东盟宪章》的问世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在合作领域的拓展等。
　　其四，与一些西方人士大力渲染的新兴大国必将挑战现有主导大国的预言相反的是，新兴大国选择了在现有国际体系基础上进行改善和发展的方针。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决心与其他有关国家共同不懈努力，建设发展与和谐的世界，成为安全的世界体系中重要的建设性力量”。[7]印度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考虑到所有国家利益并能为所有人接受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共同创造有利于第三世界发展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巴西提倡各国应在遵循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强调后者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工具。墨西哥反对单边主义，呼吁强化多边机制，开展国家间对话与合作；认为只有在充分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多边机制解决冲突，才能实现和平与发展。南非呼吁以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制为基础建立“多边治理体系”，制订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和公约。
　　其五，和平转型深得全世界人民的拥护。在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普遍分享到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红利”，他们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当政者的政策取向。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把国内发展列为议事日程的首位。例如，普京总统强调，俄罗斯的主要任务是内政问题，而不是与境外伙伴对峙。他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国内发展，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我们希望在我们周围构建有利的外部环境”。[8]俄罗斯如此，其他新兴大国也大抵如此。
　　 (二)新国际体系已露出端倪

        首先，主要国际组织呈现出逐步适应当前世界变化的演变趋势。国际社会的多数行为体认为，主要国际组织应在现有架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例如，继续发挥而不是削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作用。但是，国际社会又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如应当继续加强地区组织、特别是跨地区组织的作用，促进“实体国际组织”与“软体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补充和转换。“八国集团”有可能吸收更多新兴大国而扩容，如有的学者提出将其扩大为“13国集团”，即增加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和南非。“届时，‘13国集团’将作为反映新世纪政治格局的第一个国际体系亮相于世，21世纪崛起的大国与20世纪的强国将有机会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讨论影响世界格局的政治与经济制度”。[9]
　　其次，确立新形势下的基本规范。国际社会在国际规范方面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当代国际社会需要而且能够有序运转，各行为体应当而且必须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在传统安全领域，共建的重点是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重点是法制和机制建设；在经济领域，重点是贸易规范和金融规范；在伦理道德领域，重点是根据科技信息时代的新特点而制定新规范。
　　再次，增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观方面的共识。新国际体系的组织机制建设和共同价值观建设同样重要，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在以民主、人权、自由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新国际体系将逐步形成更具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观。很有可能的是，西方行为体和非西方行为体的共识始于“低政治”的领域，如共同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全面实现现代化，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强化法制进程，提倡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等。从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强调对话和避免对抗的趋势来看，新国际体系的共同价值观有可能从基于利益的互利共赢朝着基于和谐的对话合作方向发展。
　　最后，有效应对多项主要新旧议题。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国际体系一经确立后还必须证明自己的有效性，否则就难以持久。随着新国际体系的逐步展开，它应对和解决新旧国际议题的成功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能否持续。全球化要求国际体系能从制度上、观念上和实践上使全球化施惠于整个国际社会。全球化进程突显了全球性问题，如南北受益不均和发展差距加大等问题以及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地区冲突问题、国际犯罪问题等等。因此，国际社会不仅需要处理传统的国际安全和经济议题，而且还要应对诸如环境保护、合作反恐、防疫减灾等全球性问题。
　　 (三)负面因素的消极作用

　　在今后改善、更新和构建国际体系的道路上还存在许多负面因素。其一，在传统安全方面，国际社会继续存在类似伊拉克战争的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速度和深度也令人担忧，领土、部落、种族、宗教冲突仍将是长期现象。其二，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合作反恐、环境保护、防疫减灾、缉私缉毒等任务日益繁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渗透和合力作用正在加强。其三，在世界经济方面，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趋缓，衰退可能性增加；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突出，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功能减弱，经济体相互矛盾深化。其四，在社会思潮方面，激进势力上升和极端主义蔓延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一大症结，由此产生严重的政治、安全和社会问题。此外，还要重视因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冲击。因此，处于转型期的国际体系具有脆弱性和可逆转性的特点，在战争或其他重大“战略意外”的诱发下，上述负面因素有可能数个或综合爆发，对国际体系转型形成强大的冲击波。国际社会对此应当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把负面因素的消极作用降到最低程度。
     

    三、新兴大国群体的理念和实践
 

　　 (一)新兴大国群体关于国际体系的基本理念

　　当代新兴大国群体的形成可追溯到二战期间。二战结束后，一大批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追求更加合理和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集体力量。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印度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年代，印度同一些国家倡导了不结盟运动；70年代，墨西哥主张“第三世界主义”；南非人民成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排头兵。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兴大国更是脱颖而出。20世纪60年代末，巴西经济奇迹崭露头角；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90年代中期，印度经济开始起飞；21世纪初，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迅速发展。
　　随着新兴大国群体的集体崛起，它们关于国际体系的理念也在逐步形成。在全球层面上，新兴大国群体主张国际体系的基础是主权国家、国际法和规则规范、多边主义，倡导的指导原则是公平、公正、合理，要求的重点是增加话语权和规制权。
　　新兴大国群体强调国际机制在构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它们认识到，很多国际组织、条约协定和制度，不但符合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利益和愿望，也符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愿望；在很多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作用和影响也受到其他国家的限制。例如，近20年来，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动议很难得到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批准。[10]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国际体系已经进人“后西方时代”，西方原本掌握的绝对主导权将不复存在，正在被迫同发展中大国分享。[11]
　　新兴大国群体要求更新后的国际体系能够体现当今时代的多样性。在2006年11月5日发表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中，中国和非洲承诺，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所有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际准则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强调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世界各国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应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应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和谐共存。[12]     
　　(二)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体系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当前，新兴大国群体在构建和共建国际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新兴大国群体加强了国际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扩大了国际组织的规模和作用，推动了国际规范建设，有利于在国际价值观共识中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理念和思想。新兴大国群体是多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多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性力量。
　　新兴大国群体正在多层次和多领域方面展现出它们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如下：(1)在双边层次，中国和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对话机制，创造性地推出了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新机制。(2)在群体内部，多种协调机制正在逐步形成，首脑级会晤趋于常态化，外长级磋商机制化(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在联合国会议期间的部长级磋商和中、俄、印外长定期磋商)。为了更有效地同“八国集团”进行对话，五国间已经建立了经常性的协调机制，定期就气候变化等有关专题进行磋商。此外，2003年成立的“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加强了上述三国的经贸交流，并有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进行谈判的实力。(3)在地区层次，它们大都是本地区合作的核心力量和主要推动力量，俄罗斯是欧亚地区组织的主导力量，中国和俄罗斯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双引擎，印度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核心国家，巴西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倡导国，南非在南部非洲举足轻重，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的地位也在提升。(4)在全球或多边层次，中国、巴西、印度等国正在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八国集团”和发展中大国对话机制的常态化可能预示着新的大国对话机制的形成和发展。(5)在经济领域，新兴大国群体因其实力的增长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有明显增加，对国际金融的协调、流程运转等方面的影响力也在增加；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打破了发达国家的垄断权并加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制订规则(如“多哈回合”)的态势；中国和印度等国还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参考。

     
    四、新兴大国群体的战略选择
 

　　在经历了初步但明确的集体崛起阶段后，新兴大国群体正在就当前国际体系的维护和未来国际体系的构建问题进行战略选择。

　　(一)参与现有国际体系与推进改革并举

 　　新兴大国群体强调国际体系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中国和印度共同认为，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公平、合理、平等和互利的国际体系。双方还倡导开放和包容的国际体系。[13]目前，新兴大国群体正从全球、领域和(次)地区三方面重新审视国际体系，并在指导原则、全球共识、组织规范、政策举措等方面进行探索性的努力。但是，各国的具体日程表的重点又有所不同，中国要求在制度及文明方面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俄罗斯重点要求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巴西和印度极度看重联合国安理会的“增常”问题，印度还不满意现行核不扩散体系，南非强调国际体系要维护非洲的利益。     
　　 (二)平衡同现有主导国的关系
　　新兴大国群体在处理同现有国际体系主导国美国的关系方面采取不对抗政策，力求通过外交、经济、法律的方式调整双方的关系，维护了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和平性和建设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大国将从发展目标出发寻求各自的方式融人体系，而不是谋求联手改变体系。”[14]墨西哥和巴西都是位于西半球的拉丁美洲国家，同西半球主导国美国历来存在矛盾。墨西哥在20世纪90年代突破了传统外交政策的民族主义的界限，重心集中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上。[15]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西同美国的关系保持“合作与矛盾共存”，两国关系并未因为矛盾的增多而出现恶化的趋势。[16]中国努力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印度强调印美两国同为“民主国家”，南非注意不去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俄罗斯在批评美国时注意避免迎头对抗。    
　　(三)具有强烈的“大国愿望和意识”
　　新兴大国群体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享有当前发展的强劲势头，对未来充满信心，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全球大国。中国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口号，俄罗斯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全新形势为我们在一系列全球政治问题中发挥理智的领导作用创造了有力机遇。”[17]印度把自己看成“负有全球性责任的国家”，[18]“巴西不追求成为(超级)大国，但不能躲避作为大国应承担的国际责任”。[19]墨西哥认为自己“应成为多极世界的全方位环节，应成为北美洲和美洲大陆关系的桥梁。”[20]新兴大国群体将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构建与共建，强化国际制度建设中的议题设计能力和动员能力，主动谋划包括国际安全秩序、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在内的未来国际秩序的构想，更加有效地维护和推动国际和平体制的构建，促进国际政治民主与文明的发展。中国和印度充分发挥各自文明和历史的特点，分别提出“和谐世界”等理念。
　　(四)积极推动地区性和跨地区性合作
 　　新兴大国基本上都还是地区性大国，它们更多的还是关注其所处的地区。中国重视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议、“东盟 N”、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等的机制建设；俄罗斯把重点放在对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主导权方面；印度在主导南盟的同时，努力拓展同东盟、东亚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的互动，巴西和墨西哥则分别属意于南、北美洲的南方共同体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此外，这些新兴大国还努力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亚信会议(CICA )、东亚-拉美对话等跨地区合作机制。新兴大国群体在地区和跨地区合作方面的建设性贡献既为地区整体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又为全球性体系建设进行准备和铺垫。
　　(五)界定和应对主要议题
　　新兴大国群体依据它们对世界潮流的认识和自身利益的判断正在对议题进行优先秩序的排列。首先，新兴大国群体在基本解决了生存性发展问题后，把构建有利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进步的国际体系列为首要目标，还把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格局多极化、国际秩序合理化等放在突出的位置。其次，新兴大国群体因其力量相对较强和成员较少而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机制更具可协调性，它们群体力量的整合正在走向更高层次，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的势头。新兴大国群体内部的合作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南南合作，具有时代的特点。最后，新兴大国群体重视同发达国家及其他主要行为体讨论在国际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即“利益攸关方”)问题，共同构建应对全球性和安全泛化问题挑战的有效机制，正在反恐、能源、环保、“失败国家”等方面进行平行或协调的努力。
　　(六)妥善处理群体内部的矛盾和分歧
　　新兴大国群体目前尚处于初步形成的阶段，它们之间还存在许多矛盾和分歧。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面，新兴大国群体中的现有的常任理事国和有意问鼎者存在明显歧见；在国际体系的价值观方面，中、俄和印、巴、墨对“自由、民主、人权”等的排序差别很大；在实际利益方面，有关国家的纷争也经常发生；在(次)地区合作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等国的某些理念和实践也不一样。因此，新兴大国群体在争取国际体系话语权和规制权的进程中还需经历长期和困难的磨合。

     
    五、小结    

　　冷战结束以来，新兴大国群体经历了从出现到集体崛起的历史性发展，促进了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组织规范、国际共识与共同议题等四大要素从量变向质变的过渡进程。而且，同以往通过战争确立国际体系不同的是，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转型基本上采取了和平、渐进和交替的方式，经过近20年的过渡，一个以“多极多边、协商谈判和基于规则”为基本框架结构和以“多元多体”为主要特征的新国际体系雏形已经依稀可见，估计将于2020-2030年间基本完成。新兴大国群体的集体崛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们也正在审时度势，强调的理念是和谐、公平、公正、合理，倡导的原则是主权、法律、规则、多边主义，实践的重点是规制权、双边和多边机制、各类地区性合作等。但是，新兴大国各自面临众多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挑战，相互间的磨合和配合还处于起始阶段，共同的奋斗目标原则性大于可操作性。因此，它们对于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应当集中在逐步增强体系建设的共识，努力协调各方主张和政策，相互照顾核心和重大利益，明确近期和中长期目标，并处理好同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