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日本经济的核心词汇是“安倍经济学”。安倍将金融政策（超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财政政策（持续的赤字财政刺激政策）和结构改革或者称规制改革（民间投资）比喻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随着安倍政府与日本央行的共同努力，金融与财政政策的效果逐渐显现，结构改革的部分政策拟定也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短期内已经起到了拉高市场对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效果，一直以来难以提升的消费者支出也出现抬头的迹象。受此影响，日本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前三季度，日本GDP分别取得了同比4.1%、3.8%和1.9%的增长。尽管第三季度增速明显放缓，但这一数据仍略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此外，9月8日东京获得了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大大提振了市场及政府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信心，甚有将申奥成功视为“安倍经济学的第四支箭”和“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起爆剂”。10月8日，IMF公布的年度全球经济预测表明，2013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将突破2%，大大好于年初各界的预期。对于“安倍经济学”，IMF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推算其将2013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推高了1.3%。
受“安倍经济学”中持续的赤字财政刺激政策、超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从2012年12月到2013年11月，日经平均指数上升68%，日元贬值25%。在制造业方面，据日本央行10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大型制造业景气指数为 12，远超预期中值 7。数据连续三个季度转好，也创下了6个季度以来的最高值（2011年3月以来）。小型制造业指数尽管仍然为负值，但相比之前月份已有明显改善。截至2013年11月8日，在东京证交所一部上市并公布2013年中期业绩的1082家企业的最终收益同比增长了1.3倍。受一系列利好因素影响，日本瑞穗证券发布的预测显示，2013年年终私营企业员工奖金为平均每人36.7万日元，较去年同期增加0.4%，是2008年来首次实现增长。 “安倍经济学”在短期内起到了拉高市场对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效果，但是日本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目前尚未得到改变，其背后蕴藏着更大的危机。
第一，日元汇率的大幅贬值并未扭转外贸逆差。大规模的央行货币宽松计划帮助压低了日元汇率，这虽然增强了日本出口商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有利于日本的出口，但也抬高了进口成本，加之由于进口矿物燃料的价格高昂。截至2013年9月，日本已连续第15个月出现逆差，为1979年有数字可供比较以来的持续时间最长的逆差。9月单月的贸易逆差更高达9321亿日元，同比猛增64.1%。
第二，超发货币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的比例不高。根据日本央行最新数据，2013年1-7月，日本信贷总额仅增长0.87%，导致企业很难利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今年前两个季度，日本投资环比增速分别为-3.1%和-6.8%。超发货币大规模进出资本市场导致市场波动剧烈。2013年5月23日，东京日经股指大跌超千点，拉开了日本股市大起大落的序幕，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和五年期国债CDS大幅上升预示日本债券市场也将面临大幅波动。
第三，税负偏低加剧政府债务负担。在“安倍经济学”的主导下，日本政府人为压低税负。2013财年，日本税负仅为22.7%，远低于美英德法等国。尽管低税负与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一致，但是政府收入增长乏力致使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2012年，日本政府债务率已经突破230%，如果未来进一步上涨，很可能危及政府信用评级，导致国债利率飙升。
总体而言，从短期来看，“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的提振作用明显，但是近期出现的股市大幅波动以及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等负面因素的影响逐步显现。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将削弱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来看，面对外部失衡、投资不振和政府债务高企等挑战，日本经济增速回落的可能性正在大幅提升；从中期来看，日本税负偏低导致政府收入无法与政府支出相匹配。未来如果上调税率，如消费税税率，将进一步削弱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效应，加速经济回归“低增长稳态”；从长期来看，只要日本无法在产业与技术前沿上形成突破，实现开拓性创新，日本经济就很难打破目前的“低增长稳态”。单纯通过超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人为推高经济增长率，最终将导致政府和贸易的双赤字，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因此，IMF的报告也指出，“安倍经济学并不能保证长期的成功，日本经济持续增长应与结构改革、平衡的财政重建紧密连接”。 当前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谈判主要是中日韩FTA、东盟倡议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及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对日本而言，相比TPP会给其农林水产、医疗保险等行业带来毁灭性打击，造成每年2.9万亿日元的损失，中日韩FTA更具现实意义。三国因经贸往来规模庞大，产业链结构的互补性较强，不但经济利益高于TPP，谈判的难易程度也优于TPP。因此，日本国内如住友商事、小松等大型企业领导人要求安倍应同时推进中日韩FTA、RCEP和TPP谈判。庆应大学教授金子胜等学者甚至认为，日本与其在TPP的规制制定中被动应对美国产业结构转换的要求，不如将RCEP以及中日韩FTA作为区域合作及经济复苏的当务之急。但日本政府从参与TPP可为其在未来亚太新经济规则的建章立制上抢占先机，及配合美国将TPP打造成一个对华施压的有效工具等政治视角出发，优先考虑参与TPP谈判，并以之增加其在中日韩FTA及RCEP谈判中的筹码。
关于中日经贸关系问题，目前中日已互为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且相互依存度已超越日美关系。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2012年两国贸易总额为3336.6亿美元，约占日本外贸总额的1/5。但受钓鱼岛等问题的影响，2012年中日贸易总额较2011年下降3.9%。受此影响，进入2013年后，美国超越中国成为日本的最大出口对象国。实际上，受中日关系恶化影响，2012年第三季度日本实际GDP则比上季减少0.9%。
总体而言，尽管在中日经贸依存关系中，中国相对有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核心技术方面，中国却有明显软肋，对日依赖性大。如机电产品一直占两国贸易总额的40%左右。相比中国对日出口的机电产品主要为国内组装的整机设备，日本对华出口的机电产品则集中于精密机械、关键零部件及优质原材料等方面，且随着中国对发达国家出口的增长，粗加工制成品的比重越来越低，而精加工制成品的比重却越来越高，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越强。据统计，2011年日本对华出口品中约70%为会直接影响中国制造业正常运营，且替代性相对不高，有些甚至根本无法替代的精密机械和核心零部件。而中国面向欧美的成品出口中，很大部分需要借助从日本进口的中间产品或零部件才能完成。更为重要的是，中日贸易中很大部分由在华日资企业完成，并逐渐形成了日资企业主导中日贸易、日本高新技术产品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因此，对于日本国内弥漫着要以核心技术控制、经济反制中国的噪音，在华日企加快产业转移，加大对东盟的投资力度等言行，中国应作出积极应对，如一方面可通过科技自主研发以发展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可加快中韩FTA的谈判进程，及通过中国—东盟FTA和RCEP等平台，从第三方得到制造业再加工所需核心原材料和零部件等，进一步取得对日经济关系的主动权。 目前，日本政府已决定2014年4月后消费税将从目前的5%升至8%，2015年10月后可能会进一步升至10%。IMF预测，受此影响2014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将降为1.2%，但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在提高消费税的同时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效应，如果加上相关效应数据，2014年的增长率将会高于目前的预测数字。
在东京申奥成功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方面，据东京都的测算，自2013年至2020年的7年间，主办奥运会将给日本国内带来的直接经济效应约为3万亿日元，并可创造15万个就业机会。而日本大和证券首席分析师木野内荣治则认为经济效应可能更大，指出这7年间旅游观光产业可能实现倍增，经济效应约为95万亿日元，如果安倍内阁国土强化计划得到推进，还可产生55万亿日元的经济效应，两项总额加在一起可达150万亿日元。无论具体的经济效应如何，东京申奥成功后，经济界的确感到十分振奋，如日本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表示：“这将给震灾地区的国民带来勇气和希望。……将给首都圈地区的再开发利用、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招揽游客带来动力，日本经济的恢复也将更加强劲。”

文献来源：