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战略和外交安全政策是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的重要议题。只是因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迫使美国朝野延后了全球战略的出台和落实。2010年是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基本成形和逐步实施之年。当年5月，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其全球战略定义为“国家振兴与全球领导”，并在全球经济、大国关系、地区政策方面加以实施。当然，奥巴马政府在实施其全球战略时，也在进行调整和修正，其中对华战略和政策始终处于动态调整的过程之中。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始于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时期，但作为新总统的奥巴马则是主张全面和逐步调整美国全球战略的代表人物。在奥巴马总统的领导下，美国的战略态势意识从“美国治下和平”调整为“以美引领的多种力量共治”（First among equals） 的国际格局；战略指导思想从崇尚武力的“政权更迭”调整为“巧实力”的软硬兼施；战略视野从相对集中于以反恐为中心的军事安全领域调整为强调经济、教育、 科技、能源、核安全、互联网与太空活动等；战略布局意图从“两大扩张计划”（大中东和大中亚计划）调整为收缩中东和重返亚洲的“西退东进”部署；战略目标 任务从聚焦“反恐战争”调整为“政经兼顾”的综合平衡；军事战略理念从同时打赢两场常规战争首次变为打赢“当前战争”；战略手段方式从“单边主义”调整为 “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对美国战略的调整虽然还不是根本性的，但确实是实质性的。

        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小布什政府以对大中东和大中亚地区进行改造为中心的“反恐”战略遭受重创，美国身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无 法取胜的战争，布什政府一时鼓吹和实施的“先发制人”、“政权更迭”、“单边主义”还使美国失去了道德制高点和国际信誉，从而大量消耗了美国在冷战结束时 积聚的战略主动。第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造成的美国经济问题。从奥巴马竞选最后关键时刻到入主白宫的头一年，奥巴马总统面临金融危机冲击、经济 衰退严重以及财政赤字、贸易逆差和失业率高涨的严重挑战。恢复世界经济和走出金融危机困境既是奥巴马政府必须首先应对的课题，而保有美国经济在世界中的领 先地位又是维护美国霸权的核心基础。第三，美国在被迫与其他主要行为体形成多元伙伴关系的同时，必须探索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其在世界事务中主导作用的战略 和方法。对于当前的美国而言，它被迫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必须直面世界多极化的历史进程，在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中必须考虑同其他主要行为体分享主导 权并共同探讨国际体系的重组问题。改善同主要大国的关系、“二十国集团”、区域合作机制等都是其调整全球战略的重要抓手。最后，美国在运筹其全球战略时正 在设法重新定位中国和中美关系。对于历来以“敌人”和“对手”为主要战略目标的美国来说，如何对待综合国力日益强盛的中国，使奥巴马政府陷入迷茫之中。一 方面，中国不是美国现实的敌人，也不一定是将来的敌人；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对于想永远保持世界领袖地位的美国而言，确实在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国际规制 权和话语权、亚太合作框架、发展道路和模式、世界热点问题应对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奥巴马政府试图制订出能够应对这一历史性挑战的全球战略，并在实践中予以 落实。


        奥巴马政府上台两年来，在推行其全球战略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首先，奥巴马政府利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改朝换代，同布什政府进行了坚决的切割，以“巧实 力”为指导，进行了颇为有效的外交攻势，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奥巴马以首位非洲裔美国公民登上总统宝座而向世界展示了美国梦想成真的吸引 力，并在与其生涯有关的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掀起了阵阵赞赏美国的“飓风”，以至不少国家都出现了“我们需要自己的‘奥巴马’”的呼声。奥巴马总统上任 之初强调同伊斯兰国家的合作与对话，并向伊朗和朝鲜伸出了橄榄枝，甚至还得到了“鼓励性的”诺贝尔和平奖。

        其次，奥巴马政府在全球议题设置上夺回了主导权。与小布什政府对于全球性议题的冷淡不同，奥巴马政府对于全球性秩序的建设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其一，在气候 变化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不仅积极做出回应，而且正在根据其利益重新塑造这一进程。其二，美国为降低其对海外能源的依赖，在国际能源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尽 管这场革命的结果如何由于现在新能源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等方面的缺陷而变得扑朔迷离。其三，在核不扩散和核裁军问题上，美国以“无核世界”为口号，以美俄新 条约为突破口，以“核安全”为新的概念，正在为这一领域搭建一个新的框架，有可能使这一领域出现一种新的秩序。可以说，奥巴马政府在全球议题的设定和全球 秩序的塑造上是颇费了一番心思。

        再次，美国在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进程中争取到了重组国际体系的话语权。同它的前任相比，奥巴马政府对国际多边机制重要性具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欧洲和日本 相比，美国在承认国际力量重心转移和在新基础上重组国际体系方面表现出更大的自信心，这当然与它的综合实力有关，但也与它更能理解国际力量重心转移的大趋 势有关。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并主张淡化、乃至取消“七/八国集团”，同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的有力推动者。

        第四，奥巴马政府分集团、分群体、分地域、分层次地改善了同盟国、大国和地区大国、以及地区组织的关系。奥巴马政府支持欧盟统一的外交安全政策并注意“倾 听”欧洲意见，重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的作用，在重启美俄关系中批准了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实现了美中关系在2009年的“高开”，加强了美国和印度的“新伙伴关系”，加强了同印度尼西亚、越南、土耳其、巴西等地区大国的关系。此外，美国同美洲国家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地区性组织的关系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最后，奥巴马政府在甩掉小布什政府遗留的某些包袱方面也有新的进展。美国最终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并定于2011年7月从阿富汗撤军。此外，美国还重启了中东和平进程，在打破阿以僵局方面走出了象征性的一步。


        首先，美国全球战略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恢复旧时“独步天下”的领导地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全球化、多极化和多样化的大背景下，美国在国际力量对比中面对的是其力量相对下降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趋势，奥巴马政府不可能使美国重温单极独霸的旧梦。

        而且，美国本身正在或已经成为一些全球性问题的制造者，因而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奥巴马的全球新战略中依 旧透露出旧有自私的经济战略、狭隘的气候变化应对之道、陈旧的冷战思维等。在当前世界关注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美国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上的损人利 己的政策正成为众矢之的。在应对长期困扰的恐怖主义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除将其从战略目标的“第一”降低到“之一”外，也苦无良策。

        此外，美国全球战略存在目标和能力的巨大差距。奥巴马政府津津乐道的“领导世界”缺乏国内基础、实施能力和国际感召力。对于美国来说，问题还不仅在于内向 度增加和经济力量相对下降，而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已不足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对于选举驱动的美国政府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具备进 行体制性改革的条件。美国在世界上的感召力也大不如前，“9•11”事件暴露了美国安全的脆弱性，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模式的治理赤字，非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异军突起也相对缩小了美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应对一些全球性问题和热点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也是举步维艰。美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强调了美国的一国利益，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推卸责任、行动乏力， 在应对反美的极端主义思潮和行为上则十分被动、黔驴技穷。美国和伊朗、朝鲜在核问题上的矛盾不仅依然如故，而且还面临问题更加深化和复杂化的挑战。美国在 阿以冲突与巴以和谈问题上难以推进，在打击海盗方面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综合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思想和政策实施来看，美国亚太战略具有以下的发展趋势：

        在奥巴马政府西退东进的全球战略调整中，亚太是其重点地区。　在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心由西向东和从北向南转移的进程中，亚太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正 在进一步提升。美国正在逐步形成“大亚洲”的概念和意识，扩大了其“亚太地区”的地域界定，即从传统的“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向“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拓 展。

        奥巴马政府将继续在增加与主要行为体的互动中提高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导作用。奥巴马政府从传统的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出发，力图掌控美国和亚太各行为体的互动趋势，并影响亚太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具体操作上，奥巴马政府将加强同中国、日本、韩国、东盟（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印度等行为体在各领域和各层次的互动关系。

        美国力图在议题设置的进程中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鉴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影响相对减弱，奥巴马政府突出和制造安全议题以维护其对本地区的影响。美国以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为主题占据南亚和中亚的战略要津，以应对朝鲜半岛问题为由巩固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以保障自由航行为由扩大在南中国海的战略和政治影响，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地区合作新抓手并淡化“10 3”的主渠道作用。

        奥巴马政府利用军事安全优势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政治和经济文化影响。　 奥巴马总统在第一任任期过半时，已经开始了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为此，奥巴马政府正在筹划撤出阿富汗之后的战略布局，加强同日本、印度和一些东盟国家 的军事关系，凸显其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合法性”。为此，美国还将在亚太地区展开多轮的政治、外交、文化攻势，在亚太国家之间纵横捭阖，威逼利诱，巩固和发 展美国在本地区的主导权。


        在新世纪第二个10年中，全球力量对比将更趋平衡。一方面，在多极格局大体形成中、在美欧亚三大经济板块消长中、在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中，中国都有处于有利态势。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仍处于量变积聚过程，美国仍将保持着总体和综合优势。

        中美战略互动的亮点在全球层次上。　在今后10年 的世界事务中，机制建设和议题应对将占据重要位置。在全球治理机制尚不完善和国际机制缺失的背景下，大国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中美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 其全球视野、全球战略、全球利益和全球影响都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此，中美两国比其他国家更具有改革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建设新的国际体系的动力。在新 一轮的国际机制建设中，中美将继续合作加竞争，但双方合作面将大于竞争面。两国还将在国际金融和贸易机制建设中继续协调各自同其他各方的关系，争取基本完 成国际机制的重组任务。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中美两国在保障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打击海盗和防疫救灾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 和实施能力。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美在全球层面互动的加强和加深，两国在时代观、利益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将会进一步突出，从而增加双方在全球层次上 的竞争面和摩擦点。

        中美战略互动的重点在地区层次上。　在奥巴马政府西退东进的战略调整中，亚太地区是美国以攻为守的重点。展望今后10年，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互动主要趋势是：第一，中美关系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但两国战略互动的主要平台还是在中国周边地区，中美两国将逐步制定出“大亚太战 略”（其地域将涵盖整个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并将其上接国际体系重组、下连与他方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第二，美国加大在亚太地区参与的力度之后，地区的主 要国家行为体增多，原有诸如10 X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中美进入围绕地区框架的原 则、设计、调整的磨合期。此外，中美的主要领域性议题集中在“高政治”方面，两国在应对海洋安全、防扩散、某些领土（海）争端等问题上面临新挑战。第三， 亚太的多边关系重组。中美在上合组织、六方会谈、中俄印、中美日、中美俄、中美越、美日印东盟等多边关系上都将有新的发展，两国在期待、机制、能力等方面 的差异也更将突出。

       中美战略互动的难点在双边层次上。　 中美关系的重要症结之一是缺乏战略互信，而且这一问题还将长期存在。究其原因，一是两国不仅在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理念、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 巨大差异，而且在如何理解和应对当代主要矛盾和问题方面时常看法相左；二是支持中美战略互信的国内基础还十分薄弱，两国政府都把国内议题置于国际问题之 上，双方领导人在中美关系上妥协让步的余地正在缩小，而“示强示力”又往往会引起极端的解读；三是美国为维护其在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对综合国力不断 强大的中国的警惕性不断提高，弱化和淡化中国外交、经济、文化影响；四是美国为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对中国的可能排挤乃至取而代之始终存有恐惧之 心，正在中国周边进行战略性和防范性的投棋布子；五是两国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双方事实上都以“最坏打算”解读对 方的言行。六是目前已有的双边互动机制尚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美战略互信问题，因此只能以不断扩大化的合作深度和广度逐步达到增信释疑的目标。

文献来源：《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