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和现代外交的兴起使政党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政党外交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已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和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格局，政党外交的对象、内涵、原则和作用不断丰富和提升。政党外交在把握外交全局、配合政府外交、推进党的建设和提升执政能力等方面日趋重要，并在全球性议题和制度化网络建设等方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作为现代政治中的主导型政治力量，政党的影响并不完全局限于国内政治生活，政党可以通过领导国家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制定乃至直接参与外交实践来影响和塑造国家的对外关系。随着政党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之一、政党政治的普及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政党外交已经成为现代外交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与政府外交、民间外交、议会外交等一起使当代外交呈现立体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已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格局，并且在新的形势下不断走向深入。
一、政党外交概念界定
        政党外交是一个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概念，国际学术界较少使用这一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党外交被认定为是一种外交类型，大体有如下几种表述：（1）党际联络工作或党的外事工作；（2）政党为促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对外交往。（3）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出发，特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为特定目的与他国各类型政党的交往。（4）主权国家合法政党之间以及与政党间国际组织的交往。[①]综上所述，政党外交是一国合法政党进行的旨在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关系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的总称。因此，在分析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发展时，我们用党的对外交往或党际关系而不是政党外交来概括党在建国前的对外交往活动。政党外交在我国特指中共在对外交往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的政党进行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价值判断、政策取向和交往实践。
        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与党的对外交往、党际关系和政府外交等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首先，政党外交与政党的对外交往都是指政党的跨国交往行为，但只有当政党的对外交往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或促进国家关系时才称得上政党外交。前者主体是一国的合法政党，后者则不然。其次，政党外交与党际关系不同。前者侧重于政党的政治行为,即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交往对象是外国合法政党或国际政党组织；后者侧重服务政党利益的政党间关系。最后，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均是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然而两者在交往对象、工作方式和内容等方面亦有区别。政府外交主要是外交部、政府官员、外交人员处理国家间、政府间的具体事务；政党外交亦官亦民，不处理具体的外交事务，方式比较灵活，不受外交关系的约束，主要由中联部执行，交往主体和客体主要是政党。
二、中共政党外交的评估
        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对外交往历程中硕果累累，主要表现为交往对象不断扩大、内涵不断拓展、原则日趋成熟和作用稳步提升四个方面，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格局，在国家总体外交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
        （一）政党外交对象不断扩大
        根据国内外形势、党本身的身份地位以及思想认识的变化，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交往对象的重点与范围各有侧重，虽然经历过曲折但整体上呈现出日趋多元、扩展和丰富的发展趋势。自1951年成立以来，负责政党外交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工作对象已从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政党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工党、保守党等各种意识形态和性质的政党、政治家及其国际组织。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国共产党已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和往来，其中多数为执政党和参政党。党的对外交往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新格局，呈现出“知交尽四海，万里有亲朋”的可喜局面。政党对外交往对象的拓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党至建国初期党际交往对象偏重意识形态。建党之初，党的对外交往对象主要是共产国际和各国的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争取各国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情者、支持者与合作者，党的对外工作对象扩展至许多国家的进步组织和进步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为扩大党际交往对象提供了有利条件，到上世纪60年代前后，一度与外国90多个共产党或工人党开展了友好交往。但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共政党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处于非执政地位的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上。国际共运发生大论战和出现分裂，加上国内文革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中共的对外交往范围严重缩小。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政党外交对象的全面拓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确认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政党外交也迎来了新的局面。特别是随着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确立，党逐渐突破以往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逐步同世界各国各类政党进行接触。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在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我党政党外交出现了“接触广泛、重点突出、内容丰富、方式灵活”的新局面。进入新世纪后，我党与绿党等新兴政党、国际政党组织以及主要的地区性政党的关系也得到加强，在交往的政党种类、制度网络和地理范围等方面都实现了飞跃。2010年5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代表团首次联合派团访华，标志着中共与美国两党机制化交往的正式开启。随着政党组织国际化趋势的发展，我党与社会党国际保持战略对话，并积极参与基民党国际代表大会、圣保罗论坛、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等重要政党多边论坛。以地理范围来看，据统计，2003年到200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数量分布和占比为：欧洲（444个/26.4%）、亚洲（651个/38.7%）、非洲（337个/20%）、美洲（190个/11.3%）和大洋洲（59个/3.5%）。[②]
        （二）政党外交内涵不断拓展
        鉴于政党制度在当今政治中的重要性，政党外交的内涵非常丰富，涉及治国理政、国际问题、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建设等重要领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重点不尽相同，总体上呈现出领域和内涵不断拓展的特点。中共政党外交的内涵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理论三个层面进行概括。
        政治内涵。政治对话是政党外交的重要内容，这是由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作为当今最主要政治力量的属性决定的。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系，可以说，中共一开始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③]中共与共产国际的交往历史偏重政治指导与对话。在“文革”十年，党对外交往中的政治色彩更加突出，甚至提出了一些不当口号。70年代后，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各种意识形态、政治力量与社会运动既竞争较量又相互并存，包括中共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党普遍希望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任务加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后，中共领导集体更加注重积极探索政党执政规律，交流治党理政经验也成为新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经验乃至于“中国模式”都非常有兴趣，对于中国崛起后持何种国际体系观也非常关注，这对党的外交提出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新任务。
        经济内涵。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主要任务从民族独立转向国家富强，发展成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了解国外市场、他国经济建设的经验以及推动开展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成为政党外交的重要内容。新中国与苏联的经济合作是改革开放前期中共政党外交推动经济合作的最明显例证。中美建交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党的外交中经济内涵更趋重要和丰富。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0世纪80年代，中共根据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逐渐开辟出一些“政党外交搭台、经贸活动唱戏”的新途径、新形式，在交往中突出对外国经济发展道路与战略、经济建设经验与教训、经济管理体制运行及改革等问题的考察与探讨，这对开阔党员视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积极作用。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交流的对等性和双向性也得到不断加强，中共在接待许多来华考察的外国政党代表团时，注重引导对方到我国西部参观考察，助其全面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和党的发展战略与方针政策。
        理论内涵。与外国政党开展理论研讨是新时期中共政党外交的重要内涵。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世界政党政治的演进，各国政党在党的自身建设、所在国家发展、国际和双边关系、全球性问题等领域都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问题。探讨应对方式、分享发展经验、寻求理论共识、促进共同繁荣是各国政党的普遍愿望。中共与外国政党开展的理论探讨在新时期突出了党建、治国理政以及应对全球性问题等方面的交流。比如，以中央党校和中联部为代表的机构非常注重与外国政党进行治党理政经验交流，深入研究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加强自身建设和促进经济等各领域发展的做法、苏联东欧剧变和墨西哥等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亚非拉一些国家政党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利弊得失、西欧一些政党加强党的建设的做法等，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又如2012年12月举行的第二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双方围绕中美政党各自执政理念与实践、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坦诚、开放、深入的对话。[④]这些研讨对于增进我党与世界各国、各政党之间的相互了解、拓展合作和国家间关系的深化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开阔国际视野具有重要作用。
        （三）党际交往原则趋于成熟
        建立和发展各国政党间关系必须有一个彼此遵守的正确原则，才能保证党际交往的健康发展，实现党际交往的目标。中共在长期党际交往实践中，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国家外交任务的调整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和充实党际交往原则与方针，表述日趋明确，内涵逐渐丰富，形成了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主要内容的政党外交指导性原则。[⑤]党际交往原则的成熟对构建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格局至关重要。中共90年对外交往的基本经验可概括如下：
        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各国政党根据本国实际和自身条件、自己选择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和方式，各国党有权决定和管理党内的一切事务并处理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并根据国内外形势决定本党的战略和策略。独立自主原则在处理党际关系上表现为三重指导意义：一是把该原则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前提，二是主张各国党根据本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选择并决定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三是反对各国党照抄照搬别国党的经验和模式。[⑥]中共通过与共产国际交往的实践，初步积累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立自主处理党际关系的经验。随着中共在思想和理论上的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既尊重共产国际的组织和思想领导，同时也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许多问题，终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是中共要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扫除帝国主义在华种种特权的要求。在建国之初实行“一边倒”外交方针时，中共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多次强调，与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不能硬搬苏联的经验，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外交，都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总体来看，虽然独立自主原则主要针对国际共运中的“大家庭”观念和前苏共的“老子党作风”，但这是中共正确处理中国革命、建设事业与外国经验、中国党与外国党关系方面认识的重大发展，对于中共探索处理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各党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只有各国党一律平等，才能真正坚持独立自主。大国党与小国党之间、大党与小党之间、执政党与非执政党之间、历史长的党与历史短的党之间尽管有某些方面的不同，但不能有上下尊卑之分。中国共产党在党际往来中总结的重要经验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⑦]党对外交往的成功实践表明，在处理党际关系时，既要注重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进行交流与合作，更要注重同一个国家中的执政党、参政党、在野党平等合作地发展关系，并且要避免只注重发展与主要大国的政党关系的错误倾向，转而注重与世界各国政党发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关系。现在许多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 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已是普遍的政治现象。政党通过竞选执政导致政党的身份常常发生变化，对一国合法政党不论执政与否而加以平等相待、加强交流，有助于把握执政党变化带来的政策变动，并增加我国的外交回旋余地。
        不以意识形态划线，重视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发展政党外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党际交往的主要对象虽然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但也注意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进行接触。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与亚非拉地区的印尼、印度、缅甸、危地马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几内亚等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了接触。对于西欧社会党，中共也主张在不改变各自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发展党际关系。但限于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恶化等客观原因，党在一段时间内以意识形态异同划分敌友，把意识形态放在了不恰当的高度，中苏大论战以及对社会党、民主党等西方政党的抵触造成党际交往的封闭，也对国家关系的拓展造成了某种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合作成为对外政策的重点，意识形态差异已经不足以阻碍政党之间的交往。中共认识到应根据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国家利益来处理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党际关系的障碍，各国党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开展新型党际交流与合作，党在开展与世界各类型政党发展友好关系过程中的主动性大大加强。
        政党外交服务和服从于国家的总体外交和国家关系发展。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有联系也有区别，党际关系是国家关系的一部分，党际关系服务于国家利益，它不可凌驾于国家关系之上。中共成为执政党后，注意到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并在实践中试图将二者区别开来。例如，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处理与缅甸、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党际关系时，注意与政府关系、国家关系有所区分，防止政党关系对国家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国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成为中共对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共正确处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联系与区别，一方面不因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党格局的变化而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同这些国家的各类新老政党发展关系，通过党际交往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服务大局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党中央继承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党际关系理论，继续坚持中共党际交往的四项原则，并扩大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为稳定国家关系作出了新的贡献。
        （四）政党外交作用稳步提升
        政党外交已经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对外交往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党的对外工作90年暨中联部建部60年大会上指出，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的变化，党的对外工作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务重、责任大，要努力成为促进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成为展示党的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窗口，成为党员领导干部观察和研究世界的重要平台，成为借鉴国外经验、为中央决策服务的重要渠道。[⑧]
        准确判断形势、把握外交全局。积极拓宽我国的政党外交，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之必然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为完成新世纪的三大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而争取广泛的国际理解与支持之必然选择。党的理论创新以及路线指导对于我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有重大影响，深入开展政党外交也是党进行理论创新和完善路线的重要途径。通过政党外交，中共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及国际政党组织交流思想、寻求对策。通过党际高层交往和政治对话，双方领导人坦诚交换意见，深入解惑释疑，高瞻远瞩地处理和把握国家关系，为国家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这对从全局高度和战略上把握和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配合政府外交，巩固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应服务于国家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否则就会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而良好的国家关系又会促进党际关系的发展。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曾经走了一些弯路，比如认为政党外交的目的和宗旨是支援世界革命等，给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交往带来一些困难和损失，这是由于对政党外交的作用认识有误和理解不深造成的。政党外交发挥做人的工作的优势，注重政治家之间的深入对话与思想交流，兼顾当前与未来，对深化国家关系发挥智囊和助推的作用，从而促进国家关系的巩固与发展。政党外交中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也可以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了解、理解与认同，从而为国家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政治基础。通过党际关系渠道做与我未建交国的工作也是政党外交的一大优势。此外，党在注重政党外交中政治交往的同时，也注重利用政党交往的机会进行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和充实国家关系。[⑨]
        深化党际交往、宣传党的形象。政党外交通过加强对外宣传，提高党的对外工作的开放度、透明度，有利于积极塑造我党良好的国际形象。作为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核心，我党在党际交往中向国际社会阐述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帮助各国党和政治家更好地了解我党从事的事业，并在世界范围内展示我党的良好形象和风采，促进党际关系、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或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界正在成为政党外交的基本趋向，我党通过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国家的政党加强交流，有助于消除误解，打破疑虑，加深了解与合作。党通过开展政党外交使越来越多的政党与政治家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对内推动本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对外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发展进步的坚强决心和努力，展示了党和国家作为负责任的大党、大国的良好形象与威望。
        推进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中共政党外交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治国理政水平的需要。[⑩]政党外交对党紧跟世界进步潮流，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优秀成果，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改进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多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全球性问题的兴起对政党的领导能力、应变能力和执政观念产生着直接冲击和挑战，政党能否对此有力应对并引导国家积极参与上述进程，趋利避害，直接决定了各政党的政治生命力。顺应这种党际交往的潮流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近年来我党充分利用对外交往渠道，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和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需要，特别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推动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更加重视全面深入地推动政党外交的发展。政党外交已经成为中共了解世界、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窗口，借此了解各国治国理政的新情况新举措，有助于不断提高党的干部的素质，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提供智力支持。[11]
三、中共政党外交的前瞻
        政党外交是应对世界格局变化和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需要。中国已经进入国际社会的中心舞台，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党的建设需要全面科学地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为国家的科学发展作出持续的贡献。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内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共需要在理论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与世界发展同步。加强政党外交符合形势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而解决这些关系整个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的问题，无不需要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拓展国家和党派利益的内涵，以全球视野来协商探讨并加以解决。这些情况表明中共政党外交的深入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第一，继续坚持政党外交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的原则，坚持以国家利益来指导政党外交，挖掘政党外交的优势，与各民主党派一道推动和巩固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在政党外交服从和服务国家利益方面，中共须发挥党和国家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优势，同时严格区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 始终坚持将政党外交置于国家总体外交的全局之中，从而为我国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合法政党参与政党外交、服务国家利益作出表率，重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我国政党外交中的作用。[12]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是我国宝贵的政治资源，今后可以引导并加强民主党派参与和开展一些对外交往活动，以中国参政党的名义向外国政党乃至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宣传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壮大对华友好力量。政党对外交往是一项前瞻性、积累性和长期性的工作，重在加强与各国政治家的思想沟通和感情交流，党际关系往往成为国家关系的重要政治依托，对国家关系的走向发挥着战略性、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因此，中共的对外友好交往并不回避没有邦交关系国家的政党，与未建交国家政党的交往便于增进了解，为逐步实现我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正常化架设桥梁。
        第二，不断拓宽政党外交的交流领域，加强务实性，切实加强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建设。在科学发展观和总体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共的政党外交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丰富政党外交中的经济、文化含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主动为国家发展和党的自身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切实履行好党中央的参谋助手职责。以中联部为主要代表，党的政党外交始终注意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注重交流治党治国经验、系统研究外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和执政规律，深刻总结国外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智力支持。中联部、中央党校等不仅是开展政党外交的主要部门，而且是研究政党外交、政党政治以及培训党员干部的重要智库，在今后的政党外交中大有作为。
        第三，推动政党外交的机制化交流网络，加强在包括全球性挑战等更广泛议题等方面的战略对话，进一步提升党在国际社会的进步形象。进入21世纪，中共在继承和发展原有党际关系的基础上，在保持政党外交灵活性的同时，加强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与合作，不断探索政党外交的制度化交流网络建设。2004年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成功主办以及众多政党定期交流制度的建立表明，中共开展政党外交的机制化网络已初步形成。政党外交已成为展示中共国际形象的重要平台和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共在国际舞台须着重展现其“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执政党形象，善于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现代政党形象，以人为本的亲民政党形象，开明开放、和平民主的政党形象以及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树立开放、进步、亲民与和平的国际形象需要政党外交的支撑，就执政理念、全球问题解决之道的探索等议题加强与国外政党的交流将会有助于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了解。近年来，中联部与外国政党举行的多边研讨会就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这不仅有助于党的理论创新与相互了解，而且为我国外交的不断拓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