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能源环境成为关系到世界和平、区域稳定、国家与公共安全面的新威胁，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调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在全球舞台上有了质的飞跃，中国开始在全球能源环境领域扮演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中国政府一直从战略上高度重视能源环境问题，坚持把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努力落实各项国际承诺，积极参加未来阶段国际应对能源环境安全体系和全球治理的构建，为建设全球能源环境新秩序发挥积极作用。

        当今世界，全球共同面临着能源资源价格攀升、 生态退化、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和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①]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共同推动国际体系的变化。能源问题的解决是防止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气候变化引发的低碳和新能源革命正塑造全球能源体系的未来。当前美国欧洲一方面力图限制中国的能源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希望尽快将中国融入现有的能源环境治理体系。2010年墨西哥坎昆会议提及了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都要有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中国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能源需求节节攀升，在全球能源环境中将面临巨大压力。
        中国是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能源环境具有重大的责任。胡锦涛指出，和谐世界要求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社会,使人类与地球和睦相处，通过国际合作来保护全球的自然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和使用全球资源，使人与自然友好相处，可持续发展。[②]杨洁篪指出，“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安全问题突出，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思想不合时宜，同舟共济、互利共赢才是生存和发展之道，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发展成为处理相互关系的普遍共识”。[③]另一方面中国要积极争取自己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排放空间，坚持国际社会应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础上尽早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义务，兑现技术转让和资金承诺，并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发展权问题，因而现阶段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制性减排是不适宜的，应当在维护减排空间和积极大国责任之间作出平衡，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全球能源环境治理中，积极利用、塑造和建设全球能源环境新秩序。
一、中国能源环境外交的任务及愿景
        20 世纪以来，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同时也造成人口剧增、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各国生存和发展。[④]2007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把环境问题作为讨论内容，就能源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公开辩论，这标志着能源环境问题的政治化趋势上升到了新高度。中国高度重视能源环境问题，胡锦涛指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根本利益”。温家宝指出，中国通过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环境，使得中国的发展不会给世界造成影响。[⑤]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依托“77＋中国”集团，代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与利益，积极开展能源环境外交，建设性地参与全球能源环境合作。
        （一）能源领域
        能源安全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物质基础与保障。随着欧佩克影响力的下降和经济全球化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风险渗入到能源安全中来，产能的调整、储量的变化、战争与和平、国际金融资本的注入、新产油国和消费国的崛起、恐怖袭击、核电事故等，甚至美国西海岸的一次飓风，都会引起石油价格的波动，国际能源安全也变得更加复杂而脆弱了。尽管各国已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新能源的开发与试验，但在成熟的能源替代品出现以前，未来世界能源供应对中东产油国的依赖程度仍很难降低。最近在中东地区爆发的链式“维基革命”说明，以沙特、巴林和阿联酋等国为首的威权式国家政体正受到强烈冲击，不排除这些重要产油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出现动荡的可能。因此，除了继续与处于不同地区的沙特、伊朗、苏丹、尼日利亚等出口国进一步开展合作之外，中国尤其要注意处理好与美国、俄罗斯和欧盟主要国家的关系，以最大限度维持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
        中国能源战略的基本内容是：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在国际能源安全战略方面：一是要加强能源开发利用的互利合作。二是要形成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体系。三是要维护能源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环境。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⑥]中国的能源外交，是在现有能源体系中遵循能源规则开展的。随着经济的强势增长，中国每年对能源的需求是呈几何级数上升的。2010年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已经超过55%，并很可能在“十二五”期间超过60%。[⑦]为保持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即使中国的石油公司不去海外找油，也必须通过国际能源市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是客观规律。能源体系的各方必须对一体化这一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只有一个复杂的能源体系，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安全就在于这个一体化大系统的稳定。[⑧]
        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寻求多种途径，实现能源供应的多元化：一方面，调整国内能源产业结构，加大新能源的投入。预计到2020年，除水电以外的可再生能源比重将从目前的1.5%左右提高到6%，其中核能的比重将达到5%，此外中国在对外能源合作关系中需要统筹考虑各种能源资源的关系，天然气、石油、煤炭、铀矿等资源都将是重要的能源资源。当前石油价格日益攀升，煤炭在各国电力供应的重要性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目前核能对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中国需要引进利用国外先进的核电技术和管理手段，建立稳定的国际铀矿供应关系。中国目前石油和天然气对国外的资源依赖度较大，煤炭进口依存度也将继续增加，中国的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和非洲等局势不稳定、突发事件多的地区，而且中国的海上运输通道主要集中在马六甲海峡。这些都会影响中国进口油气资源的可持续稳定性。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加强国际能源合作。一是与能源生产国建立长期能源供应协议，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开展多元能源外交，加强与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的能源合作。二是与能源消费国开展多种形式的能源对话，建立长效互信机制。随着中国能源外交的稳步开展，中东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地，中国从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量一直持稳步上升趋势；中国对非洲地区的能源外交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在短短的几年里，非洲已经成为中国第四大石油进口来源地；中国对俄罗斯、中亚地区的能源外交虽然开展时间没有中东地区早，但是也卓有成效，中国从以上两个国家、地区进口石油速度不断增长。中国通过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多种途径展开与多个能源出口国的合作，实现了中国能源进口来源的多元化。这些能源外交实践，确保了中国石油的稳定进口，也保障了中国的石油安全，中国经济没有因为世界能源政治、能源经济形势的变化与动荡而停止发展，反而一直保持7％以上的速度增长，以持续渐进的发展态势朝着中等发达国家这一战略目标在前进。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丰富的石油供应，得益于中国能源外交的有效开展。
        （二）   环境领域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环境资源大国，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外交，许多国家领导人出访都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重要活动内容之一。[⑨]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派代表团出席了瑞典斯德哥尔摩会议，并且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的宗旨是取得共同的看法和制定共同的原则，以鼓舞和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保持和改善人类环境。中国在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本国环境问题的同时，积极务实地参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为保护全球环境这一人类共同事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国为进一步加强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于1992年4月成立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⑩]2007年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先后8次参加环境和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胡锦涛在2007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四项原则：坚持合作应对、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导地位和科技创新。2008年6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11]胡锦涛指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根本利益。”[12]在2009年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并四处斡旋，协调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分歧，最终推动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13]
        自参加1971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以来，中国环境外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促进世界经济的健康增长和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责任和可以发挥的作用。中国环境外交的主要出发点是维护国家利益、争取国际援助、促进国内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根据这一出发点，中国一方面十分重视解决自己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同时也十分重视和积极参与环发领域的国际合作，大力开展多边和双边环境外交，使中国环境外交成为世界环境外交领域中的一支突出力量。目前气候变化问题是中国环境外交的重点领域。
        中国政府积极参加各项国际公约的谈判活动并力争加入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多边环境公约，具有很大意义。中国从维护国家环境权益、履行国际义务、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目的出发，加入了包括危险废物的控制、危险化学品国际贸易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环境管理、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保护、荒漠化防治、物种国际贸易、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核污染防治、南极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和国际环境权保护在内的14大类50多项多边环境协议。[14]在臭氧层蒙特利尔议定书谈判过程中，中国为资金机制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倡导下，最终成立了多边基金。中国积极加入多边公约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区域性多边环境外交与合作，如APEC环境保护中心、东北亚环境合作、东亚海和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等。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多边基金等许多环境保护多边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5]
中国始终注意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尤其是在各公约及其相关问题的谈判过程中。在1991年的北京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就环境保护形成了共同立场，并通过了《北京宣言》。在历次多边和双边环境外交谈判中，尤其是在里约环发大会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上，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提出发达国家对保护环境负有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义务，理应率先行动起来，为保护全球环境作出贡献。
二、中国能源环境外交的国际贡献及成效
        面对国际环境能源问题的压力，中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其中“中国加77国集团”模式对国际能源环境问题谈判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发展中国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争取国际援助和公平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高能耗国家不仅面临着全球环境安全的严重挑战，其自身也是全球环境问题主要来源。因此，面对不断融合和相互联系的能源环境问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一方面要恪守承诺，为维护全球能源和环境安全保护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在清洁能源方面取得突破性发展，促进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均衡，实现“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
        （一）   积极推动国际能源环境合作
        中国对国际能源合作的主要贡献包括：推动全球相互依存不断深入，维护生产国与消费国的良性互动。经济相互依存是中国进行能源合作的推动因素。从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双重影响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与诸多西方大国一样的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在保障能源安全、应对能源危机，影响市场交易等方面都与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它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双方获益不断增加。一方面，主要大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都需要稳定而可靠的能源供应，这是各国在能源问题上的最大利益交汇处。如果中国和世界主要力量在多边框架内协调各自的能源政策，并与其他国家共同合作，就有可能从需求方面制约世界石油投机行为，稳定国际能源市场。另一方面，作为主要能源消费大国的中国通过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以及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燃油效率，将减缓世界能源需求压力，使全世界受益。
        2007年《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指出能源安全是全球性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合理利用能源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权利，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国际合作而获得能源安全保障。要实现世界经济平稳有序发展，需要国际社会推进经济全球化向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一是与能源生产国建立长期能源供应协议，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开展多元能源外交，加强与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的能源合作。二是与能源消费国开展多种形式的能源对话，建立长效互信机制。
        在国际环境领域，中国加强和推动与周边国家或相关地区的合作，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机制化建设。中欧启动了中欧清洁能源中心，支持中国建立一个更加持续、环保和高效的能源产业，更好地获取国际上，尤其是欧洲的政策、法律框架、技术经验和最佳模式，从而增加清洁能源的利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建立了能源与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在清洁电力、交通、清洁水、大气治理、湿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保护等五个领域建立了联合工作组。[16]建立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定期进行政策交流，讨论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建立了中欧环境政策部长级对话机制和中欧环境联络员会议机制，并召开了中国━阿拉伯国家首次环境合作会议。中国积极开展环境保护领域的双边合作，先后与美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等42个国家签署双边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并且不断推动中非环保合作。[17]下表反应了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机制建设，并且充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认识到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重大紧迫任务；亚欧会议成员愿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加强合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重申各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努力保持和改善环境质量，充分考虑子孙后代的需求；认识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三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二）倡导新能源安全观
        中国倡导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18]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胡锦涛在八国峰会上倡导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19]新能源安全观的深刻内涵包括：第一，在能源的开发利用上，主张互利合作。中国新能源安全观要求从能源开发到利用的各个环节中加强能源出口国、中转国和消费国之间、能源消费大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确保全球能源安全。第二，中国新能源安全观倡导：国际社会应该加强节能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支持和促进各国提高能效，节约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合作，建立清洁、安全、经济、可靠的世界未来能源供应体系。第三，中国新能源安全观倡导：携手努力，共同维护能源生产国特别是中东等产油地区的稳定，确保国际能源通道安全，避免地缘政治纷争干扰全球能源供应，抛弃以传统现实主义的旧思维方式来看待能源问题的观念，不着眼于对现有能源市场的分割和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上，不把能源问题政治化，更不能动辄诉诸武力，而是要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念，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彼此的分歧与矛盾，加强合作、协同保障以有效维护能源产地和能源通道的安全。[20]
        （三）为全球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认真履行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所作的承诺。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府就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又于2007年成立了由温家宝总理任组长的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同年发布了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级方案，在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进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胡锦涛主席在2007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提出了中国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四项原则：“合作应对，可持续发展，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导地位，以及坚持科技创新。”[21]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东亚峰会中阐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五项主张：“ 第一，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合作。第二，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第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第四，技术进步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有决定性作用。”[22]中国不仅积极参与现行国际制度，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采取学习和适应的方式，还逐步向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和谋求主导的方式转换：首先，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要求发达国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来率先承担减排放，并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23]其次，中国、欧盟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之间也具有一些共同点，都注重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建设问题。第三是中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双重定位，一方面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77国集团加中国”的模式参与谈判，另一方面中国固有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已明显拉开了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距离，不得不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面对来自欧盟和美国的国际压力。当然中国也在积极协调 “77国集团加中国”阵营，为发展中国家努力争取更多的资金技术援助，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同时保持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
三、未来中国能源气候战略的实施方法及路径
        （一）在战略层面上中国应改变过分重视能源安全、相对忽略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政策取向，将气候安全和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与长期发展战略的框架中，将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国家战略框架使其进入气候能源战略架构管理时代。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中国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分析（IPAC）模型组的研究结论，在战略层面上规制能源与气候可持续发展，将通过低碳社会发展目标实现多种社会发展目标的和谐共进，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国家经济发展三步走总体目标”、“中国构建科技创新强国目标”等国家战略发展的一致性。考虑到全球低碳未来和低碳核心技术的勃兴将在世界范围内提升能源产业及其装备制造业的战略地位，中国既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压力，又存在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在这一过程中要积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建设，为中国低碳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把政策激励和企业自身发展动力结合起来，使中国企业自身最终形成低碳技术发展模式并掌握低碳核心技术。中国要通过鼓励技术创新、推动立法、转变消费模式、建立碳市场等方法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和产业体系，同时适当调整贸易政策，适当限制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并扩大工业制成品进口。
        （二）积极推动能源多元化
在通过提高新能源比例，改善能源供应结构的同时，强化能源供应的多元化。中国在能源安全方面，应拓宽能源供应渠道，避免出现能源供应过分依赖某一国家或地区，逐步改变对中东石油的过分依赖，大力扩展非洲、拉美以及中亚里海的石油供应，以确保能源供应多元化。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能源供应愈是多元化，能源供应将愈发安全。当前，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加大，但这并不可怕，只要保证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就不会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同时，推动中国和发达国家建立清洁伙伴关系也为能源多元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开发利用清洁能源、保护全球气候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并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要求在能源技术和资金等方面对中国提供支持。鉴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影响日益关键，在欧盟和美国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而开始推广全球低碳经济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利用这个历史机遇，获得新能源和低碳技术，不仅要通过新的与气候相关的国际合作机制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制定国际气候能源的标准和规则，使我国重点行业和企业灵活利用国际标准和规则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三）加强全球气候变化外交工作
        全球气候治理基本上有两种框架层次：一种是在联合国主导下经由多边外交形成的国际法框架，另外一种即所谓大国双边合作的框架。中国应该注重国际多边和大国双边这两个层面的气候外交工作：１.中国要继续加强对发达国家气候外交，督促发达国家尽早达成2012年后减排目标和承诺、分化其对中国集体施压的统一立场、创造中国参与气候变化外交的良好政治氛围。２.中国要重视、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尤其是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应是发展中大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协同合作的重要原则。共进合作以推动非商业化技术转移为切入点，旨在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实现全球低碳发展目标，协同解决气候问题。3.中国应当特别防范发达国家刻意分化“77国集团加中国”的图谋，警惕其切割新兴发展中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迫使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直接面对美、欧、日的压力。中国应坚持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导地位，维护“77国集团加中国”的团结，强调八国峰会和其他多边磋商的补充作用，并尽快落实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援助基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热带地区、雨林地区和小岛屿国家）提供各种形式的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资助。
        当今的时代是“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24]的时代，世界各国的利益复杂交织，人类共同命运影响深远，现存国际体系的开放性正是源自全球体系的相互依赖性，[25]互利共赢地发展国际交往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需要，而且也是其他国家的需要。[26]在这新旧国际体系转换的时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27]各种全球化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推动各国外交出现复杂和深刻的变革，以绿色共赢为核心的中国外交日益重要。
        能源和环境威胁一起,深刻地影响着一国战略的优先秩序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途径与行为方式。如上所述，中国在非传统领域中一直保持了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和谐世界”理念指引下，中国积极推进能源环境领域的外交。能源环境领域的外交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破除了 “文明冲突论”、“世界权力转移理论”所谓的中国将会在权力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与西方国家发生碰撞的虚幻，向世界展示了和谐中国国家形象的原则与政策，对国际政治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所指出：“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28]展望未来，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活跃在世界能源环境舞台，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建设和谐世界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